优化会计信息传导机制的分析

优化会计信息传导机制的分析一、建立以专业信息使用者需求为导向的会计信息传导机制按照会计信息使用者搜集、阅读信息的能力差异，可以将会计信息使用者划分为专业信息使用者和非专业信息使用者。

在证券市场中，前者包括各类机构投资者和信息中介服务商，而普通大众投资者则属于非专业信息使用者。

但是，针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特征对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进行改良的研究结论必须相当慎重。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信息使用者总是认为“信息再多也不够”，并总能将自己的决策失误归咎于某项具体信息的缺失或误读。

因此，不加区分的满足所有信息使用者的每种需求，将导致会计信息过载和信息披露成本的增加，即这种正反馈的调节方式会加剧会计信息传导机制的不稳定性。

以专业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特征为重点，充分满足其各种合理的信息需求能够有效地提升会计信息的传导效率，因此，以专业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为导向的会计信息传导机制应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专业信息使用者相比于非专业信息使用者能够更有效的搜集和处理信息，在信息处理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其投资行为对证券的定价具有重要影响，证券市场的定价和交易效率在很大水准上取决于专业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因此，针对非专业信息使用者进行的会计信息需求调查，并不一定能得到客观、合理的调查结果，以此调查结果来改进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就相对应地缺乏科学性。

二、拓展会计信息的披露技术会计信息披露技术与会计信息的及时性质量要求相关，及时性包括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会计确认计量的及时性两个方面。

较之于人类社会早期，当今的会计信息披露渠道和方式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电视、报纸、网络、收音机等现代通讯手段都被应用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为主要内容的会计信息披露方式使会计信息对“经济真实”的反映得到了较大提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会计信息披露的渠道和方式能够完全满足市场需要，而无须从技术上对之进行改进和完善。

会计确认计量的及时性，可以通过对公司财务报告中应计额、盈余与应计额比率、盈余与现金流量比率、帐面价值与市场价值比率、收益与股票回报关系、加速折旧额与固定资产价值比率等变化的时间序列分析，公司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横截面分析，在一定水准上予以测量（魏明海，2005）。

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数据商所提供的历史数据对公司会计确认计量的“历史及时性”进行测度，利用上述测量方法还缺乏会计确认计量及时性的适时数据，因此，对上市公司会计确认计量的“当前及时性”进行测量，还存有一定的数据障碍。

但是，基于财务学中套利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会计确认计量的“当前及时性”一旦被测量出来，就能进一步消除证券市场中的“套利”机会，从而使证券市场的运行更有效率。

这样，是否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公司财务报告的适时数据，就成为测量会计确认计量“当前及时性”的一个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三、充分利用信息分析中介对会计信息的解读作用以专业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为导向的会计信息传导机制，可能造成对非专业信息使用者保护的忽视问题，虽然会计信息披露技术的改进在一定水准上为非专业信息使用者的信息搜集提供了便利条件，但非专业信息使用者并不一定能够充分、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

因此，在增强对非专业信息使用者的保护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于其他力量。

Healy和Palepu（2001）认为：信息中介为缓解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提供了另一种途径。

实际上，信息中介对证券市场运行的积极作用，国内的经验研究已提供了诸多支持性证据（朱红军等，2007；张然等，2007）。

我国的很多机构投资者本身就具有信息分析中介的职能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信息分析中介对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

因此，通过规范信息分析中介的行为和责任，可以使会计信息被更有效的解读，改善非专业信息使用者的信息劣势地位，提升会计信息在证券市场中的传导效率。

四、在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中引入对抗性程序在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中引入对抗性程序，首先要辨别相关的利益集团及其相对应的信息获取成本，然后再建立这些利益集团间的恰当对抗关系。

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中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府、上市公司、专业信息使用者、非专业信息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等。

政府所要求的利益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以维护政府的执政形象。

上市公司的利益要求则直接的体现在公司融资和管理层报酬方面。

专业信息使用者和非专业信息使用者则期望借助会计信息做出准确决策，以获取投资报酬。

社会公众则是希望通过会计信息了解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

但将上述所有利益群体纳入到对抗性程序中并无必要，仅需在关键利益群体之间建立对抗关系就能达到目的。

具体而言，因为专业信息使用者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因此使其与上市公司对抗，以及在专业信息使用者之间建立对抗性程序是应首先予以考虑的。

政府在对抗式程序中可充当协调者角色，故可不单独作为一类对抗主体。

而其他利益群体，如非专业信息使用者和社会公众，因为缺乏必要的组织结构，因而无法直接参与到对抗性程序中来。

因此，以专业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为导向的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中，专业信息使用者就应成为对抗性程序中的主要对抗集团。

比如，专业信息使用者中的证券分析师就是该对抗集团中的主导力量：首先，证券分析师是证券市场中重要的信息搜寻者和阅读者，对会计信息的关注水准高，解读能力强，并且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他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次，证券分析师行业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资格认证、行业自律规范体系；第三，证券分析师具备较高的专业和法律素养，便于其有效行使对抗权力；最后，证券分析师的行业发展历程，证明了其在解读会计信息、挖掘信息等方面，能够起到“保护投资者”和“提升市场效率”的作用。

专业信息使用者获得对抗权后，便能对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提出质询，而对抗性程序则要求被质询者（即上市公司）必须接受质询，并对所提问题进行必要解释。

五、进一步扩大会计信息的“受众广度”虽然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中引入对抗性程序，能够极大地提升会计信息的传导效率。

但是，对抗式程序的应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会计信息的“受众广度”问题。

这是因为，非专业的普通信息使用者无法直接参与到对抗性程序中，导致会计信息在专业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者之间分布不均匀，这就无法从信息的匹配层面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保护。

扩大会计信息的“受众广度”，可以通过将专业信息使用者对抗过程的透明化处理，来间接地解决“受众广度”问题，也可通过其他直接方式加以完善。

比如，对财务报告进行适当简化，在正式财务报告之外附加提供一套简式报告的做法，对非专业信息使用者而言是有益的，这种方式能够使非专业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保持一定的专注性，从而避免过多的信息披露内容削弱财务报告有用性。

在简式财务报告的基础上，上市公司在发布信息时采用长期的、按时间顺序进行系列发布的方式，对非专业信息使用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进行会计信息传导机制的优化时，应结合使用简式报告和长期系列性发布信息的方式，并与专业信息使用者对抗过程的透明化处理相配合。

实际上，为避免专业信息使用者对抗过程透明度不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借助于其他力量——为数众多的会计学者（会计教师）和非执业CPA，这些会计领域的专业人士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他们有能力也有动机去承担一部分会计信息的解读工作，虽然这个群体与非专业信息使用者一样，也无法直接参与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中的对抗性程序，但他们可以通过在财经杂志或互联网络上公布其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研究成果，为市场参与者扩大信息解读视角，同时也能起到对证券分析师分析结果进行验证的作用。

六、增强市场参与者对制度的“信任”以专业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为导向、发挥信息分析中介的作用以及引入对抗性程序所建立起来的会计信息传导机制，如何在市场中取得广泛的信任，是实现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优化的重要基础。

市场中合理的经济秩序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制度则是对“信任”的保证。

虽然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为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信任提供了制度保证，但市场参与者对该制度的信任则是其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因此，如何增强市场参与者对制度的信任就是会计信息传导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之关键所在。

当前，市场参与者对构成会计信息传导机制的制度体系信任度不高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有，并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对会计学界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现在的制度体系为“信任”所提供的“可感知模式”正倍受质疑，因此如何改善会计信息传导机制中对制度体系的“信任”水准是当前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进一步来讲，为增强市场参与者对会计信息传导机制的信任度，一方面要强化法律责任，而其中的关键则是加大司法的执行力度；另一方面，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价格机制的局限性（即价格机制在特定情况下失灵问题），对市场价格机制运行进行监控，且在必要的时候对价格机制适时进行管制。

但是，对价格实施管制行为必须格外慎重，因为过度的管制可能对信誉带来损害，一味的依赖政府管制，忽视其对信誉可能带来的影响，反而会产生更严重的信任问题，这源于管制与信誉之间的“凸函数”关系（张维迎，2003）。

所以，政府管制（如这里提到的价格管制）只能是增强市场“信任”的最后一项手段。

优化会计信息传导机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