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其21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

— 58 —
严厉的批评作为一种激励。 在此次学术讨论会上, 中国学者屡次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见解, 而 他们指出的正是日本学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视角和我们正在丧失的问题意识。”他还写道:“与 1980 年时相比,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我认为, 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这样 一个阶段, 即不仅是单纯地相互占有双方的研究成果, 而且还要进一步就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进行探讨, 进一步从亚洲史的研究立场出发, 促进学术交流。” 据统计自 1979～ 1995 年间, 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日本历史、地理的论文和一般文章, 有 2045 篇, 其中日本历史方面近 1800 篇之多 (见表 1)。
— 56 —
19 世纪中叶以后, 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 日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与此相 反, 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 吸收西方文化, 迅速步入资本主义社会。 严峻的危机感, 迫使中国 的有识之士思考与反省。在此背景下, 出现了研究日本历史与现状, 特别是研究明治维新热。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当推首任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 叶 庆颐的《策鳌杂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顾厚火昆的《日本新政考》、康有为的《日本变政 考》等。 其中《日本国志》和《日本变政考》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日本国 志》以史志体例, 从广泛的领域, 即包括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 俗、物产等在内的诸领域, 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叙述, 尤其对明治时期的革新措施论述颇详。 在记述过程中, 作者常常以中国的现状对照明治新政, 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 该书在近代 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中, 成为主张改革者的重要读本。 如果说,《日本国志》是从历史发展的 过程中探索明治维新史的话, 那么,《日本变政考》则是从现实的变法维新的政治需要出发, 直接对明治维新进行研究的。 它以编年体手法, 对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三年间, 日本发生的 重要的事件和改革措施一一加以辑录, 并常常在每一条事件之后, 加写评语, 提出应否学习、 模仿的意见。 康有为的这些意见, 日后成为“戊戌变法”运动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20 世纪前期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进入 20 世纪以后, 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了明显的发展。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加强对 中国侵略, 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目的在于揭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研究热。这一新的研究 热, 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达到高潮, 涌现了许多优秀著作。 据已知的资料可以看出, 20 世纪 前期, 中国学者撰著的著作近 50 种之多。 (1) 日本通史类, 主要有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 (1902)、陈恭禄的《日本全史》(1935)、缪凤林的《日本史鸟瞰》(1935)、洪启翔的《日本历史概 论》(1944)、金学成等人的《日本史纲》等; (2) 日本断代史和专史, 主要有程恩培的《日本变法 次 第类考》(1902)、古同资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1935)、李建芳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 ( 1937)、郑学稼的《日本明治维新史纲》(1940)、张水淇的《日本明治维新前史》(1941)、何兹 全的《日本维新史》(1942)、郑学稼的《日本财阀史》(1936) 等; (3) 中日外交交涉史, 主要有刘 彦 的《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 1921) 、故宫博物院的《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1932) 、《清宣统 朝中日交涉史料》( 1933 ) 、《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 1935 ) 、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 本》( 1933) 、张健甫的《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 1937 ) 、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 景》(1937)、杨甲骆的《中日国际编年史详目 (近代部分) 》(1940)、《甲午以来中日军事外交大 事纪要》(1941) 等; (4) 日本侵华史, 主要有蒋坚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30)、朱 契 的《日侵略满蒙之研究》( 1930) 、王钟麒的《中日战争》( 1935) 、龚德伯的《日本对华侵略的 过 去及未来》( 1935) 、吴兆铭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 1935) 、柳乃夫的《日本的大陆政策》 ( 1939)、思慕的《战争途上的日本》(1939)、张觉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侵略史》(1939)、 王仲廉的《甲午战争以前的日本挑战史》(1943)、张治安的《从甲午到七七》(1944)、谢南光的 《日本主义的没落》(1944) 等等。 (三) 50～ 70 年代的日本史研究 40 年代后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东亚世界的的日本史研究及 其 21 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
天津社会科学院 王金林
在世纪交替之际, 回顾中日关系的百年历程, 并预测 21 世纪的前景, 无疑具有历史的和 现实的意义。 本文拟就中国的日本史 (包括中日关系史) 的研究现状及其 21 世纪的发展趋 势, 作一简略的论述, 不当之处, 敬请指正。
二、20 世纪 80～ 90 年代的日本史研究的兴盛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中国开始对外实行开放, 对内实行改革的政策。经济的发展、政策 的宽松以及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推进, 为学术的隆盛构筑了良好的环境。 日本研究也达到 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盛。 1996 年秋开始, 笔者曾参加了“当代日本文化与中国”的调 查, 从全国 1320 余种公开的、内部的报刊杂志了解到, 1979～ 1995 年间刊载的有关日本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宗教等领域的文章达到 15898 篇, 平均每年发表 1050 余篇, 每月 平均发表 88 篇。 这是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史上前无先例的。 其中, 研究日本经济的文章占了 一半 (50. 14% )。 其次就是文化、教育、文学、历史、语言、艺术、体育、卫生) , 占总数的第二位 (42. 2% ) , 在文化类研究文章中, 又以历史地理占第一位。 1979 年以来, 中国的学者对日本各时代的历史进行了或纵向、或横向、或纵横结合的研 究。 使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 80 年代初, 有不少日本学者曾坦言藐视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平。 然而到了 90 年代初, 日本史学界已普遍为中国的研究水平的增高 而惊讶了。1993 年 9 月 18 日和 10 月 10 日, 日本著名史学家田正昭先后在《朝日新闻》的日 刊、夕刊上发表了一篇《不可轻视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文章, 其中写道:“最近中国的日本史研 究的动向是不容轻视的”。“从中国方面的代表那里听到: 1980 年时, 有位日本有名的学者曾 说,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还处于小学生水平。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看来他们一直是将这一
一、鸟瞰明清时代～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一) 明清时代的日本史研究 众所周知, 中国的古代史籍中有关日本的记载, 最早可推溯到范晔的《后汉书》。包括《后 汉书》在内, 直至 20 世纪初完成的《清史稿》为止的十六种官修的正史中的日本传, 反映了各 个朝代统治阶级对日本的认识, 以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正史日本传的记载, 虽然提供了研 究古代日本和古代中日关系史的十分宝贵的资料, 但是, 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的视角考 虑, 中国的日本史学应该说肇始于明代嘉靖年间薛俊编撰的《日本考略》。 继之有郑若曾的 《日本图纂》、《筹海图编》, 万历年间刊行的李言恭、郝杰编撰的《日本考》(后以《日本风土记》 之名, 收录在侯继高编撰的《两浙兵制》一书内)、郑舜功的《日本一鉴》。 以上诸书, 虽不能说是研究日本历史的专门著作, 但是在各书的内容中, 均把日本的历 史放在重要位置。 如《日本考略》中有沿革、疆域、州郡、属国、制度、朝贡等篇章;《筹海图编》 中有“王官使倭事略”、“倭国事略”;《日本一鉴》中有“穷河话海”等篇。 上述诸书中的日本历 史知识大多根据旧史记载作了新的分类和编排, 缺乏新意, 但唯有《日本一鉴》却是作者亲赴 日本实地考察、调查,“谘其风俗, 询其地位, 得闻其说, 得览其书”之后的著作, 所以史料的丰 富、观点的清新, 均超越其他各书。 进入清代以后, 开始出现名副其实的日本史著作, 其代表作之一就是翁广平的《吾妻镜 补》。翁广平费时七年, 参考中日典籍近 200 种, 对日本的著名历史著作《吾妻镜》作了大量的 考证、补遗。该书完成于清嘉庆十九 (1814) 年。“翁广平的这部大作, 虽冠以《吾妻镜补》的书 名, 但实际上它论述的范围, 大大超过了《吾妻镜》原书, 成为一部完整的日本国志”。“它是清 代中国人研究锁国时代的日本的代表作”(武安隆等:《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
— 57 —
治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 新中国的建立, 虽然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就外 国史研究而言, 其发展是滞后的。据不完全统计, 50 年代中国学者 (包括台湾学者) 出版的日 本史著作约有 14 种, 其中大陆学者 7 种; 60 年代有 7 种, 其中台湾学者 2 种, 大陆学者 5 种; 70 年代 23 种, 其中台湾学者 12 种, 大陆学者 11 种。很明显, 自 50 年代至 70 年代, 大陆的日 本史著作仅有 23 种, 平均一年出不了一本书。 这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 从有限的出版的著作内容可见,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中日关系史多于日本历史, 仅有 的几部日本历史专著, 大多是港台学者撰写的, 如余又荪的三卷本《日本全史》(1956)、甘友 兰的两卷本《日本通史》(1957)、郑学稼的五卷本《日本史》(1977)。 大陆学者仅有王立达的 《日本幕府政治》(1962)、万峰的《日本军国主义》(1962)、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1964) 而 已。 台湾学者关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明显地具有学术深度。 如梁容若的《中国文化东渐研 究》(1958)、宋越伦的《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1964)、刘百闵的《中日文化论集》(1955)、张其 昀的《中日文化论集续编一、二》(1958)、苏振坤的《中日关系史事年表》(1977) 等。 断代中日 关 系史的著作有余又荪的《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宋元中日关系史》( 1964) 、卫挺生的《徐 福 与 日 本》( 1974 ) 、王 仪 的《蒙 古 元 与 王 氏 高 丽 及 日 本 的 关 系》、《古 代 中 韩 关 系 与 日 本》 ( 1973)、彭泽周的《近代中日关系论集》(1978) , 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中日关系 史料》(1974)、《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 等, 至今在学术界都有较高的定评。 可以说, 50 ～ 70 年间港台学者的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奠定了我国这一领域深入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