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塞林格短篇小说《在小船里》的国家认同

第30卷　第6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30 No.6 2021年6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Jun. 2021文章编号:1008-8717（2021）06-0040-09
论塞林格短篇小说《在小船里》的国家认同
陈　曦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尾　516600）
摘 要:塞林格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塑造了一群“塞林格式的人物”，他们孤独、寂寞、质疑他人的价值观，对周围的生活失去兴趣，经常产生逃离现实的念头，而这些人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塞林格自身的真实反映。

作为一个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半犹太人，他比任何人都缺少归属感，虽然从小接受美国式的价值观念，但反犹主义的盛行和身上的犹太血脉都使塞林格不由地向犹太文化传统靠拢。

作为《九故事》中最具有深刻现实主义意义的一部短篇小说，《在小船里》通过一个只有四岁的小男孩因父亲的犹太身份而被歧视的遭遇来深深触动读者的内心，让人们不由得替这个孩子未来的人生道路担忧，并继而思考塞林格（与小男孩有相同的身份背景）在国家认同过程中的艰辛、努力和探索。

关键词:塞林格；《在小船里》；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Ａ
On Salinger’s National Identity in Down at the Dinghy
CHEN Xi
（Shan Wei Polytechnic,Shanwei Guangdong　51600）
Abstract:Nine Stories, Salinger’s only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uilds a series of “Salingerish Characters”, who are isolated and lonely, questioning the values of others , losing interest in the surrounding life and often having the thoughts of escape, while, to a large extent, these characters are real reflections of Salinger himself. As a half-Jewish born and raised in America, Salinger lack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most compared with others. Though he received typical American education of values, the prevalence of anti-Semitism and the Jewish blood in his body urge him to lean on Jewish cultural traditions. Down at the Dinghy, as a significant work of Nine Stories which has the most realist meaning, deeply touches the readers’ hearts through a only four-year-old boy’s sad encounter whose father was discriminated by his Jewish identity, which makes people worry about the boy’s road to the future, thus contemplating Salinger (having similar ethnic background to the boy) on his hardship, efforts and explo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Salinger; Down at the Dinghy; national identity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2020-11-19
陈　曦（1983-），女，陕西西安人，汕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新媒体与大众传播。

《九故事》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集由塞林格早期发表的作品中的九篇汇集而成，故而叫“九故事”。

虽然塞林格在给这部作品命名时显得十分漫不经心，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过于随便了，但是考虑到他曾直接以笔下的格拉斯家族的一对兄妹的名字祖伊与弗兰妮来作为两部中篇小说的名字（之后合并出版为《弗兰妮与祖伊》），可见这也符合塞林格一贯低调、不喜张扬的作风。

抛去名字不提，《九故事》中的九篇短篇是塞林格在曾发表的三十余篇作品中遴选出来的，其文学及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与短篇集中热度较高的《笑面人》《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和《泰迪》等不同的是，
《在小船里》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家足够的关注。

从内容上看，这个故事的确有些平淡：女佣桑德拉向另一位女佣斯内尔太太抱怨主人家四岁的小男孩莱昂内尔，认为他总是悄无声息地满屋子跑，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家里的任何地方，为此桑德拉伤透脑筋，因为她不得不处处谨言慎行，以防被敏感和早慧的小莱昂内尔发觉什么不妥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可一次在桑德拉与斯内尔太太聊天并嘲笑小莱昂内尔的父亲是个大犹太佬时却刚巧被小莱昂内尔听到了，于是他便独自跑到屋外他父亲的小船里，母亲波波发现后便去船上安慰小莱昂内尔并从孩子口中得知了他跑走的真相，最后在母亲的引导和劝慰下，小莱昂内尔不再伤心，并在回家的路上与母亲开心的赛跑，而且还赢得了比赛。

此外，在结构上，该作品也不像《笑面人》那样复杂（《笑面人》的整个故事层可以分出三个套嵌式的结构：最外面的是叙述者正在回忆童年往事的行为；第二层则是以“科曼切人”的活动为中心的童年往事；最里面一层才是“酋长”所讲述的关于笑面人的故事）[1]，该故事
通篇由三组对话构成（两个女仆之间，两个女仆与女主人波波之间和波波与儿子之间），并辅以作者的叙述作为补充和衔接，结构简单明了。

虽然塞林格似乎并未赋予这部作品太多的构思与设计，但他却通过小莱昂内尔之口道出了一个更为严重且更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是他和小男孩共同的精神困惑——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或者说半犹太人的国家认同问题。

而巧妙的是，塞林格安排一个只有四岁大的孩子来承受因父亲的民族身份而遭受歧视的痛苦，无疑增加了作品的深刻意义。

此外，对犹太人的嘲笑竟来自身份卑微的社会底层的女仆，这不能不说“反犹”现象在当时已经遍及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了。

波波家的女仆虽然在经济上低主人家一等，但在民族优越性上却信心十足，甚至对一个四岁大的孩子的外貌也不免挖苦一番：“他那鼻子也一准会跟他爸的一个模样。

”[2]
一、塞林格——反犹主义的亲历者
反犹主义对犹太民族来说并不陌生，可以说“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反犹主义”。

[3]毫无疑问，每个犹太人都在反犹主义的阴霾下成长，又在反犹主义的磨练下成熟。

美国的反犹主义由来已久，大概可以追溯到初建殖民地时期。

“美国殖民地的创立者，荷兰人、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及其他欧洲殖民者，将反犹主义的种子带到了新大陆。

”[4]虽然美国反犹主义的原因与“旧大陆”（欧洲）相差无几（在宗教上，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凶手；在经济上，犹太人贪婪、爱财，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吝啬鬼夏洛克；在生活中，犹太人傲慢自大、爱抱团、不易被同化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并不像“旧大陆”那么的激烈。

一方面，清教徒所提倡的宗教自由、政治民主制约着反犹主义的烈度；另一方面，
殖民地的建设需要大量移民，且美国广袤的疆土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犹太移民提供了庇护。

但自19世纪80年代大量东欧犹太人涌入美国以来，移民问题，尤其是犹太移民问题引起了美国许多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密切关注，并质疑这“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

[5]犹太民族是智慧、勤劳、和重视教育的民族，在美国，特别是内战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犹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快就成为了社会的“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成功增强了犹太人的自信心，他们开始搬家，迁至上流社会人士居住区，建造富丽堂皇的犹太会堂，在美国社会宣告自己的存在。

”[6]而这种看似高调的举动无疑更拉紧了美国早已对犹太移民紧绷的神经，一些种族主义者甚至给犹太人扣上了“阴谋论”的帽子。

由于国内的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美国国会最终在1921年和1924年通过了移民限制法令，“1921年的法令规定每年移民人数以1910年的人口为基数，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被限定为1910年该群体已有移民数的3%；1924年的法令又将限额降为2%”。

[7]虽然这两个法令并不只针对犹太人，但对于在诸多外国移民中占主体的犹太移民来说，法令的颁布具有十足的针对性。

同时，在美国国内，已经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也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限制和排挤。

而塞林格，这位1919年出生于纽约的犹太后裔，注定要用一生去感受20世纪美国反犹主义的波澜起伏，也要用一生在双重身份（美国政治身份和犹太民族身份）的困境中彷徨游走。

塞林格出生在一个半犹太家庭（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在婚前是天主教徒，后将自己具有天主教意味的名字“玛丽”改为一位犹太教女先知的名字“米莉亚姆”），而他的成长年代却恰巧是美国社会反犹呼声最高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成为反犹主义最恶毒和最公开化的时期。

”[8]在反犹主义盛行的年代，美国高校在生源问题上也深受影响。

在20世纪初，美国高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远远超出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在1920年，纽约城市学院与亨特学院的犹太学生比例甚至高达80%-90%），而到了“一战后，美国东部常春藤联盟中的一些学校为降低犹太学生的比例而制定了一些生源指标体系，规定各族裔的学生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

实施这些规定之后，上述各校中犹太学生的数量急剧减少。

”[9]塞林格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曾先后上了三所大学，但他又是不幸的，因为这三次大学生活最后均以退学而告终，虽然塞林格并未对此做出过解释（塞林格一向对自己的私人生活讳莫如深），但因为“反犹主义”的盛行而在学校遭受到的歧视与排挤一定不容忽视。

在这里，我们不难想到塞林格的那部自传性质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所塑造的高中生霍尔顿，霍尔顿在潘西中学过得十分不愉快，他没有朋友，身边都是一群假模假式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塞林格都有过退学的经历，虽然塞林格从未向别人谈及过原因，但我们或许可以从霍尔顿退学的理由中找到些许线索：“我离开爱尔敦·希尔斯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四周围全都是伪君子。

就是那么回事。

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

”[10]霍尔顿认为他的宿舍同屋狄克·斯莱格尔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因为他的手提箱远不及霍尔顿的值钱，于是斯莱格尔就把它放在床下，而霍尔顿察觉到这一点之后，便把手提箱从架子上取了下来，也放在了床下，“好不让老斯莱格尔产生他妈的自卑感”，[11]可过了一天，他就把霍尔顿的皮箱重新搁回到架子上，而这么做“原来他是要人家把我的手提箱看作是他的”。

[12]不仅如此，斯莱格尔“老是对我的手提箱说着难听的话。

他口口声声说它们太
新，太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他最爱说的混账口头禅。

他不知是从哪儿读到的或者是听来的。

我所有的一切全都他妈的太资产阶级。

连我的自来水笔也太资产阶级。

他一天到晚向我借着使，可它照样太资产阶级”。

[13] 从霍尔顿这句嘲讽无不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态度：既依赖于犹太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突出贡献，又因为历史长期存在的“反犹意识”而不由地处处对其抵制。

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短篇《在小船里》，女仆桑德拉一方面因为经济原因要以在富裕的犹太家庭工作谋生，而另一方面又因为民族优越性对犹太主人进行大肆挖苦。

可见，无论是在单纯的校园还是在复杂的社会，犹太人都饱受着冷眼与歧视；无论是家境优越的富家子弟还是生活清贫、地位低下的仆人，都可以肆意地对他们进行嘲讽与挖苦。

美国的“强势群体”一方面享受着犹太移民所创造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却不想赋予他们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社会学家默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弱势群体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无论他们怎么做，其结果都是证明了他们的‘劣根性’；相反，强势群体怎么做都证明了他们的‘美德’。

”[14] 默顿举例说：“林肯总统工作到深夜证明了他的勤奋，犹太人这么做则是他们的‘血汗工厂’的证据。

这种双重标准是‘高度功能性的’，它不遗余力地贬低弱势群体，它‘是社会精英保持他们权力与声望的极有效的一种手段。

’”[15]
二、塞林格——反犹意识形态下的逃离者
美国“反犹主义”的乌云集中聚集在20世纪上半叶，这既与美国从殖民地时期起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动荡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危机有关，更与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过于“引人注目”密切相连（人口的增长，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崛起[16]）。

来自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排挤与重压让犹太人苦不堪言，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外界的伤害，犹太人加速了
自身被同化的过程。

一方面，犹太人不得不“去犹太化”（改掉明显具有犹太性的名字，放弃犹太教，与异族通婚等）；另一方面，努力地实现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美国一贯的多元、民主的文化环境为这种认同提供可能）。

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由于反犹运动的势力过于强大，让一些犹太人不由地想要“逃离”美国，好在新的国度继续坚守犹太传统。

塞林格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有着“逃离”的念头。

不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还是《弗兰妮与祖伊》中的弗兰妮，都因为与周围世界的格格不入而不约而同地想要“逃离”，甚至塞林格本人在成名之后也在柯尼什的一片森林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当“反犹主义”的火焰在社会中全面蔓延时，犹太人变得愈发地谨言慎行，他们处处小心提防，甚至在自身利益遭受到侵害时也不敢伸张，只能选择息事宁人，唯恐让自己陷入与他人的正面对抗之中。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在面对偷他手套的同学时，只能“站在那儿，装出很凶狠的样子”，“只会说一些十分尖刻、十分下流的话，来激怒他——却不敢挥拳打他的下巴”，“最后离开的时候，甚至都不会碰他一下”，“大概会到盥洗室里，偷偷抽一支烟，在镜子里看着自己装出凶狠的样子”。

[17]同样，《在小船里》的女主人波波也是如此，作为一位半犹太人（父亲和丈夫为犹太人，母亲是天主教徒），在面对女佣对丈夫犹太人身份的戏谑和讽刺，并因此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时，她仍然保持克制，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家去质问女佣，而是劝慰和开导四岁的儿子，尽可能地减少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痛苦。

美国的犹太人虽然已经拥有了美国的政治身份和足够的经济地位，但其社会身份永远低美国白人一等，永远被排挤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永远属于一个“外人”。

而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以
色列才是他们自己的“祖国”，“在他们看来，当下一次‘大屠杀’时，唯一不会拒绝收容他们的国家，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

”[18] 所以，当美国犹太人受到社会的重压越强烈，他们就越想逃离，奔向他们自己的“祖国”。

在塞林格诸多的短篇作品中，《在小船里》的“逃离”色彩最为浓重：在这次逃跑之前，四岁的小莱昂内尔已经出走过多次，无论是在两岁半时躲在公寓地下室的水池底下，还是在三岁时跑到中央公园的林荫道上，对于孩子逃跑的原因，母亲波波感到十分的无奈和不解：“我不知道，斯内尔太太。

我也是有点儿稀里糊涂的。

”[19]波波的困惑多半是因为孩子每次跑走的理由都是那么微不足道：“那天下午公园里有个孩子不知从哪听说了假情报，跑到他跟前说：‘你这个家伙真臭。

’至少我们觉得他是因为这个才跑的。

”[20]或是“在洗衣房里。

一个叫内奥米还是什么的——他的一个好朋友——跟他说她的热水瓶里有一条虫子。

反正我们能从他那里问出来的就是这些。

”[21]由于波波没能真正明白孩子一次次跑走的原因，致使其与小莱昂内尔的母子关系并不融洽，而这恰恰就反映在波波找到孩子时与其进行的对话中。

波波是在房前草坪的小坡上发现孩子的，当时，小莱昂内尔正坐在他父亲那条小船的船尾座上。

一开始，小莱昂内尔对母亲的搭讪是无视的，直到波波用海军司令般的口吻说道：“舰队副司令坦纳鲍姆。

娘家本姓道格拉斯。

我来视察后舵手啦”[22]时，孩子终于有了反应“你不是一个舰队副司令。

你是个太太。

”[23]并又两次重复了这句话。

显然，小莱昂内尔并不认可波波自封的“名号”，更不允许她破坏自己对舵手的美好向往。

而当波波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椭圆形，放到嘴边，然后发出了一声像是军号的声音”[24]时，“莱昂内尔立即抬起了头。

很可能他也清楚这个号声是假的，但无论如何地他看上去是极大地被振奋了，他的嘴巴都张开了。

”[25]毫无疑问，小莱昂内尔被母亲会吹海军号角的本领吸引了，并在母亲就自己军衔的问题进行解释之后，甚至对母亲的话都有点相信了。

他对母亲的态度虽然有些缓和，但仍然坚决反对母亲提出上小船的请求：“你蹲在那边也能说”“谁也不能进来。

”[26]但在孩子报复性地将小船甲板上的一副护目镜和波波扔过来的一个钥匙链故意弄到湖里之后，他的心理防线终于坍塌了，大声地哭了出来，并委屈地道出他此次跑走的原因：“桑德拉——跟斯内尔太太说——爸爸是个——邋遢的——大犹太佬。

”[27]
在这部短篇中，塞林格既没有设计激烈的反犹冲突，也没有设置一个足够社会化的背景，只是轻描淡写地讲述了小男孩因为父亲被佣人嘲笑而产生的委屈，而恰恰是这种简单的叙述对第三代犹太移民后裔的国家认同问题产生了深刻的意义。

小莱昂内尔同塞林格一样，在美国出生和成长，他们虽然不需要像他们的祖辈那样通过加倍的拼搏才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和精英力量”[28]，但他们却成长在美国反犹主义最激烈的时期，从小就要承受来自外界各方的讥讽与歧视。

在波波的家里，虽然女佣桑德拉懂得：“我是说在他跟前，你随便说个什么字都得掂量好了”[29]，但却经常在私下忍不住要对小莱昂内尔及其父亲的犹太身份挖苦一番：“他那鼻子也一准会跟他爸的一个模样。

”[30]只有四岁的小莱昂内尔或许不太明白“大犹太佬”的真正含义，但敏感与早慧让他觉得这个词显然没有什么善意。

同理，当小莱昂内尔因为其他孩子的一句“你这个家伙真臭”[31]而跑走时，我们也不能单纯地认为这只是小孩子之间闹别扭时的反应，而应该看到小男孩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在某些方面的不同，而这个不同就是作为
第三代犹太移民后裔无法摆脱的阴霾。

塞林格让一个小男孩的弱小心灵来承受祖辈遗留下来巨大问题无疑是具有极其严肃和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此外，不难发现，相较于前几次的出走，小莱昂内尔这次是跑到了父亲停泊在码头的小船上，而且在母亲对他说话时，他很想“显示一下他的航海本领。

他把那个不起作用的舵柄一把推到右面，然后又立即猛地拉回到自己身边，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船的甲板。

”[32]显然，小船是小男孩最后的依靠，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真正地“离家出走”，但他的确已经为此做好了航行的准备。

小船在作品中具有十分鲜明的象征意味，是船将犹太移民从遥远的欧洲“旧大陆”带到了美国“新大陆”，虽然犹太人想在这片自由、民主的国度安居下来，但宗教的偏见、刻板的印象让他们饱受不公平的对待与歧视。

因此，小莱昂内尔正是想划着小船逃离他所生活的环境，驶向一个不会嘲笑他父亲是个“犹太佬”的地方，这既是小男孩的心愿，更是对反犹主义有着切身感受的塞林格的夙愿。

三、塞林格——国家认同视域下的彷徨者
塞林格和其他美国犹太作家一样，常常游走于美国政治身份和犹太民族身份之中。

虽然塞林格出生和成长在美国，和美国白人孩子接受了一样的美国价值观和文化体系，并认可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但由于从小家庭对他们家族的身世讳莫如深，再加上在成长过程中受到 “反犹主义”的严重影响，致使塞林格又经常表现出对犹太归属感的强烈渴求。

在作品中，塞林格就塑造了许多因为无法适应外部世界而陷入精神危机的人物。

在塞林格的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虽然看不惯周围人的假模假式，但他却有一个极为世俗、物质的女朋友萨丽。

霍尔顿不可救药地迷恋上萨丽的美，“她看上去真是漂亮极了。

一点不假。

她身穿一件黑大衣，头戴一顶黑色法国帽。

她平时很少戴帽子，可是这顶法国帽戴在她的头上的确漂亮。

”[33]但霍尔顿的头脑依然清醒，当他对萨丽说爱她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撒谎；当他脑海里闪过想与萨丽结婚的念头时，他很明白“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的确疯了。

我承认这一点。

”[34]霍尔顿深知他和萨丽并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交集，尽管他在向萨丽抱怨他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失望透顶时并没有得到萨丽的迎合，但霍尔顿还是把自己对未来的憧憬激动地描述给她听：“咱们可以住在林中小屋里，直到咱们的钱用完为止。

等到钱用完了，我可以在哪儿找个工作做，咱们可以在溪边什么地方住着。

过些日子咱们还可以结婚。

到冬天我可以亲自出去打柴。

老天爷，我们能过多美好的生活！”[35]这是霍尔顿第一次将自己内心压抑已久的理想一股脑地讲出来，虽然他面对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女孩，但他想让这个女孩认识到周围一切的虚伪和荒诞，从而让她的精神得到提升，好走进他的世界与他纯粹地、安稳地过着简单的日子。

霍尔顿太想找到一位灵魂伴侣了，好让自己漂泊已久的心可以有所依靠，尽管难度很大，但他还是急切地询问萨丽的意见：“你看呢？说吧！你看呢？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劳驾啦！”[36]但萨丽显然无法理解霍尔顿疯狂而反常的举动，说道：“你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呢。

”[37]显然，在萨丽看来，霍尔顿的这个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因为她认为他们俩只是孩子，还不能承担起组建家庭的重任。

虽然霍尔顿向她保证肯定会找到工作，又向她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是现在而不是在上大学之后去实践他的理想的理由，但霍尔顿还是无法说服萨丽，最后他只能无奈地说道：“你只是一点不明白我的意思。

”[38]而在塞林格写于1954年，出版于1955年的短篇小说《弗兰妮》中，女主人公弗兰妮也表现出与霍尔
顿类似的精神危机。

整个故事由女大学生弗兰妮从图书馆借出的一本叫做《朝圣者之路》的宗教书籍引出，通过弗兰妮与男友赖恩貌合神离的对话以及弗兰妮的昏倒来反映出弗兰妮寻求精神救赎的艰辛。

弗兰妮显然代表了她所生活的领域和时代的进步者，但她只是处于精神进化的初级阶段。

在与男友赖恩用餐时，她对赖恩的吹嘘和自以为是进行了揶揄，并对周围人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

而赖恩显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弗兰妮表现得如此反常，仿佛他几天前收到的那封世俗造作的信是出自别的女孩之手。

弗兰妮对自己的变化心知肚明，“一个礼拜以来我都感觉充满了破坏力。

太糟糕了，我真可怕。

”[39]最后，弗兰妮终于揭开了赖恩的疑问，她的变化完全是被一本叫做《朝圣者之路》的宗教书所吸引，故事讲的是一个俄罗斯农夫想要弄清楚不停地祷告的含义，在经一位老者的指点之后，坚持直至完善了这种祷告方式，并将这种不可思议的祷告方式传播给了他人。

但赖恩对这本书的内容表达了不屑：“你是真的相信这些玩意儿，还是怎么着？”[40]很明显，萨丽和赖恩，作为美国主流社会典型的青年男女，无法理解霍尔顿和弗兰妮的反常举动，更无法成为他们的听众和精神伴侣。

同时，萨丽和赖恩也是霍尔顿和弗兰妮想融入美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尝试，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将这种尝试与自身的犹太传统相协调，从而陷入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

而在短篇小说《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中，主人公西摩虽然与一位典型的美国女孩结婚，但由于苦于与其没有共同的思想和理念，最后选择开枪自杀。

塞林格通过塑造这一系列饱受精神折磨之苦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对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态度，进而不断探索第三代犹太移民后裔的生存之路。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船里》陷入精神困惑的是一个只有四岁的小莱昂内尔，他并不能向霍尔顿那样对未来有着清晰的勾勒，也不能像弗兰妮那样通过一本宗教书籍给自己以启示，更不能像西摩那样通过死亡与世界达成和解，他只能通过向妈妈发脾气和一声不响地跑走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而最后一次的出走显然和前几次相比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塞林格将小莱昂内尔设置在一条湖边的小船上，小男孩给母亲波波展示他的驾驶技术，这说明他具备划走小船的能力，但塞林格并没有让孩子真地驾驶小船，而是在孩子痛哭着道出出走的原因时，让波波下到小船里对他进行指导和劝慰。

不难看出，塞林格在处理这部作品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既想让主人公驾着小船逃离美国驶向理想的国度，却又将主人公设计成一个尚未长大的小男孩，虽然小莱昂内尔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敏感和聪慧，但他毕竟无法像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那样对事物有着清楚、全面的判断。

而最后小莱昂内尔向波波表达他对“犹太佬”的理解时所说的那句话则充分体现了塞林格在国家认同方面的态度：“就是那种会飞到天上的东西”“拴在线上拿着的。

”[41]显然，塞林格借小男孩之口道出了他极为复杂的国家认同观点，他始终游离在两种身份中，彷徨不定。

一方面，塞林格想要彻底离开反犹主义盛行的美国，“飞到天上”，去找回犹太民族的传统；但另一方面，由于出生和成长在美国，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

虽然塞林格一直以来深受半犹太人身份之苦，不仅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离群索居的人”（他很少和人来往，朋友很少，除了家人，他几乎没有真正喜欢的人）[42]，同时在作品中他也通过塑造一群“孤独、寂寞，无法顺利地与人沟通，但又非常强烈地渴望摆脱寂寞，渴望回归人群”[43]的“塞林格式的人物”来展现半犹太人的尴尬处境，但是历史已经表明，二战之前的美国反犹主义“主要表现为憎恶和排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