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翁回忆录汇总

【新安医话】
今翁回忆录
——吴锦洪先生年谱
□吴锦洪自撰汪文生整理
（1992年1月30日开始整理，时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春节前三日今翁年七十五岁）
吴锦洪，乳名妙根，十四岁学中医时名锦洪，七十岁后自号今翁，取毛主席诗词“龙盘虎踞今胜昔”之意。

公元1917年4月28日，农历丁巳年三月初八日，锦洪诞生在上海南市大东门外，大码头街吴大隆剪刀店内。

父亲吴社忠，14岁来上海东门内三牌楼王大隆剪刀店学手艺，三十岁后，在大码头街开设剪刀店，续娶陆氏彩彩，先生胞姐吴云娥。

五年后，年已38岁始生锦洪，乳名妙根。

中年得子爱逾拱璧，生后半岁患麻疹后，早食油腻，遂病肠炎，腹泻日久不愈，城隍庙附近有名儿科殷受田等，三五日即往求治，沪上幼科名医求诊殆遍，医药所费不赁。

1925年6月〔乙丑〕由于体弱多病，直至九岁（虚龄），始入附近的市立隆德小学上学。

1929年6月〔己巳〕，隆德小学第九届高小毕业，校长为陈聘伊。

入学第二年即提升三年级，故在小学不满四年即学完六年的课程。

幼年时对图画有爱好，曾记五岁尚未上学，即在店柜的木板上用粉笔画图，及用毛笔在记事板上涂成鱼虾类动物
1930年2月考入上海大南门外民立中学，插班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学习。

1930年秋升初二（庚午）。

该校外语为主要课程，教材如“New china”及纳氏文法，全部都是外文，其中生理卫生名词多有外文，这对我以后自学西医有帮助。

1931年1月〔庚午冬〕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发生，（历史称“一二八战争”发生在1月28日上海闸北，日本租界，战争历时一个月
左右）我与母亲二人避难杭州，时云娥姐已在二年前出嫁，婿家姓宁，姐夫名宁舟松，（系休宁县五城区人）住湖滨某街，巷名孩儿巷，陈阿高家楼上。

陈父绰号小连生，在大东门城内开剪刀店，与父亲是同业好友。

住一个月左右，战争结束后仍返沪。

在杭州时我年仅13岁，由阿高陪同，天天逛西湖，曾在宝石山宝俶塔后面，发现牛皋墓，杂草丛生，似无人注意及此。

我自幼爱好阅读一般的小说书，每天父母所给买点心的钱，约四五个铜元，积而不用，攒上一定数目，即向街上的书摊购买一部小说阅读，如《施公案》、《洛公案》、《洛公传》等，一般是油光纸64开、线装本，每套4-6本，每本约三、四个铜元。

后来偿购买成套的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一套12本，铅印32开本，记得将此书爱不释手，连看几个通霄，看完才放手。

在小学数年中，我购买的小说书，竞把店中的货架装满一部分，致使父亲发怒，要将其烧毁。

1931年3月，〔辛未年〕春节刚过，由父友朱炳康（系做剃刀工匠）介绍到浦东周浦镇，从中医张仲良先生学习中医内、外、妇、儿、喉各科，时虚龄15岁，初定三年后，又增加一年，共四年满师。

张在当地声誉仅属一般，每日来诊者不过数人，其师从不明，自称从其族叔张某某所学，看病很杂，除骨伤、眼、针灸外，内、外、妇、儿、喉诸科疾病均能诊治。

从师入门先熟读《汤头歌诀》和《医宗必读》中的“四字脉诀”和《本草备要》，同时学做膏药，和配制外、喉科成药。

同时抄录老师所传的所谓秘本《杂证会心录》和《张氏验方集》、《乔助阑医案》、《刘鼎扬医案》等手抄本。

半年后，即随师侍诊、抄方。

每遇诊病，与老师对面而坐，老师口述药名、剂量、抄写成方，交付于病人。

出诊亦然。

《医宗必读》为医学入门之佳作，系松江李中梓所著，由是对中医理论渐感兴趣。

于是向上海中医书局购到《黄帝内经》，影印本《伤寒论》等中医经典著作，由于无人指导，连句读都无法点定。

直到数年后，（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刋行裘吉生编着的《珍本图书集成》和陈存仁主编《皇汉医学丛书》，看到日本丹波元简父子所辑《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
《伤寒论述义》、《金匮要略辑义》、《金匮要略述义》后，十分赞赏，成为我学习中医基础理论良好的参考和指导资料，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把我的书室，名为丹波斋，同时，自刻“丹波斋”蔵书阳文印章一枚，表示对丹波氏父子的敬仰和钦佩。

“八一三”日军轰炸上海，全家逃难返原籍。

所有衣物尽皆抛弃，但仍随身携带《皇汉医学丛书》4本，《珍本图书集成》内科部分1本，为我抗战期间学习和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参考资料。

师伯张伯良兄弟三人，二弟仲良，即余业师；三弟思温，在上海从事商业工作。

张伯良为中医儿科医师，据说系清末民初浦东儿科名家计槐堂的关门弟子，声望在当地首屈一指。

师伯染有阿芙蓉癖，门下弟子达二十多人，当时尚有坦直桥陈绍闻、六灶嵇德凤、三林堂金文珍（女）三人未结业。

张伯良虽然门人很多，但对我似另具青眼，他家边门与仲良医寓相通，故我经常去他诊室看他治病，我曾录有“张伯良医方集”（系平日门诊所抄），及所常用验方数则。

他的学术渊源，可能宗自明、清间上海儿科名医秦景明。

曾有秦氏所著的儿科抄本《儿科金针》一册，为弟子们所传抄。

诊室备一高约40多公分高的红木药箱，药箱中分数层屉，装有成药，用古方小瓷瓶装。

另有用布包的中药材粗末约百余包，多系常用中药研成的粗末，包成长方形，包上写有药名。

每治一儿童，即用银匙舀药末数种，另用小方纸写数味未备药名，交于病人和药末一同煎水内服。

纸的右上方盖有“末药引汤”四字，左下方盖“张伯良诊”木章。

业师张仲良以往并无门人（后听说我结业后，另收南汇县的女弟子名盛秋莲），于中医理论似未深究，故我学医四年，除随师抄方侍诊外，余睱均属自习，别无师友可资研讨，养成独自闭门读书，广泛搜买参考书籍之癖。

当时世界书局发行的《珍本医书集成》《皇汉医学丛书》洋洋巨著，精装共28本，以及大东书局出版的，由绍兴曹炳章主辑的《中国医学大成》无不集资予以购回阅览，因此养成了购书的习惯。

一见到佳作，莫不千方百计设法罗致到手。

同时着手自学
琴、棋、书、画，都是无师自通。

曾为隔壁顾姓画花鸟屏四幅，裱挂客堂中受到赞偿，参加周浦镇象棋比赛，名列第三。

所有藏书，书画印章，都是亲手雕刻，曾获当地几位识家的称许。

由于要刻印章，于是开始对古代文字，（包括甲骨、大篆）发生兴趣，时年仅十四五岁。

1935年1月，农历甲戌年十二月初，由周浦返沪，与任黎芳结婚。

阿凤生父姓周，住上海，姐妹多人，父早亡，寡母无力抚养，幼年即给任长生为养女。

任系浙江嘉兴藉，原为青红帮中一小头目，开一锉刀店，妻无生育，自己也中年失明，养有一子，名任银根，一女即阿凤。

姐弟二人均非亲生。

因与我父有业务联系，遂成好友。

1935年4月，农历甲戌年三月，我婚后不到一月，学医结业由周浦返沪，准备开业。

先参加市国医学会，入会费银元8元。

为领开业执照，准备迎接中医开业考试，8月入上海望志路125号中医专修馆，进修中医基础理论半年。

馆长为中医妇科杨澹然（浦东人），教师有孟河许半农、上海冯伯贤、刘仲琦，他们是上海中医学院的教师。

1936年4月，由上海国医学会代办手续，向上海市卫生局豋记领取开业执照。

此时已蒙亲友介绍，代人治病。

并常至南市水果业同业公会医务室，与冯伯贤医师等共同会诊。

曾治一湿温昏迷病人，用柴胡达三钱；给律师张意平的妻子治支饮症，初次试用十枣丸，每服3克，大泻20次，获得良效。

当时上海医风，用柴胡不过钱，而十枣丸极少内服。

1937年2月5日，农历丙子12月24日，长子守愚诞生于上海南市，时我虚龄20岁。

1937年8月初，上海局势紧张，日本军队在闸北蠢蠢欲动。

此时刚收到休宁光家里姐姐家来信，说姐姐生了第一个外甥我父母均想乘此机会，一则逃难回老家，暂避数时；二则可以看望多年未见的女儿和外甥。

故在8月12日，全家五人乘火车往杭州，再搭杭徽路的汽车返徽州。

全家租住五城下街“大成里”二房森玉堂。

“大成里”黄家是五城大族，据称祖上曾做过大官，一家弟兄八人，分八房聚居大成里，占地数十亩。

每房有一厅，共有八个大厅，厅旁有书厅，外
还有住房，一套三进，占地很大。

另有一套花园形式的学堂，内有鱼池、花圃，为族中子弟上学之所。

房屋的窗，均是雕花彩绘，十分华丽。

此屋解放后改为五城中学校址。

不久即闻上海、南京失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原来以为一、二个月即可结束的幻想破灭了。

父亲和我两人于1939年春末，绕道温州搭火轮，返上海探望情况。

父亲回南市老家看守店门，我借住法租界金大隆剪刀店楼上，金大隆店主金桂生与我父同学业于王大隆剪刀店。

此时上海各个租界内人满为患，为上海市民的难民集中区。

上海城区及城郊被日本人占领，占领区的店户闭门不营业。

出入租界路口，均有日本军（部分是朝鲜人）把守，经过时要通过搜查，要向他们躹躬行礼，方准行走，空气十分紧张。

一次我带了几张家中的老相片，被他们搜出丢在火堆中焚掉，所以，我家以往的老相片，未被留存下来。

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父亲看到上海的市面一下平定不下来，故让我一人先回徽州。

仍由上海乘火轮经温州，再乘汽车经括苍山脉、丽水、永康、金华、兰溪，再换乘木船溯新安江上行，经桐庐、歙县，再到屯溪。

此次为我单身远行，计在温州住了一晚。

次日乘长途汽车，经丽水（括苍山中一个小城镇），一路穿山过涧，风景如画。

到永康休息吃中饭，在永康看到特殊的是，该城石桥两旁，都建有店铺，人在桥上经过、犹如过街一般，不觉已经过桥。

街上店房，都是古色古香，与一般大城市的洋房不同，在此游览，恍如重返百余年前的古城。

当天到达金华，再乘火车到兰溪，即上木船，经富春江转新安江。

沿途经严州府，当时尚有城墙、城门，一路风景有七里泷，严子陵钓鱼台，雷打棺材洞等风景，十分出美。

因逆水行舟，一路由船工背纤上拽而行，一日不过行数十里。

此时屯溪十分热闹，有“小上海”之称。

光各种戏院（京剧、越剧等）就有三四家之多。

为皖南行署所在地，行署主任为前十九路军的戴戟将军。

日本飞机曾数次来此轰炸，屯溪已成为沦陷区（日军占领区）与大后方的交通枢纽，此时
皖赣山区尚未沦陷，与江西连成一片。

后来江西沦陷，此地遂成为孤岛。

抗日战争八年，日军始终未侵入徽州地区。

从此，我父打消了短期返沪的空想，把上海可变卖的物品变成现金，携返老家。

我也在当地逐步替人看病。

来徽时，曾在1937年春，由大成里返千金坦暂住，妻子黎芳在上海时已怀孕，于是十二月初三日（农历丁丑年）公历1938年1月4日天降大雪，生下第二个孩子，乳名福英，学名守真。

千金坦为休宁县南乡一个小山村，属山斗乡，离五城镇十五华里，不通舟车，步行约二小时可到，是我祖籍老家，解放后成为一个大队。

西至璜茅约十华里，即与今江西省婺源县接壤，歙砚的原产地砚山，即离璜茅西首五华里，属江西婺源县驼坑，我曾因出诊到过该地。

当时是一个四周围是青石壁山坑，没有人在此釆石。

1939年，我家由下街黄氏森玉堂迁至上街宁用和家居住。

时宁用和从外地返家，与其养母二人住楼上，楼下二间居我家，边有一小客厅，由我作为诊室，由是我正式开始行医，由于我身材瘦小长就一幅娃娃脸，人们戏谑称为“囝先生”，或称“宁家先生”。

由于我听不懂休宁方言，所以由宁用和做翻译，约半年后，我逐渐由听懂而达到勉强能说当地土话，诊务也逐渐增多。

1940年10月1日，农历庚辰九月初一日，次女守筌，乳名文英，诞生于五城上街宁宅。

我亦在五城上街与姐夫合开一小百货店。

1945年（乙丑）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我因诊务较忙，为了方便病人，由宁家迁出，在上街向俞家租一店面居住。

除治病外，在门口兼营粮食。

当时，五城黄家一破落地主，闻父携款返乡，向我父转典地产。

当时，以秋收30斤稻谷为一租。

一亩土地可收15-18租之多，开始当入租达100租之多，每年秋收稻谷达4000多斤。

（生谷，晒干后打七折，可得干稻谷3000多斤。

按当地加工成大米七五折计算，一年可得大米15石之多（每石以老秤150斤计算）。

后来物价飞涨，逐年加价或买断，至解放前夕，只收对折之数，仅三、四亩地。

抗战八年中，我乡因四周为沦陷区所包围，所以家乡的土产，竹木、茶叶之类，完全不能外销，故山区农民生活非常穷困。

吃的盐由沦陷区运来，由保长统一按人口出售，价总昂贵，所以许多山区农民，终年淡食。

一旦抗战胜利，万民欢腾。

可惜欢乐未久，内战又起，物价直线上升，人民又陷入困境
1946年（丙戌）农历三月，杭徽公路通车。

我至沪探望岳父，同时看看原来的居住的老家。

岳父住南市望云路西唐家弄口，仍开一锉刀店。

我的老家，抗战时期已被抢掠一空，此时已由旁人居住。

又闻知师伯张伯良，抗战时已由浦东迁来上海寓法租界，蒲柏路嵩山路口“慈元别业”巷口的楼上。

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实施戒烟（鸦片）甚严，师伯因戒鸦片患病，不能执行诊务，故被留住代理诊务历时半年，至农历七月下旬始返回五城。

我返前，三女秀英亦当年五月病殁，年仅三岁，病因不明。

当时皖南地区，休宁屯溪一带恶性疟大流行，村村户户，病者十之五六。

患者突然高烧，日夜不退，死者甚多，走村串户，每进一村非一、二日不得放行。

时我从上海带回复方奎宁（福白龙信谊药厂出品）和德国拜尔厂出品的阿的平针剂等，一般注射一次，即退烧，药效非常明显，故求治者蹱相接，大有应接不睱之势，“囝先生”之名不胫而走。

此病直至十月天寒后，才渐衰减。

这是我开始施用西药，中西结合的开端。

在抗战胜利前夕，我曾购买得张崇熙编的《医学各科全书》一套，其中从基础到临床，各科写得十分通俗易懂。

况且在临床上，我早受张锡纯“衷中参西”的熏陶，加上幼年在上海民立中学时，学过英语和生理卫生等课程，所以我对西医早感兴趣。

加上千金坦叔叔吴桂生儿子，在上海西药房工作之便，我返徽时携带一批西药，除复方奎宁和阿的来平外，还有德国拜尔厂出品的“泼浪吐息”、日本产的“握母拉丁”、瑞士产的“可拉明”、美国礼来厂的“磺胺噻唑”（此时磺胺嘧啶尚未流行）。

当时已可购到青霉素针剂（每瓶不过3-5万单位）。

由于我推行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措施，我的疗效大大提高。

如农村臁疮腿很多（下肢慢性溃疡），我用磺胺噻唑研粉和入中药生肌散中，外治下肢溃疡，效果十分明显，一般多年老烂腿，用药数天即渐收口、愈合。

一般发烧病人，吞服磺胺噻唑数片，很快退烧；麻疹并发急性肺炎伴休克的小孩，注射青霉素1万单位，立即转危为安；妇女产媷热，“泼浪吐息”一针即烧退病安，似此情况不一而足。

也因为这个原因，引起本镇一个西医的妒忌，无中生有说我把一个病人打针致死，并在1947年某天的《徽州日报》上，托人发表一则伪造消息，破坏我的声誉。

当时五城镇的镇长，名黄泓楙，是当地古林人士。

平素找我看病，全家都是我的老病号。

由于此事完全是王书成的揑造，根本没有人证、物证，我为此花了二石米的代价，作为招待费，由他出面把此事平息下来。

次年秋（1948年8月），我亲往屯溪会晤屯溪名医程道南、王琴甫，参加休宁县中医师公会，（当时屯溪属休宁县一个镇）程为公会理事长。

1948年1月30日（农历丁亥年12月20日）三子守鲁诞生于五城上街，为我第九个孩子，乳名九仂。

抗战虽得胜利，但国内爆发内战，物价飞涨。

国共内战的结果，是国民党节节败退，物价日日上涨。

国民党发行金券，大量搜刮黄金银元，大米每斤涨至数百元，甚至数千元，市面上国民党的货币（钞票）变成废纸。

幸得时间不长，不过二年，全国即被解放。

1949年（乙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当年四月解放军已经渡江进入皖南，九月皖南全部解放。

解放时，国民党军队刘汝民部，经五城向江西撤退，一路拉夫、抢劫，滋扰民间，人民纷纷逃难，当时我也暂时向河西，西田农村躲避。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除台湾外均告解放。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金元券变成废纸，一石米高达亿元。

解放军初到时，向民众买卖都用银元。

解放初期，人民币单位也高达万元，全国解放
以后，经过数年发行新的人民币，才以旧币一万元作一元收回。

遂在1952年后，开始使用新的人民币制，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1950年11月3日，四子守远诞生于五城上街，此为我第十个子女，故小名圆仂（十全团圆之意）农历丁十月，与程景棠（五城上街致和堂中药店老板，又名权仂）、程志录（致和堂伙计，又名甘发）、汪伯康合伙在五城上街合资开设“泰记杂货店”。

余任该店名誉经理，同时被推选为龙城镇工商联常委，及秘书等职。

至1952年6月参联合诊所后全部退出商界。

12月，休宁县医务工作者协会成立，任该会执行委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