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现代性：存在的、理论的和方法的含义

儒家思想与现代性：存在的、理论的和方法的含义张德胜【内容提要】本文属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对话的第三期，通过儒商、中庸、以及“儒人理念型”三项研究，尝试在社会学开辟新的领域。

这三项研究各具特色：儒商处境牵涉到每个人的生活抉择，有存在意义；把中庸之道视为一种理性行动，紧扣社会学有关现代性论述的核心，具有理论意义；至于“儒人理念型”的建构，有助衡量儒家思想尺度的设计，具有方法学的含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沟通理性关于这个研究领域如果要给这个题目在社会学的范围找个对称的专业领域，那就是儒家思想社会学。

无论是在美国当道的西方还是以炎黄子孙为主的大中华圈，这都不是社会学的主流。

理由很简单，投身社会学而熟识儒家思想的人少如凤毛麟角，专研儒家思想而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学者也屈指可数。

因此大环境不利此一专业领域的发展，表现为，西方不会着重儒家思想，即使在大中华圈，香港地区的文化意识向来以洋为重，台湾地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本土意识的跃动而积极洗刷大陆的影响，新加坡虽曾大力推广儒家伦理，但影响有限。

至于中国大陆，由于长时间受革命意识支配，强调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没被重视。

所以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就是走上孤独的学术旅程。

因对话无人，所以也很难在主流学刊上为有关论著找到出版渠道。

不过近年的情形已出现些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国势日盛，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务之急。

而和谐社会的建立，无非理顺社会各个环节，确保社会运行畅通无阻。

笔者在1986年就提出儒家思想是回应社会秩序的关怀而发展起来的学说，故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肯定会担起重要任务。

况且任何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民族，都会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认同主体，因此可以预见，儒家思想社会学早晚会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占一席位。

儒家思想社会学虽然说不上是社会学的主流，但其本身也有个研究传统，而韦伯(Max Weber)就是此一传统的奠基人，他认为儒家思想未能启动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Weber1985)。

此一判断，支配了西方学界半个世纪，直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无形中成为韦伯典范的异例。

贝拉(Robert Bellah)的《德川宗教》(1957)，就是试图破解这个疑点。

他沿着韦伯的思路，通过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去理解他们的经济成就，也试图在日本宗教找寻足以发挥类似新教伦理功能的信念。

按照他的判断，日本作为现代化的后起国家，为了迅速迎头赶上，不能像始发国家那样，可以耐心地等待原始资本慢慢积累。

然而要短时间筹措庞大资金，并非一般百姓或民间组织所能轻易做到。

为此，政府就担当了主导角色。

他认为，日本经济快速成长的基本原因，正是由于儒家伦理强调臣民对政治集团首领精忠不二，使政治体系在调动资源去达到目标的过程中特别有效。

那么中国又如何呢？贝拉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儒家有助经济发展，中国的则不然。

他使用功能学派的理论框架，指出中国儒家首重整合价值，故家族凌驾一切；日本则以达成目标的价值为依归，政治集团乃个人最终的效忠对象。

他又指出，虽然日本和中国都强调政治和整合价值，标榜忠孝，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日本忠大于孝，中国则以孝为先。

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导致两个社会发展步伐不一。

日本强大的政治体系及相关价值，使它脱颖而出，加入工业国家行列。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新加坡、台湾及南韩也相继出现经济奇迹，令贝拉的补充解释难以自圆其说。

自那时起，中西学者先后从各方面论列儒家伦理对经济发展所可能作出的贡献，博格(Peter Berger)甚至提出“东亚的发展模式”，认定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一个东亚现代性(1988)。

金耀基(1995)则征引狄百瑞(William de Bary)、墨子刻(Thomas Metzger)等人的论著，质疑韦伯所指儒家伦理缺乏道德紧张的说法，认为儒家伦理中也有“理性之转化”和“道德的动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基本上扭转了学界及大众传媒对儒家伦理的正面评价。

论者认为，造成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这个地区的政治领袖夸夸而谈的亚洲价值，特别是由此而生的“裙带主义”。

不过这类见解和分析尚未来得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在经历一年多的黑暗日子之后，于1999年首季重见曙光，而且反弹强劲，而难以定论。

以上就是从社会学角度论述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关系的荦荦大端，观点容或有异，主调则一，均着眼于儒家思想如何顺应或促进现代文明。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甘阳(1989)在一篇论文之中谈到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角色与出路，提出了一个具有转移典范(paradigm shift)意向的问题。

他说：为什么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非得要从顺应现代文明这方面体现出来不可呢？他认为，“儒学即使根本不能促进工业文明、商人精神、科技进步、民主政制，也绝不意味着儒学的价值就因此而减少了一丝一毫……”。

他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认为在“体制”的范围以外，尚有足够广阔的“生活世界”可供儒学驻足。

他强调，“儒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乃在于：在一个工具理性必然占主导地位的工商社会和技术时代，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价值理性的关怀，维护人文文化的传统和活力，并全力向着……精神科学、人文研究的方向去开展自己新的形态、新境界。

”甘阳说他并非不要工业发展、商人精神、科学技术、民主政制，但是要使这些现代社会的体制维持良性运转，重要的前提是社会本身必须有一种能够批评这些体制的能力。

这正是文化应当发挥的功能，也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

因此，他认为儒学在现代社会应走，也是唯一的路，就是将其价值关怀寄托于纯粹的学术研究。

甘阳这篇论文是掷地有声，发人深省的。

其主要贡献在于力图扭转研究儒学的方向和视线，强调不要再孳孳不舍地找寻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特别是工具理性的那部分)的契合点，提出儒学应该撤出“社会”，返回像大学这样的文化重镇，对“社会”的运作提出批判，有所制衡。

不过甘阳的论点，也有可议之处，因为儒学撤出“社会”的话，那便失去了儒学的本色。

儒学没有甚么深奥的原则，压根儿只是日常生活世界里头的做人道理，教人和谐共处，秉正不阿。

所以笔者认为，儒学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正是要走出学术的象牙塔，闯入“社会”，务求制衡工具理性，与之斗争。

基于此一想法和价值关怀，笔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招聚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并且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的资助，对儒家伦理与现代性这个课题展开长达几年的研究。

下面介绍的，是和我有关的三项研究的主要成果。

存在的含义：儒商的困境与生活选择第一项是现代儒商的研究。

这里赋予“儒商”的定义，与时下一般所采用的不尽相同。

“儒商”一词，在过去二十年才流行起来。

明清时期的文献，称为“儒贾”。

用字不同，其义则一。

所谓儒商，就是亦儒亦商。

但“儒”字有两个含义：一指儒家思想体系；二是作为职业社群的知识分子。

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是社会的价值主流，人的思想，乃至于一举手、一投足，很难不受儒家伦理所熏陶，读书人也不例外，而“儒”字的两个含义也就混而不分。

即是说，那时的读书人或多或少总会抱持儒家的价值观念。

但自二十世纪开始，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社会价值主流的地位，“儒”字的两个含义开始脱钩。

当今的读书人，不一定都怀抱儒家价值。

本研究项目既然是探究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所以“儒商”一词的定义，就专指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或企业家，而非时下一般所采用的“既是文人、亦是商人”，或者是知识分子商人。

怀抱儒家的道德价值而驰骋商场的人，本身充满张力，作为一个探讨项目，也分外引人入胜。

这种紧张，源自儒商面对的两股互相拉扯的力量。

一方面，商场与战场一样，都是工具理性当道的地方，在里头打滚的人，一定要精打细算，擅于资源、程序和手段的合理配置，以期达到特定目标，不然的话，难免淘汰出局。

但是商人冠以一个“儒”字，就表示了他们不会只是在商言商、唯利是图的人，而是怀抱着儒家的道德价值。

这么一来，在商人所希企的利与儒家所讲求的义之间，便必然碰到一个如何取舍的问题。

当然，义与利不一定是相克的，不过也不会总是相辅相成。

当义与利处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际，儒商便会进退维谷。

在这处境中，现实世界的儒商究竟如何抉择？正是我们所渴望知道的。

其实儒商的处境，也正是现代人乃至人之所以为人一直以来的处境，因为义利两难不止是儒商的独有问题，也是人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故此有深层的探究意义。

儒商成为一个讨论和研究题目，大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

在此之前论者不多。

1985年由张海鹏等人所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是研究儒商的重要里程碑。

次年，张正明等人将寺田隆信所著的《山西商人研究》译成中文，于是明清时代两大商帮(即徽商与晋商)的事迹渐为人知。

同年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发表于《知识分子》，其后以专著形式出版。

之后随着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蓬勃起来，企业家蜂起并作，介绍或讨论儒商的文章便如雨后春笋，散见于国内各类型的报章、杂志，以及不同行业的学刊。

此间，鲁凡诺(Richard Lufrano)题为《诚实商人》的专著，亦已付梓。

综观儒商研究的现况，基本上是历史学家的天下。

但以历史资料研究儒商有个局限，就是当事人已经逝世，只能在留下来的文字中下工夫。

有些历史人物(如张謇)的资料无疑十分丰富，但记载的不外是生平大事、活动概况，或通过家书窥见其价值取向。

至于他们如何经商，特别是面对义利冲突时怎样调处，则往往语焉不详，所以我们决定研究在生的儒商，试图就此问题找出答案。

怎样找寻这类商人呢？严格来说，在深入访谈以前，是无法确定某人是否怀抱儒家价值的，因此选择研究对象时，只好从最低定义出发，就是除了在商言商之外，还有另外一套价值标准的商人或企业家。

由1997年至2000年初，通过相熟及友好人士的引荐，笔者断断续续的访问了41位企业家，遍及香港、南京、上海、无锡、曲阜、广州、深圳、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加坡、吉隆坡。

事后经过筛选，以多次深入访谈方式，集中研究其中儒家道德价值较强的七至八位。

这些商人依然怀抱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家庭，特别是父亲人格的熏陶。

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是主导行动的价值泉源，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它也受到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横流的洗礼，剩下来的生命线，只是作为文化余绪在家庭这样的小环境代代相传下去。

但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时至今日真正怀抱儒家道德价值的商人已为数不多，是个迅速消逝的品类，所以从事这项研究无可避免有种时乎不再的逼促感！因为儒商经营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义制利，情理兼顾。

而在风谲云诡、强敌环伺的环境去维持自己的价值理念，确实是大的考验，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们面对的，是在现代社会横流的工具理性的挑战，而工具理性的威力是无与伦比的，与之抗衡多少要抱着孔子在生时那种力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