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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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1969年生，山东潍坊人，现供职于北京空军指挥学
院。

文学博士，评论家，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届江苏省青联常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及文化现象分析、女性文学和军旅文学研究。

近几年开始散文、随笔和小说写作。

著有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散文随笔集《说吧，女人》 《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等六部。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项。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总参二部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谈》30年重要作者奖等。

李美皆
丁玲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来到北京时，虽未恋爱过，却已曾经沧海。

1924年下半年，丁玲在一所私人美术学校学习素描，一起学画的左恭与胡也频同住在一个公寓里，左恭又与丁玲的好友曹孟君在恋爱，丁玲和胡也频后来自然就认识了。

胡也频是穷苦出身，当过学徒，爱好文学，漂在北京为《京报》编辑副刊，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就发表在这个副刊上，他们因此成为好友。

胡也频对丁玲产生了好感，开始追求她。

可是丁玲此时根本没有恋爱的心情。

而且曾经沧海的她也不可能把胡也频这个毛头小伙子放在眼里。

丁玲
文/李美皆
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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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对骆宾基说：“我到北京是为了念书。

……到了北京，我不想谈恋爱，那时候我没有恋爱的想法，说老实话，我要想恋爱我就和瞿秋白好了，我那时候年轻得很，没有恋爱那个感情的需要。

”心高气傲的丁玲的意思很明显：我连瞿秋白都没有恋爱，会跟你恋爱？！当然，她跟瞿秋白的确切情况不是没有恋爱，而是没有恋爱成。

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写：“王女士与瞿××同居后，丁玲女士似乎也与瞿××的一个兄弟，有过一度较亲切的友谊。

”瞿××是指瞿秋白，他的弟弟指瞿云白。

蒋祖林在《丁玲传》中写，他曾在丁玲晚年问过有没有这事，丁玲不加思索否认，而且觉得可笑，她说，“我那时自视很高，怎么会看上瞿云白。

他那时只是个替瞿秋白管家的角色，并没有多少趣味。

”是的，瞿秋白既为王剑虹得到，丁玲要找也得找个不输给瞿秋白的，否则岂能甘心？如果她跟瞿云白好了，也许符合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愿望，但她自己岂不屈尊？有得不到正品只能拣次品的感觉。

有瞿秋白作参照，无论瞿云白还是胡也频，显然都难入她的法眼。

还有，胡也频太年轻太单纯了，而丁玲经历了与瞿王的这一段，已然是一个欲言又止的有故事的人了，正如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所写：“她似乎想忘掉一些不必记忆的印象，故谈及时常常中途而止。

”丁玲1937年对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说二人“像姐弟一般”。

胡也频比丁玲长一岁，这个“姐弟”，不是物理年龄关系，而是心理年龄关系。

丁玲并未进入恋爱状态，但胡也频却不能自拔了。

丁玲暑假回了老家，胡也频忽然找来了。

“我与母亲同去开门。

我们都不得不诧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那个穿着月白长衫的少年。

我母亲诧异这是从哪里来的访问者，我也诧异这个我在北京刚刚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

但使我们更诧异的是这个少年竟是孑然一身，除一套换洗裤褂外便什么也没有，而且连他坐来的人力车钱也是我们代付的。

”
此时的丁玲从北京无功而返，仍然是忧伤迷茫的，即便与胡也频似是而非的恋爱也不能使她解脱出来。

胡也频却“一天到晚，似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无所要求，心满意足，像占满了整个世界一样快乐”。

丁玲本是生米，胡也频却像熟饭，拌到一起，连带着她也夹生了。

暑假过完，他们回到北京。

“我那时的确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

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丁玲1985年3月1日致白浜裕美信）丁玲的叛逆在跟胡也频同居的问题上也体现出来。

她跟胡也频的同居，某种程度上是赌气的结果。

丁玲虽然说自己没有恋爱的需要。

“但是我需要朋友，需要一两个人一块奋斗。

”可是，她的朋友1925年都离开北京到南边去了，信也不通了。

丁玲没有独自生活过，她跟胡也频住在一起成了势所必然。

他们曾租住在西山碧云寺附近的村子里，靠丁玲母亲每月寄来的20元钱度日。

那时的结婚并不严格，同居和结婚没有太大差别，丁玲几十年后给青年作家讲话时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有人解读为个性解放或性解放，实际上不纯是，她年轻时候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

她和胡也频是如此，到后来与冯达也是如此。

沈从文写到去看这两人的情形：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的一样，睁着眼睛望人。

这人眼睛虽大，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

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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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到只是一个床，心里想：这倒是新鲜事情，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

（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想些什么，自然是很明白的。

但丁玲和胡也频其实连同居的涵义都不完全，就是两个小孩子过家家——“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

”沈从文以喜爱的笔调记叙过他们的“过家家”，虽穷，但有兴味，年轻的热情是生活最好的提味剂。

丁玲对胡也频并不那么认可：“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

”他们当时最大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很孩子气，这是一种近乎两小无猜的关系。

他能够打动和熔化她的，就是热情与单纯——这年轻的特性。

“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

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11月）丁玲1937年对海伦·斯诺说：
我想随时离开胡也频，但他希望我们的关系会变得亲密些。

有时我们快乐，有时不快乐——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却带了两块饼，跑到山里去在太阳和露天里过这一天。

也频对于我们的将来非常悲观，但他非常爱我。

他全部的时间都被两件事占去——写诗和恋爱。

我要从恋爱脱逃，但不知道怎样个逃法。

冬天来时，我们离开西山，回到城里。

我试着想离开胡也频，但是做不到。

我并非不喜欢他，但怕他太过爱我。

“我虽然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但寂寞得很，所以才写小说。

”相伴，解决的只是孤
单，却解决不了寂寞。

胡也频并不能满足她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她内心有一块地方，是他始终进不去的，所以她才诉诸小说。

在这份爱里，她是被动的，不必付出，只要接受就行了。

甚至，连亲密关系的义务她都不必尽到：“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

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

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

”（丁玲1985年3月1日致白浜裕美信）丁玲晚年对骆宾基也说：“胡也频热情得很，他就是这样想：我也不要你爱我，只要允许我对你好就行了。

我那时就一个人，就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

这些话我不愿意讲，人家不相信，我们两个没发生关系，我们两个说了：你要有了爱人你就走，我要有了爱人我就走，真是解放派呀。

”丁玲所说的“发生夫妻关系”“发生关系”，当然是指发生性关系。

所以，他们实际上连通常所谓“同居”都算不上，就是同住的恋人而已。

丁玲对骆宾基说：也频这个人真是纯洁得很，这样纯洁的人只有一个朱谦之，五四时代的，他没有和他老婆发生关系，他老婆是二九年（笔者注：实际上是1928年）死的，二四年同居的，五年没有发生关系。

朱谦之和杨没累敬慕的是“梅妻鹤子”的宋代诗人林逋，“觉得如林和靖那样才是最富于情而淡于欲的人”。

朱谦之说：“我和没累的‘纯洁的爱’（pure love），我俩对于恋爱所抱的见解，有非常的信念，我们为着我俩的‘爱’的长生，自始至终避免那恋爱的坟墓——性欲的婚媾，在几年中倾心陶醉，同宿同飞，说不出难以形容的热爱，而仍无碍于纯洁的爱。

”（黄夏年编《朱谦之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杨没累对丁玲影响很深，她是丁玲创造“莎菲”的原型之一。

杨没累信奉“唯爱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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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与丈夫朱谦之发生精神恋爱。

朱谦之则说，没累不愿意的事，我就不做。

丁玲和胡也频的同居早期复制了杨没累和朱谦之的模式。

当时丁玲还不了解杨朱二人的无性婚姻，但可能已经受到杨没累唯爱哲学的影响，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后来，当朱谦之告诉丁玲他与杨没累同居五年没有发生关系时，丁玲表示，“也许旁人不相信他这话，可是我是相信的，还认为很平常。

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太讲究精神恋爱了。

对爱情太理想。

”丁玲晚年告诉骆宾基她和胡也频早期的无性同居时，也说：人家都不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呀，有这样的事？你是乌托邦，净讲些神话！骆宾基同样表示：“我是理解的，过去育才学校培养的学生也是那样的，男女都在一个房间，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根本没有想过，觉得做那样的事情是卑鄙的。

”这就是五四一代的观念之一种：性是不纯洁的。

不过，他们的唯爱哲学的“纯洁”并非完全排斥身体的亲昵。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写的毓芳和云霖：宇宙间竟会生出这样一对人来，为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们连自己也不敢断定：当两人抱在一床时是不会另外干出些别的事来，所以只好预先防范，不给那肉体接触的机会。

至于那单独在一房时的拥抱和亲嘴，是不会发生危险，所以悄悄表演几次，便不在禁止之列。

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丁玲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还不知道杨朱的禁欲婚姻，却已写到这样的情形，可见，这是她当时朋友圈里并不罕见的观念。

毓芳和云霖，也许是她朋友之间的情形，也许是她与胡也频之间的情形。

丁玲1985年说，“当时年轻的女子和男子恋爱，不发生关系，想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是当时比较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些女性的特点；当然她们中也有一些从一而终的思想”。

不发生完全的性关系，但不排斥拥抱接吻，这是他们的尺度。

因为，性关系在他们看来是低下淫亵的，既不浪漫，又不美丽；而拥抱和亲吻是温柔纯洁甚至崇高的亲密，属于精神恋爱许可的范围。

将性视为对爱情的亵渎，将性关系与精神独立对立起来，一旦有了性关系就要从一而终，可见，他们的性心理尚未解放。

施蛰存在《丁玲的“傲气”》中回忆上海大学时的丁玲：她第一是有“女大学生的傲气”，因为那时上海还没有几所男女兼收的大学；另外的“傲气”，是“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

然而，这个充满意识形态上的傲气的女青年，在性方面却并不那么解放。

丁玲其实是矛盾的：一面禁欲，一面嘲笑禁欲；一面胆小矜持着，一面狂野热烈着。

这种矛盾在莎菲对凌吉士的态度上也体现出来：
这种两性间的大胆，我想只要不厌烦那人，会象把肉体融化了的感到快乐无疑。

但我为什么要给人一些严厉，一些端庄呢？
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

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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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

我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了；并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

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

丁玲一面与胡也频禁欲，一面想象出凌吉士这样的性诱惑者，想象出“两性间的大胆”“肉体融化了的感到快乐”“癫狂的动情”“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

单看《莎菲女士的日记》，难以想象写出这样狂野大胆的情欲的丁玲，现实中却在禁欲着。

这女性心理的成熟，除了经历，可能也是受《包法利夫人》影响的情欲虚构，沈从文说那是她当时最为熟稔和迷恋的一本书。

莎菲之“拯救我自己被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与丁玲的抵制情欲是一致的，她和胡也频之间的爱与欲、精神与肉体是不一致的。

也许，她与胡也频爱与精神的契合度，还达不到欲与肉体跟进的程度；也许，她内心有狂魔，但这狂魔尚不能为胡也频呼之欲出。

丁玲见证了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新婚，肯定是知晓男女之事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性敏感，也足以说明她的性觉醒。

比如：
我每夜看到他丝毫得不着高兴地出去，心里总觉得有点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氅的当儿向他说：“原谅我吧，我有病！”他会错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同他客气。

“病有什么要紧呢，我是不怕传染的。

”后来我仔细一想，也许这话含得有别的意思，我真不敢断定人的所作所为象可以想象出来的那样单纯。

这段文字中，莎菲能由“传染”联想到亲密关系，甚至体液，说明丁玲性心理方面已经成熟。

胡也频可能真是超越情欲的纯洁，所以丁玲说他“纯洁得很”，但她没说自己是不是“纯洁”。

沈从文则认为胡也频对男女之事依然懵懂未开蒙。

那个年代的“纯洁”，可能是因为来自外界的性启蒙太少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性信息铺天盖地，很难如此“纯洁”了。

但是，在古代人也早熟，《红楼梦》里的女孩子都是十几岁就晓事，李香君与侯方域一见钟情暗许终生时也才十五六岁。

可见，那种“纯洁”还是跟五四一代人的观念有关。

不过，胡也频并非唯爱哲学的信奉者，他只是受丁玲观念的影响，在二人的关系中，丁玲是主导者，他只是尊重她的意愿。

也许从同居开始，他们才真正进入恋爱状态。

他们的恋爱之所以能够保持“纯粹”、与性无关，原因有三：一，她对胡也频倾心的程度不够；二、当时新女性的流行思想是柏拉图之爱，如骆宾基所言，以杨没累为例；三，她外出求学时母亲有嘱：“守身如玉”。

丁玲晚年对骆宾基说，“以前我不愿意嘛，我要保持我自己的自由嘛，我觉得要是和你发生关系，那就好像定了。

”可见，她还没有决心与胡也频“定”。

在丁玲当时的观念中，性关系就是一道坎儿，一个标志：只要没有性关系，就不是夫妻，就是自由的，彼此没有忠贞的义务；不言而喻，只要有了性关系，那就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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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要从一而终。

她是以性来界定婚姻的，注重的是性与婚姻的统一，而非性与爱的统一。

丁玲在当时并非多么解放，甚至可以说保守和传统，现代的女性观念尚未确立起来。

这种如中世纪修女一般的近乎洁癖的性观念，也是那一代新女性的“水月镜花”的女性主义。

当然，存有这种灵肉分离的单薄脆弱的“两性解放”意识的，不惟女性，男性亦然，如骆宾基所言，当时育才学校培养的男女学生都认为“做那样的事情是卑鄙的”。

丁玲的同学杨没累则把这种“纯洁的爱”的非常信念推到了几年的婚姻实践中去，她和朱谦之为着“‘爱’的长生”“自始至终避免那恋爱的坟墓——性欲的婚媾，在几年中倾心陶醉，同宿同飞，说不出难以形容的热爱，而仍无碍于纯洁的爱。

”他们认为，无性的爱是纯洁的爱；那么，不言而喻，性就是不纯洁的了。

他们崇敬“梅妻鹤子”的宋代诗人林逋那样的“富于情而淡于欲的人”，情与欲，在他们是对立的。

尊重爱，因而菲薄性，把性视为纯爱的妨碍因素，是部分五四青年的畸形性爱观。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带来人文主义的全面苏醒。

丁玲青春时期的苦闷与愤懑，都凝结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了，那是她青春期情绪的集结性折射，是大我与小我的苦闷、时代与青春的苦闷的叠加。

丁玲在纪念胡也频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写：“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

”但是《莎菲女士日记》中最触目惊心的，却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性意识的觉醒。

在1920年代，欧美都还是老派守旧的，离19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尚远，好莱坞电影里还没有出现吻戏，中国女作家丁玲却开始写起以男性为猎物的“色诱”来了，而且写得生猛任性，毫不隐晦。

在中国新文人尚未完成旧道德的蝉蜕之时，丁玲身为年轻女性却以毫不含糊的姿态亮相于男性都不敢轻易涉足的性意识领域，这份先锋与前卫，不能不令人侧目。

但是，丁玲让莎菲的性止步于心理层面，几未付诸行动。

这反映了丁玲本人当时的心态和状态。

丁玲虽然深谙莎菲的性心理，但她的着眼点并非性，她只是要不顾一切地反叛，发出苦闷的呐喊。

而以女性的性心理这个禁区切入，更能够表达她的反叛意识，更能够表达隐秘而尖锐的女性心理，更能够写出女性的个体性。

所以，她那样写了。

她那样写，也许是出于一种任性。

而正是这种任性，成就了她文学的个性。

1980年代，丁玲在一次答问中说：说莎菲是追求性爱，我觉得可笑得很，我恰恰是说莎菲不要性爱。

她还反驳了把她视为莎菲的说法：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与胡也频生活了两年，我不需要男性，我不需要朋友，这我都有了。

我是写那个时代，有那么一种人……1980年代她还对儿子说：“说莎菲是追求性爱，那是没有读懂这篇文章。

”当然，半个世纪后的说法，未必能够完全代表写作时的想法。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季札指出了中国人在人性观察方面的不足：大凡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在中国人还不习惯讨论隐秘心灵的时候，丁玲率先彻底地坦白了自我，单这一点，就有革命性意义。

须知，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的“两只花蝴蝶”，现在看如儿歌一般，都能够载入文学史的。

1920年代，中国小说也刚刚摆脱情节小说的模式而步入性格小说阶段，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写出了如此成熟的心理小说，这不能不令人震惊。

“当时的意义”即是“文学史的意义”，何况，《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单具有开创性，其高度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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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由此看，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女作家在丁玲面前，并无甚高明和高傲之处。

现在的人看《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一种偏差，把“解放”夸大了，以为那是一篇关于“女性之性”的小说，进而把小说的性载体符号移植到丁玲身上，视丁玲为性载体符号。

那真是误读了丁玲。

当时的丁玲还处于一种即便同居也要禁欲的状态呢。

那些想当然地理解丁玲的、自以为了解丁玲的，绝对想不到她比你想象的还要匪夷所思。

所以，你没有资格鄙视她，即便她把女性纷乱的隐情向世界袒露，她也是干净的、单纯的。

对于丁玲的议论，从她年轻到老，再到死后，其实都没变过。

她自己在《不算情书》中对着冯雪峰清楚地说过：好些人都说我。

我知道有许多人背地里把我作谈话的资料的时候是这样批评，他们是不会有好的批评的，他们总以为丁玲是一个浪漫（这完全是骂的意思）的人，以为是好用感情（与热情不同）的人，是一个把男女关系看做有趣和随便（是撤烂污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地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因为丁玲被如此符号化，所以，她晚年看到《记胡也频》《记丁玲》时，对沈从文把她写成一个为“肉体与情魔”所俘虏的女人非常反感，认为这是一个误导，为她的被歪曲提供了依据。

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分析丁玲与胡也频初识时的感伤乖戾，除了遭际之外，还归因于：在实际上，则另外一件事必更有关系，便是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

……不过朋友们同她自己，虽明白这分感情由于生活不满而起，却不明白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

——沈从文对于一个异性这么容易揣测到性苦闷上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自己的微妙和复杂心理吧？他看她带着性的眼光，就说明他对她不排除性心理。

顺着自己的逻辑，沈从文写到丁胡同居之后他再见到丁玲：中秋那天我在他们香山小屋里看到她时，脸上还有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

问她还喝不喝酒？她只微笑。

问她还到芦苇里去读诗没有呢？也仍然只有微笑。

我心里就想说：“你从前不像个女子，只是不会有个男子在你身边，有了男子到你身边，你就同平常女子一样了。

”（《记丁玲》）按沈从文的逻辑，这时候的新妇丁玲，已经解决了性苦闷，所以安静温柔。

可是，沈从文写此文时已经知道，丁胡此时根本没有“发生关系”，他却依然这么写，所以，这反映的只是他自己心理的真相。

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也写道：第二次望到床，我说，“这是新鲜事情！”沈从文的注意力那么容易引到“床”上去，即便胡也频告诉他没什么“新鲜事情”，他还是不能移开。

沈从文一厢情愿地顺着自己的逻辑，先来设定丁玲的性苦闷，再来留意性苦闷的解决，总之是不脱性的眼光。

可是，如果丁玲的苦闷真是因为他所理解的“花痴”，丁胡此时就不会是有爱无性的状况了。

沈从文的这种狎昵的趣味，确实暧昧发粘，令人不爽。

无怪乎丁玲晚年在此段文字后批注：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

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

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沈从文《记丁玲》的相关内容还有：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

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

丁玲直接批注：混蛋！ ——不怪丁玲怒不可遏，怪只怪沈从文那时已经知道这“年青人的身体”并没怎样，却还写得这么暧昧。

后来，丁玲在《不算情书》中剖析自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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