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风险与社会保障

人生风险与社会保障
围绕着人生风险与社会保障，我想讲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人生是充满着风险的，而且人生中间的这种风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放大，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实是持续下降的，通常我们所理解，好像社会在发展个人越强大，这个观点好像不太成立，就是个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可能是在持续下降的。

第三个观点，当个人风险不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化解的条件下，它又会演变成为群体的风险和社会的风险，群体的风险和社会的风险一旦爆发，就可能导致大的社会危机，最后就迫使我们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古今中外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被迫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方面的观点，当个人风险演变成群体风险、社会风险时，社会保障就自然产生了。

第四个方面的观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进程、改革以及展望一下未来的前景。

今天上午就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跟大家谈一下。

一，首先我为什么强调人的一生充满着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在随着社会和人的发展在不断的放大，这是符合逻辑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们知道个人的一生，我最近一本书里讲到，从个人来说没有一个人愿意遭受灾难的打击，没有一个人乐意接受苦痛的磨砺，但是人的一生不可能回避各种灾难、各种苦难。

当然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讲法，比如说自古英雄多磨难，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接受磨难。

人的一生确实充满着很多风险，这个风险一定是自然、一定是社会的，我们在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就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越发展，来自社会的风险就越广泛，影响就越是巨大，在农耕社会时期主要是自然的风险，那个时候大家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好像没有什么风险，中国的历史也好，或者是世界人类的发展史也好，都是如此，那个时候的人生风险主要是自然的风险，相对来说比现在要小。

开始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之后，人逐渐的走向社会化，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风险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快乐、一生的幸福，乃至一生生存境遇的很大因素。

比如说在农耕时期，农民有什么风险呢？农民依附于土地上，这一块土地在农民的生活就有保障，只有少数情景下遭遇天灾，颗粒无收时，才会遭遇到生活的困境。

但是进入工业社会，我们发现不是如此。

首先工伤，没有听说农民遭受职业伤害，但是进入工业社会，工伤成为劳动者极为重要的风险。

恩格斯在著作中曾经有一段描绘，这段话我过去能够背下来，现在背不下来了，就是描绘过去1840年英国曼彻斯特市，过去是世界纺织中心，到处都是吊着胳膊、拄着拐杖的人，这不是战争造成的，而是由于工伤造成的。

大家可以想象，工业化的早期那种机器有多么的笨重，纺织机器有多么的不安全，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不像今天的农民工，好像中国的农民往往要逃离土地，要变成工人，而那时是多数人不愿意当工人，当工人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在曼彻斯特市，当然后来也使用了一系列的政策，某一个人遭遇工伤时是个人的责任，当所有的人都面临同样的风险，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风险。

工业社会、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财富急剧的增长，但是我们是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职业伤害、职业病就出现了，这个风险是工业社会带来的。

工业生产促进了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繁荣，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包括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生存、个人的就业，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竞争，竞争有竞争的风险，失业就出现了。

历史上没有听说农民有失业的，过去我们说地主的剥削怎么残酷，但是他的土地总是需要有人耕种的。

而在工业社会，机器大生产，工业技术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农耕时代是几何级的增长，技术进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岗位竞争带来了人们失业的风险，这也是一种社会风险。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现在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这个风险影响我们个人生活和生存境遇还不光是传统的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风险。

很典型的我们看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就很大，就业的困难就越发严重，失业率风险就大幅度上升，贫困在一些社会阶层中迅速的增加。

这个风险是我们一个国家内部无法完全控制的，尽管我们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得力措施来化解这种危机，比如说我们四万亿的公共投入，我们应该是世界上最早走出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低谷的国家，应该说我们应对危机的措施是得力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是在这种应急性的措施中，包括
四万亿的公共投资，跟我们本来经济改革的目标，调整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居民的消费，与这些预期目标，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尽如人意。

钢铁产业、建材产业，关注中国产业结构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一些行业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就是本来是要降低的，但是我们为了应对危机，你不能降低啊，如果将这个降低了失业率马上提高了，贫困人口就迅速增加了。

那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的公共投入，大家都可以看到，相反就使过剩的产业像钢材产业、水泥产业进一步的过剩，虽然现在我们的就业状况比我们预期的好，但是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我们化解的危机，用最快的时间走出了危机的低谷，但是我们可能要进行更长时间的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民生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是不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带来的风险扩张呢，现在的就业跟单位有关，跟整个国家的发展有关，现在也跟整个全球化时代，跟国际经济，乃至于国际政治，都好像是相关的。

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个人的风险是在放大的，从过去我们所固有传统的天灾人祸、贫困，过渡到工伤、失业，乃至于养老、残疾，都是一种风险。

人的一生是充满风险的，人的风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放大，尽管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强大，现在我们可以探索太空的奥妙，我们可以登上月球，我们可以将整个地球翻一个转，包括南极、北冰洋、喜马拉雅山等等，都留下了人类的足迹，但是这是群体力量的壮大。

作为个人来说，抵御风险的能力实际上还是持续下降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任何一个动静，乃至停电都会带来恐慌，都会带来生活的不方便。

过去八十年代不会因为电话而造成个人生活的不便，但是现在如果离开手机一天，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人的一生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在影响你的心情、生存境遇环境，当然也会影响你的幸福感。

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观点，千万不要以为社会发展的进步，我们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加大。

二，第二个观点，我们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实是持续下降的，
1，第一个原因是自然风险。

因为风险在增加，风险在扩张，过去农业社会风调雨顺就行了，新修水利工程就行了，或者少数民族游牧，这里没有草了我就去那里，这样来应对风险。

但是现在要定居，所以应对的自然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大、恶化。

历史上我国的雪灾、旱灾都是有周期的，而现在是无年不灾、无河不灾，我们哪一年都是灾难之年，因为人口的增加，因为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因为我们经济增长方式的某些违背合理性，造成了风险的增加，这使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可能同步的提升，这是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2，第二个原因是寿命的延长。

我总是非常乐观的讲人口老龄化，不赞成某些人的观点好像人口老龄化好像是我们的灭顶之灾，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象征，因为寿命的延长，从秦始皇开始就开始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历史上我们说七十是古来稀，古代人们的寿命是非常少的，延长人的寿命实际上人类的一个终极目标。

进入老龄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庆幸呢？为什么不因此而感到高兴呢？人口老龄化之后个人的风险增加了，很多调查表明，比如说老年的残疾率，08年全国的第二次残疾普查调查，现在残疾人是8300万，在八十年代第一次全国的残疾人调查大体上全国是5000人。

为什么残疾人多了呢？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寿命延长，现在的医疗技术进步，以及生活水准的提高，这种先天致残的数量是非常之低的。

比如北京未成年的残疾人整个北京只有二万多人，北京市的残疾人差不多一百万，后来发现差不多都是老年人。

老年人由于自然的老化，比如说眼睛不行了，要戴老花镜等，这也算是残疾啊。

在国外来说，糖尿病等慢性病都是残疾人，因为它影响了你正常的生理功能。

还有行动不变，生活需要人照料，这些都是人的年纪大了之后会发生的毛病，这些都是个人自身无法抗拒的。

根据统计表明，八十岁以上的高龄人口，60%以上都算是残疾人，因为他总是某一个方面的功能，比如说需要人照顾，需要借助辅助的器具才能解决。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就会有风险了，生活不变谁来照顾。

我们一方面希望越长寿越好，皇帝都希望万岁，我们不希望万岁，但是能活百岁也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人的长寿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过去我们是愁人不长寿，将来没有相应的社会机制的安排，人可能就会安排长寿了。

这是第二个因素，人老了，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要想解决自己的生计和生活，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化解风险能力的机制在减弱。

过去中国都是大家庭，都喜欢多子多福，一个家里有三个五个孩子，有的是七八个，比如说红楼梦的贾母有什么风险呢，普通老百姓可能生活不富裕，但是子女众多，这也是一种社会保障。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以家庭结构
的多样化，以家庭的小型化来代替。

西方国家不是传统的家庭，丁克家庭出现了，单身家庭也出现了，甚至不是家庭的同居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人们更多是追求自己个人的自由。

有一个学者提出一个观点，只有中国人重视家庭，西方人不重视家庭，没有家庭观，我说我完全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这样的一个观点讲起来有两种钳制，一种是形式，一种是内容，西方更多是注重内容，大家在一起是相互愉悦的，而中国首先是形式决定内容，过的再不舒服，家庭也不能解体了，而西方是内容决定形式。

西方不是说没有家庭观念，西方也是非常重视家庭的，西方现在一代出现了更讲孝道的年轻人，出现了更尽职尽责的年轻人，所以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

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就不是我们过去讲的多子多福大家庭，还有一些家庭不要孩子，老了怎么办，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就很可怕了。

家庭结构的多样性造成了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意味着个人风险，我们应付风险的能力下降了。

过去是经济利益互助合作制，是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前提，现在是人都逐利。

过去中国话是父母在不远游，过去是父母和子女、上代和下代都有共同的愿望，再大的官父母亲去世了还要回家守孝几年，而现在父母都希望子女有出息，最好是飞到全球，而不是守在父母的身边。

家庭成员之间的观念已经越来越不是过去的人身依附关系，反过来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当然亲情在维系。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家庭人互相提供帮助、互相分摊风险的功能在下降，即使是不心甘情愿，即使上主观不愿意，客观上我们还是遇到了危机和挑战。

原来武大有一个教授，子女都是在国外，他不缺钱，每个月5000多快钱。

老人去世了，邻居闻到房子里的臭味才知道了，所以这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问题。

去年还是前年我听到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跳楼了，因为老太太去世了，他很孤独，整个社会的服务又跟不上，最后自杀了。

看到这些个案你就会觉得，家庭成员的相互依靠实际上还是有限的，我建议，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要将子女那一块从传统的要求变成一个法定的义务。

现在寄钱给父母可以，但是满足父母的需求可能没有上一辈可以做的好。

包括残疾人，过去有一个残疾人肯定是家庭的责任，跟政府哪里谈得上关系呢？现在可以发现不是，比如说工伤、职业病、交通事故等，山西有一份调查责任，说煤矿矿山城市里新生儿出现残疾的比例要其他城市的四倍以上，也就是环境的变化造成的，这能怪家庭吗？是家庭因素之外造成的，你能让这个家庭承担吗？这对他们不公平，一个家庭也是承担不起来的。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发生变化，过去的互助合作制，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家庭可靠性，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承认还是不承认，对未来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因为是不可逆转的。

这些因素的变化，因为都是客观、不可逆转的，那么好了，家庭变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化，导致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4，社会化。

过去是讲孝道，父母在不远游，而且大家都依附在土地上，离开了土地难以生存，而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工业社会带来人的革命，就是人的社会化。

中国人经历了从家庭人、到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封建社会时人离开家庭寸步难行，在计划经济时代人离开单位寸步难行，那么到了这个时期，人的社会化，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这个风险是充满着人生的。

因为社会化你要跟人打交道，03年的非典，如果人不社会化，是历史上的农牧社会，大家都是坐着马车、靠步行，有什么非典呢，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等等这样的病有什么呢？在一个相互封闭、相互分割的年代怎么会有这种风险。

而现在高度社会化，生产方式社会化、生活方式社会化，风险是会传递的，这也是人无法控制的，因为人们不可返还去。

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二个观点，就是个人的风险会放大，而且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持续下降，有些因素是我们可控的，有些因素是不可控的，关键是在风险的增加与家庭传统分散风险功能机制在朝着一个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的发展。

三，我想讲的第三个观点，当个人风险演变成为群体风险，就必须要有社会的机制来加以化解，否则的话它不仅危险到个人的生存，而且会影响到群体的生存和整个社会的安定。

1，两个历史观点的看法。

社会的历史上，我花了两年时间专门研究中国历次农民起义，后来我跟一些历史学家讨论过问题，我不太赞成历史学家两个流行的观点，哪两个流行的观点呢？
一个是农民起义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结果，我说这个话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确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几千年从来都是阶级压迫阶级、阶级剥削阶级的社会，为什么农民起义不是年年发生、月月发生、日日发生呢？历次大的农民起义，首次大规模的农奴起义，都是由于大灾所导致的，都是由于大灾造成的大规模饥荒造成的农民起义，灾害事件是导致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没有灾难就没有农民起义。

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安分守己的，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是安分守己的，大灾难发生了，民不聊生，与其饿死不如揭竿而起，灾害导致民不聊生，导致个人生存危机，酿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以大灾难发生为背景，都是以抢米抢粮食为前兆。

农民起义开始都是小规模的，后来变成大规模，都是抢米抢粮食，所以更正一下，尽管说是阶级压迫阶级的结果，但是不完整，还必须是有阶级压迫阶级的大背景，也就是大的灾荒发生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第二个观点是农民起义时中国历史进步的动力。

毛主席也说过这句话。

当然我一家之言，我从来没有看到哪次农民起义使中国历史进步，每一个大的农民起义都是造成整个民族的劫难和责难，物质财富的毁灭，人口的死亡，我这里不是反对农民起义，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暴力一定是民族的劫难，但是这个帐不能算在农民身上，而是算在腐朽的统治阶级身上，但是确实没有带来社会进步，因为目标就是以抢米抢粮维持生计，皇帝轮流做今天到家，推下一个统治者又上来一个统治者，所以我不承认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动力。

这个观点好像有争议，但是我是一家之言，可以这么说，所以四川历代的农民起义跟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不可比，跟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不可比，孙先生领导同盟会，那里面有工人吗？有农民吗？都是出生富豪的家庭。

我们共产党的一代领袖毛主席算是农民，但是不能算是贫农，家里还是能够过得下去的。

周总理更不用说，是资本家出生。

他们希望改造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辛亥革命是推动了清朝，那肯定是划时代的，毛主席领导共产党打下天下，是有社会理想的，这是历次农民起义能够比拟的，这是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有理想、有目标。

我这是一家之言，真的跟几个历史学家讨论过，他们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但是他们也承认我讲的有道理。

2，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
但是我又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即使遭受大灾也有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几个盛世，唐代的贞观之治，也爆发了全国性大灾不止一次两次，干旱、蝗灾，有一部电影大家可能看过，太宗皇帝抗灾，自己带头吃蝗虫。

另外唐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仓库储备粮食，丰收之年政府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将粮食收上去，到了灾年低价或者是免费的将粮食提供出来，有了这样的救灾之力就没有大的社会动乱。

汉代文景之治休养生息政策，不仅农业有的发展，而且遇到灾害的救灾措施也很得力。

盛世中的救灾都是非常得力的，所以也有大灾荒发生之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前提条件是政府的救灾措施比较得力，这就是社会保障，救灾济贫，没有这些一旦大的天灾发生，社会就会形成大的动乱，中国的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次改朝换代，都可以找到大的灾难作为它的背景。

在历史上农牧社会不可能个人风险演变成群体风险，但是一场大的雪灾、大的干旱，可能就使个人风险转化成为群体风险，群体风险就会成为大的社会危机，如果没有化解社会危机的措施、救灾的措施，必定会引起大的社会动乱。

我们翻翻历史都可以发现，国外也是如此，当个人遇到风险变成群体风险时，就会产生大的社会动乱，包括近代、现代比如说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由于无产阶级遭遇了共同的风险，所以他们组织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必然要产生。

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这是跟我们个人风险演变成群体风险，最后成为一种重大的制度安排。

西方当年是慈善事业、宗教，宗教是慈善之母，我们知道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当然还有伊斯兰教等等，这些宗教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这些宗教都是以救苦救难作为一个心跳，所以当年宗教以办慈善来化解很多人的个人风险。

后来政府开始跟进，最早是一六零几年英国颁布了济贫法，当时英国称为日不落帝国，到处都有自己的殖民地，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农牧民赶离土地，强迫农民当工人，当时的纺织工业在英国开始发展，我刚才讲到了恩格斯所描绘的情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牧民流离失所，济贫法就是救助这些农牧民，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就是强迫你劳动，你来了我将你送到集体的劳动地点，让你当工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英国这些流离失所的农牧民一定群起而攻之，进行反抗。

这样的一个制度化解了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流离失所所带来的短暂生存困境，使英国的工业革命走的比较顺利，才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

当年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积累阶段是很残酷的，所以需要这些制度。

现代保障制度是德国1883年建立的，当时的德意志，现在的德国还是刚刚成为一个国家，有很多小的城邦自治，当时德国人对德国的认同没有太多的国家认同，我现在发现欧洲大陆很多人对主权观念，不像是亚洲国家这么强，现在欧盟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将主权国家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欧盟。

比如比利时，去年要分裂，当时他们选不出首相，一个国家分成了两半，一个讲法语，一个是讲什么语，这边不同意这个人当首相，那边都要让他成为首相，闹的很厉害，比如说电视台采访这个首相要让他唱国歌，结果他最后唱出来的是法国国歌。

发布于：11-20 10:29:28 德意志民族也是非常有血性的民族，德国的工人运动当时是风起云涌，上街示威游行，劳资矛盾异常尖锐，要使国家强大怎么办呢？这时有了德国非常天才的政治家，当时的德皇威廉一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们认为社会保险是消除革命的必要成本，一个领着政府养老金的人是不会反政府的。

德国的统治者基于消化、化解劳资矛盾这个尖锐对抗，天才、智慧的创造了社会保险制度。

我很佩服俾斯麦铁血宰相，现在还没有人可以想出什么替代社会保险制度，尖锐对立的双方最后走向了妥协，甚至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俾斯麦创建社会保险制度之后发现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德国的工人运动马上就下去了，因为工人在这个制度之前，到了年龄资本家就把你一脚踢出去了，得病也不要你了，工伤了也不要你了，经济不景气也裁员不要你了，这些风险都要你个人抗着，但是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后，所有的劳动者感觉到有安全感了，生病有医疗保险、退休有退休金、失业有失业保险，如果再捣毁资本家的机器就会犯法，就要抓起来了。

德国推行社会保险制度之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个人的风险没有转变为群体风险，没有再带来重大的社会危机活动，德国迅速走向了强大，德国的物质财富迅速上升，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成为了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迅速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像是英国、荷兰等等。

德国就心里不舒服了，为什么这些国家到处都有殖民地，而德国的殖民地这么少呢，所以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想瓜分这个世界。

德国由一个极为落后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够横扫几十个欧洲国家，可见它的财富积累，那是了不起的，最后是几十个国家联合起来才打败德国。

德国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失败，迅速二十年的时间又恢复了它的国力，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要重新瓜分世界。

整个欧洲大陆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包括苏联，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死了二千多万人。

我不想评论德国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一定是非正义的，我只是想表述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和谐是必须要化解阶级矛盾，乃至于各种社会矛盾，只有和谐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增加，德国的道路就证明了他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德国由阶级矛盾尖锐走向妥协，然后到团结，振兴这个国家的一个法宝，所以在德国社会两个字就等于社会保障，这就是德国始终成为世界强国的一大法宝，这个制度化解了阶级矛盾，最后这个制度风靡世界。

大家都发现这个制度可以见到效果，凡是社会保险制度健全的国家不可能再出现巴黎公社运动，不可能再出现十月革命，因为工人阶级没有斗志了，我们过去在意识形态很强调社会保险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但是工人愿意将糖衣留下来，因为这可以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啊，你给我养老金我怎么会反对呢，有养老金总比没有养老金好啊。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有劳资矛盾，更多是谈判工资，由于后顾之忧解决了，更多我们是看到资本家和工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因为个人的风险是通过社会保险的机制化解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他跟我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拿了法学博士，开始工作，看到同事们都是加班，他也加班。

最后他发现，他的同事们加班三小时会主动计一个小时，主动为老板考虑，不要那么多的加班工资，最后他也学会了，人家明明加三小时计一小时，日本的这种劳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到什么程度了。

日本还有一位教授说，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说，日本比中国更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说从社会保障来说，这个逻辑恐怕也是成立的，八十年代我们学世界经济的时候，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我们老是说资本主义是腐朽的，但是那时我们老是不说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险制度，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收买人心。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资本是稀缺的，资本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资本一定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是不讲分享的，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资本主义按照过去的走下去，就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资本主义不就被埋葬了嘛。

有了保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