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上春树_去中国的小船_思想内涵及艺术特色

1979年6月，村上春树以其处女作《且听风吟》一举荣获日本第二十二届“群像新人文学奖”而迅速走红日本文坛。

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村上春树一发不可收地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15部，短篇小说集10册，之外还有大量的翻译、随笔和游记。

自登上日本文坛起，村上春树在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

2006年，村上春树凭借其短篇小说集《盲柳，睡女》一举夺得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短篇小说奖项”——
—第二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其实，就其首部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独特艺术魅力与特质来看，称村上春树为世界级短篇小说大师应是当之无愧。

在此小说集中，村上春树用其与日本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再现了他所生活的社会“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为我们了解日本后工业时代的社会风貌提供了一幅别样的风景画。

上篇
《去中国的小船》（1983年5月）作品集收录了村上春树1980年春至1982年夏创作的七个短篇。

其中《去中国的小船》、《穷婶母的故事》、《纽约煤矿的悲剧》、《袋鼠的通讯》四篇创作于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发表之后，而《下午最后的草坪》、《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悉尼的绿色大街》三篇则写于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发表之后。

作为村上春树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凝聚了他的无数才智和生活感悟。

女作家小川洋子给予这部作品集的评价是：“常说处女作包含了一切，的确，这部短篇集描写了迄今为止村上文学世界的所有要素——
—《寻羊冒险记》之‘物语’膨胀力，《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对于自我解离的恐惧，《电视人》之硬质，《奇鸟行状录》之徒劳感，《斯普特尼克恋人》之空虚的永恒性……无所不有。

有的堂堂正正、有的蹑手蹑脚地隐身于语言背后搭上这条船。

”[1]
论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
思想内涵及艺术特色
许志强
内容提要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与其长篇小说可谓双星同耀。

在其首部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中，作者通过对日本后工业社会中人性的审视与社会黑暗面的寓言式书写，表达了他对“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否定，以及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理想家园的期盼。

关键词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高度资本主义社会
许志强，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编辑210097
论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思想内涵及艺术特色
文学·语言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村上春树成长在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盛行的年代，从小就受到“民主”
“自由”
“和平”思想的熏陶。

村上春树曾说他的文学修养的根本就是十九世纪的小说。

“初中和高中时期，我通读了十九世纪的文学，几乎全部读完后，还读了不少现代文学……然后看得懂英文原著了，便积极地转向了美国硬汉小说、科幻小说这些亚文化性格的小说。

”[2]据有关资料，青少年时期的村上春树阅读过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肖洛霍夫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并称他们为“十全十美的小说家”。

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培养了村上春树爱憎分明、崇尚自由的个性，还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审美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以说，村上春树在年少时心灵深处就萌生了关爱社会、同情弱者、憎恶丑恶的人文主义者思想情怀。

我们不难从《去中国的小船》这部作品集中领略到他对“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丑恶人性的批判。

《去中国的小船》写于1980年4月，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处女作。

作品叙述了“我”在小学、大学、二十八岁时所遇到的三个中国人。

作品中的三个中国人留给“我”的印象可谓是美好而亲切，然而，
“我”却本能地对他们做出了愧疚之事。

显然，这篇小说的批判矛头直指日本人的丑恶灵魂。

作品中不论是日本小学生对中国老师的“不要在桌面乱写乱画和往椅子上粘口香糖”的叮嘱置若罔闻，还是“我”将中国女大学生送上了回家方向相反的列车，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扔掉，以及与高中时代的同学分手时“什么也没说”，其实都不言而喻地揭示了日本人人性的丑恶——
—潜在的民族歧视。

联系到村上春树写作这篇作品的时代背景，可以推断，作者正是通过对“我”及日本人“原罪意识”的大胆揭露和反思，批判了八十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侵略中国战争的否定以及给亚洲人民带来灾难的抹杀。

作品中那位高中时代的中国同学所说的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恐怕还是想忘却过去的事吧？我是说潜在性地。

”
“我”的如实回答：
“‘有可能。

’我承认。

真有可能。

”[3]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日本人对亚洲人持有的偏见这一事实，即使在当时（作品写作当时，1980年）依然存在，作为潜在的歧视性已经浸透到日本人骨髓之中，《去中国的小船》这篇作品对此有深刻的批判。

”[4]
日本人人性的丑恶不仅表现在对亚洲人民怀有“潜在的歧视性”，还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冷酷与无
情。

村上春树通过“穷婶母”这一“概念性符号”人物的寓言式书写，有力地鞭挞了日本人人性的丑陋。

“任何婚礼上都有一个穷婶母。

几乎不被介绍给谁，几乎没有人向她搭话，也没人请她致辞，只是如同旧奶瓶一般端坐在餐桌前。

……”[5]《穷婶母的故事》开篇便向读者描绘了一个贫穷、孤苦可怜的社会底层女性形象。

作品通过“我”周围的人对待“穷婶母”的不同态度，揭露了一个虚伪、冷漠、无情的资本主义社会，表达了作者对于社会弱者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愤慨。

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无情，正反映了“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性堕落。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中的“穷婶母”一词内涵极其丰富，而并非某个特定形象，是一个透明的“概念性符号”。

有研究者指出，
“穷婶母”
“也许是街上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

或是被‘美国造’炸弹炸残的萨尔瓦多或伊拉克或阿富汗儿童，或是遭受折磨的政治犯……”[6]小说采用象征、夸张、荒诞的手法，通过“穷婶母”粘到“我”背上这一看似荒诞的情节描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于日本民族性的批判。

温馨田园的挽歌。

村上春树在其“青春三部曲”中，以“全共斗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我”是如何在痛苦绝望的边缘孤苦挣扎的悲凉心境，以此一浇心中的块垒。

读者从“青春三部曲”中感受至深的便是作品中流露出的彻骨悲凉感、失落感和孤独感。

由于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日本这个过去有着60%农村人口的传统农业国家，迅速地被经济原理、扩大市场和追求利润所瓦解。

人们生活在欲望与野心肆虐的梦魇城市之中，一如作者在《去中国的小船》中所说，人们拥有一切，而又一切都不拥有。

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过去“一切都和残存着浓厚的日本人际关系原型的农业共同体因受到来自产业界的劳动需求和城市化发展的冲击而解体”[7]，传统农业社会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真诚、充满温情的人际交往已蜕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冷漠、无情、虚伪充斥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村上春树对此深感痛心，他通过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表达了他对昔日田园牧歌般生活的怀念。

《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一文中的年轻女子为了帮助好友度过失学难关，不顾悲伤地将一年前埋葬小狗时作为陪葬物的存折又重新挖了出来，接济一筹莫展的朋友。

然而，她却感到存折沁入了气味，“拿在手上，手也有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洗都没用。

沁到骨头里去了。

”[8]这里，我们不难
将“气味”理解为失落和孤独之情。

小狗曾经是年青女子生命中最亲密的伙伴，小狗陪伴她度过了八个年头，她与小狗的关系可谓“好得不能再好”。

小狗的死对她来说“就像心里一下子开了个空洞”[9]，使她不知如何活下去。

这篇作品寓意深刻，作者通过年青女子与狗的亲密关系，反讽了现实生活中冷漠、无情和虚伪的人际关系。

在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疏离，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冷漠，许多人感到孤独与无助。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村上春树通过对现代都市人生存境遇的透视，表达了他对生活在物质利益重压下的年轻人的同情和怜悯。

这一思想在《袋鼠的通讯》中同样得到体现。

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在一家商店的商品管理科工作，面对一位陌生女顾客的投诉，他竟然在回复投诉录音带中向她大倒生活的苦恼。

他的举动看似荒唐和滑稽，却真实地反映出都市年轻人倍受压抑的孤独内心世界。

村上春树通过作品中的人物那隐藏在内心深处、无法言语的压抑、无奈和失落，传达出现代工业文明对年轻人心灵的重创和戕害，表达了他对后工业时代人们生存境遇的深思和忧虑。

对此，黑古一夫认为：
“隐藏在‘富足’背后的‘失落感’与‘绝望感’，是同时代所有生存者都明显意识到，或者无意识地感受到的一种情绪，村上春树的小说将这种略带悲伤的复杂的心境与感受成功地表达出来，这也正是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10]
现实社会的悲歌。

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一跃成为居美国之后的第二经济强国。

经济繁荣与发达一方面使这个国家的物质更加丰富，但另一方面也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陷入了迷惘之中。

“进入70年代后，市面上物质越来越丰富，所有的价值以物质=金钱来体现，其结果导致了人际关系中精神因素的下降。

换而言之，70年代以后，人们不得不接受因物质丰富而引发精神匮贫的现状。

也可以说70年代以后，这个国家迎来了‘玩物丧志’的时代。

”[11]由农业共同体向经济型社会转换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失去了农业社会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和精神依附，从而陷入了失落和迷惘的困境之中。

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在二十岁左右就被迫看破自己的一生，走上了自杀之路。

村上春树在《给台湾读者的一封信》中对此有极其深刻的揭示：
“包围着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会，却非常强大，而且难以理清的混杂，显得好像在把我们想
要完全自由自在地活下去的意志，一一加以打击粉碎，把我们所爱的东西一一变成石头，让我们所追寻的东西一一远离而去似的。

”[12]村上春树步入文坛的时候，正是日本社会自杀事件频发的时期。

据研究资料转载，
“一九八三年迎来了自杀第二次高峰。

……一九八○年的前半年则是特别增多的时期。

”[13]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村上春树决不会无视这一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

他通过其作品中年轻人的不幸死亡为我们揭示出一个以牺牲人的价值为代价攫取财富的可怕社会现实，表达了他对物化、丧失了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否定。

写于1981年3月的《纽约煤矿的悲剧》是一篇充满着死亡气息的作品。

整篇作品从开头至结束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读后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开头援引了美国摇滚歌手比基于1941年创作的歌曲《纽约煤矿的悲剧》：
“地底下的营救作业/或许仍然在进行/也可能徒唤奈何/一个个撤离矿井”。

作者在此通过比基的歌曲向读者传达出一个死亡随时会吞噬人的生命这样一个可怕现实。

接着，作品叙述了主人公“我”所遭遇到的多起死亡事件。

二十八岁的“我”周围的朋友一个接连一个地死去，这些朋友的年龄并不适合于死，然而，始料未及的却是突然莫名其妙地死去，如同被暗杀。

作品的结尾再次以地下矿工们的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为隐喻，向人们展示出一个生存环境十分险恶的日本后工业社会。

征木高司认为：
“作品无意中流露出我们现存的世界是一个非现实的世界，而黑暗深渊对面的死者世界才是现实世界这种可能性。

”[14]山口政幸则进一步指出：
“活着，生存下去本身毫无疑问确实与死亡相联。

从这个意义上说，
‘纽约煤矿’的‘悲剧’，已超越纽约煤矿这个特定的地下，也可以称是我们的悲剧。

”[15]如果说《纽约煤矿的悲剧》所透露出的浓烈死亡气息昭示了一个险恶的日本社会现实的话，那么《下午最后的草坪》则在淡淡的哀伤中揭露了年轻人死亡的根本原因。

作品虽然只字未提死亡，但我们依然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从“我”的推测中，我们得知造成女雇主女儿死亡的原因：
“她对好多好多东西都适应不来。

包括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所思所想，自己的追求，别人的需求，等等等等。

”[16]一个花季少女突然自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高度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恶果，是荒谬和黑暗的社会迫使许多因理想破灭的年轻人走上了绝路。

加谬指出：
“诚然，生
论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思想内涵及艺术特色
文学·语言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

一个人自愿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
—即使是下意识的——
—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

”[17]进而言之，正是日本物欲横流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让人失去了精神依附，从而丧失了生的意志。

这不能不说是“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

下篇
村上春树自处女作《且听风吟》发表之后，便有评论家指出其作品深受美国文学的影响，群像新人奖的评委之一丸谷才一在《美国新小说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村上春树的作品是在美式小说上赋以日式的抒情。

村上春树早期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善于运用简洁、幽默、轻盈灵动的语言与隐喻、象征、荒诞等手法，来表现他对后工业社会都市年轻人的生存境况的思考。

因此，村上春树的作品常常被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

王向远曾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一文中指出以村上春树和村上龙为代表的日本“都市文学派”
“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感受和传达带有更浓厚的后现代主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平面性、游戏性、符号化、无机化的特征”[18]。

与传统日本文学不同，村上春树的小说明显表现出受西方文学浸润的特质，给人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一人称视角。

村上春树曾表示他最欣赏菲茨杰拉德、卡波特及鲍奈加特三位美国杰出的作家。

而对于菲茨杰拉德，他更情有独钟。

他曾表示，如果没有读过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那么他至今写的作品应该是另外一种风格。

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空前繁荣时期年轻人的理想追求与失败。

《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等作品深刻揭示了美国“爵士时代”的社会本质，从而引起了村上春树的共鸣。

从表现失落的人生况味这一创作指向来看，村上春树与菲茨杰拉德的精神状态是颇为近似的。

而村上春树接受菲茨杰拉德，也是在一种批判精神状态中获得共鸣的。

受菲茨杰拉德的影响，村上春树从开始创作起便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并将这种创作手
法延续至今。

他说：
“刚开始写小说时，我对用第一人称写作没有丝毫犹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想过采用其他写法。

首先是因为我喜欢的小说几乎都用第一人称写作。

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钱德勒都是。

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也采用了第一人称。

说起菲茨杰拉德，我觉得他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更自由，情节更灵动。

”[19]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村上春树的初期长篇小说包括这部《去中国的小船》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也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写法。

《去中国的小船》作品集中的作品主人公“我”大多是都市普通生活者，有学生、公司职员、私家侦探等，作品通过叙述者“我”讲述一段回忆、奇遇或经历，揭示了日本后工业时代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主人公“我”内心深处所隐藏的“负罪感”，《穷婶母的故事》中的“我”所目睹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以及《袋鼠通讯》中的商场管理科职员“我”向顾客大倒生活苦水的荒唐之举，……如一幕幕黑色幽默剧，看了让人心酸和悲愤不已。

除了受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影响之外，村上春树对于采用第一人称的创作手法也自有独到的见解。

不久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初期的小说，有些部分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展开。

如果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当然那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假想的‘我’——
—大概就会这么行动吧。

就是这样一种视角，工作完成得极其自然。

……读者也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或者说与‘我’同化的形式，目睹并体验了呈现在眼前的事情。

故事如此向前推进，和角色扮演游戏一样。

虽然不是写实主义的故事，但线条简洁，文字也尽可能轻盈灵活，于是读者也能自然地以和主人公相同的视角展开。

”[20]这种视角同化的写作手法，让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仿佛是在聆听一位朋友在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容易产生共鸣。

《去中国的小船》的叙述者“我”与三位中国人的短暂相遇，让我们感受到了日本人对中国人怀有的愧疚之情。

《纽约煤矿的悲剧》中的“我”讲述的周围朋友接二连三死去的离奇遭遇，让我们深信“高度资本主义社会”犹如无底的深渊，随时都会吞噬人的生命。

读者随着《下午最后的草坪》中“我”的打工行踪，感受到了作品中弥漫着的死亡气息。

……由作品中的“我”娓娓道出的故事，让我们与主人公一同体验了不同的人生遭际。

“‘我’可能会碰上千奇百怪的故事，但对读者讲述时使用的口吻却像个朋友跟我们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
般亲切和随意——
—而且还使我们对于故事中发生的事件产生一定的距离感。

二十年来，使用这种朋友般亲切的第一人称方式讲述故事一直是村上春树叙事策略的中心环节。

”[21]
隐喻的活用。

在《去中国的小船》这部短篇集中，村上春树通过截取日本后工业社会的几个横截面，以夸张、变形的手法，在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里，寓言性地表达了日本后现代社会的众生相和非现实世界的精彩。

可以说，村上春树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寓意性。

这与他对小说的功能认识分不开。

村上认为，小说这东西说到底就是寓言，就是使寓言变得富有现实性。

“什么文章很高明、很精彩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无所谓。

文体的存在，是为了表现高于这些的东西。

文体的意义在于有效地支撑文义、传达信息。

我认为要从表面看不到才行。

”[22]村上春树从开始创作起就特别重视文体风格。

为了达到对当下生活的超越，村上春树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构建起一个非现实的理想世界，而在这个村上春树精心构建的非现实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被深深地烙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而实现这一创作目的的途径，便是重视隐喻的活用。

村上春树对此认为：
“在叙述部分尽量用隐喻来替代说明，结构性地将词语置换叠加起来，许多必须描写的内容托付与其他事物，这也许是我小说的文体特征之一。

然后，让其他部分尽可能保持中立。

重要的是‘托付’这种感觉。

自己不做，委之于它。

”[23]《寻羊冒险记》中的“鼠”的父亲美丽而幽静的别墅，《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温馨小镇，《挪威的森林》中的“阿美寮”等，我们都可以视为被作者赋予了神奇的色彩和超现实的力量，用来驱散人们内心的寒冷和孤寂。

在《去中国的小船》这部短篇集中，作者同样也采用了寓言式的书写方法，通过对诗意世界的营造，表达他对现实世界的疏离与反叛，为那些心灵需要救赎的都市青年人提供一个灵魂寄托场所。

处女作《去中国的小船》中主人公“我”内心期盼的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绿接天际的草原；《穷婶母的故事》中的由穷婶母们选举的穷婶母们的政府，由穷婶母们握着方向盘的穷婶母们乘坐的电车；还有，《悉尼的绿色大街》中羊男所想得到的“仅仅希望作为羊男过和平日子，希望作为羊男想问题、作为羊男吃东西、作为羊男成家生子”，不都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和平、自由、美好社会的向往与企盼吗。

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作品中的“中国”、
“穷婶母”、
“政府”、
“电车”、“小说”、“羊男”等词语所蕴含的意义，它实际上隐喻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更加注重人性的美好世界。

这些富有荒诞性的寓言式书写，表现了村上春树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体现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担当的意识。

可以说，这才是真正对历史和日本未来负责的态度”[24]。

精彩的语言。

村上春树的独特语言魅力也是其作品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村上春树对作品语言的重视可谓非同寻常，从他开始创作起，他就认为文章最重要的是语言，有语言自然有故事。

再有故事而无语言，故事也无从谈起。

简洁、幽默、轻盈灵动的书面语言，是村上春树孜孜以求的现代语言风格。

在其长篇小说处女作《且听风吟》中，独具匠心的语言给读者留下耳目一新的感觉。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
“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语言越是遁人黑暗的深处。

”
“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直叫人可怜，从海边直往山前伸展开去。

”像这样具有感性、思辨和情趣的语言，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处处闪耀着村上春树语言智慧的光芒。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村上春树除了十分重视文章的书面语言之外，还特别注重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描写。

现实生活中，村上春树是一个不善言辞、沉默寡言、很少抛头露面之人，但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描写却十分精彩而富有内涵。

“我本来就喜欢写对话，从没感到过辛苦。

叙事部分倒是改了又改，但对话部分一旦写好就不太修改。

”[25]在村上春树看来，人物对话最能凸现人物个性，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叙述和描写则会使语言变得沉重，僵硬，故事则会止步不前。

因此，村上春树在作品中常常限制对人物的描写，
“通过他说了什么，她说了什么来凸显角色的个性，我具有这种比较强烈的创作意识”[26]。

为了让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承载重任，村上春树往往采用：
“将简单的对话巧妙地加以组合，增加其分量，调节其节奏，再辅以表情和手势，也能将深奥复杂的信息有效地显现出来。

”[27]我们且看《去中国的小船》中主人公“我”向中国女大学生道歉时两人之间的一段对话：
“真的弄错了？”她问。

“还用说！不然怎么成了这样子。

”
“以为你故意的呢。

”她说。

“故意？”
论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思想内涵及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