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二三是文言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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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二三是文言文翻译
原文
宋濂,字景濂。性诚谨,官内延久,未尝讦人过。(帝)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译文
宋濂的性格比较诚实谨慎,他在内庭做官很长时间,从来没有在背后指摘过别人的过错。他的居室署名叫做“温树”,如果有客人在谈话时问起了他禁忌的话题,他就指给客人们看,表示不愿谈论此事。
一次他和客人一起饮酒,高祖秘密的派人去侦查他的行动。第二天,问昨天有没有喝酒,都请了哪些客人,吃了些什么食物,就一一照实情回答。满意的笑道:“说得不错,看来你没有欺骗我。”
朱元璋有时候会把宋濂叫来,问他大臣们最近都有哪些功过得失,宋濂只列举那些品行好的人汇报,他说:“那些品行好的人和我交往,所以我了解他们;而那些品行不好的,我不和他们往来,所以我也没法了解他们。”
一次,主事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奏折,惹得朱元璋大发雷霆,于是就问大臣们如何处理,有人指着他上的奏章说:“这份奏章的内容对陛下不尊敬,是诽谤陛下,是不合乎法度的。”朱元璋又问宋濂的意见,宋濂答道:“他是对陛下尽忠啊,如今陛下刚刚广开言路,不可重重的处罚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过了一会,朱元璋浏览了一下这份奏章,觉得其中有值得采纳的意见。于是朱元璋便把大臣都召集起来,训斥了他们一顿,并叫着宋濂的字(表示亲近和赞赏)说:“要是没有景濂,我几乎就错误的处罚了敢于直言的人啊。”于是朱
元璋在朝堂上表扬宋濂说:“我听说第一等人是圣人,其次叫做贤人,再其次就是君子。宋景濂为我工作了十九年,从来不曾说过一句假话,从来没有背地里议论过一个人的短处,自始至终言行一致,从无二心,这不只是君子的风范,更可以称作是贤者了。”
注释
[1]嗜:特别爱好,喜好。
[2]无从:没有办法。
[3]致书:得到书,这里是买书的意思。
[4]假借:借。“假”也是借的意思。
[5]弗之怠:即弗怠之,不懈怠,不放松抄书.“之”是“怠”的宾语,指“笔录”这件事。
[6]走:跑。
[7]逾约:超过约定的期限。
[8]加冠:古时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束发戴帽)礼,表示已经成年。这里即指二十岁。
[9]患:担心,忧虑。
[10]硕师:才学渊博的老师。硕,大。
[11]尝:曾经。
[12]趋:奔向。
[13]先达:有道德,有学问的前辈。
[14]叩问:求教。叩,问。
[15]德隆望尊:道德高,声望重。
[16]门人弟子填其室:学生挤满了他的屋子。门人、弟子,学生。填,塞。这里是拥挤的意思。
[17]辞色:言语和脸色。
[18]援疑质理:提出疑难,询问道理。援,引,提出。质,询问。
[19]俯身倾耳以请:弯下身子,侧着耳朵(表现尊敬而专心)请教。
[20] 叱咄:训斥,呵责。
[21]至:周到。
[22]复:这里指辩解。
[23]俟:等到。
宋濂介绍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
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