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书写“小时代”国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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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军：我记得巴金说，我的作品就是写给听众的。

这几年来，刘玉栋是中国70后作家的领军性的人物。

其实我们谈起来，特别是山东文学，我个人认为山东文学是非常厚重、磅礴、大气的，我们称为“文学鲁军”，这是一支强大的军团，是一个崛起的群体。

那么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像我们所熟悉的张炜，像我们知道的莫言、刘玉堂、尤凤伟等一批非常有名的作家群体，都驰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坛。

今天，我们说文学鲁军有一批新的作家在崛起，就是以刘玉栋为代表的一群文学新鲁军的壮大。

他们同样在国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我记得读到玉栋作品的时候特别激动，是那种内心的感动。

我刚刚还跟很多朋友交流，有的人都流出泪水来，因为他写出我们内心的故事，这是我们时代的故事。

我想玉栋的作品能够这么有名，或者说能够这么感动人心，蕴含着很多的魅力。

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来说，像《我们分到了土地》，我觉得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我记得应该是从90年代开始，玉栋就在文坛上打拼，一路走出来，我们知道，中国热爱文学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山东热爱文学的人有很多，那么从这千军万马中走出来，我们可想而知他的艰辛和不易。

我能感到生活对他的磨砺，包括他本人对文学的热爱。

每次跟玉栋在一起都说最近看什么书了，那么每次都来谈看书、学习、写作，这对于个人的思想的滋养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玉栋还有很多很多话跟我们说。

对于我来讲，我觉得玉栋是我
文学如何书写“小时代”国民的灵魂
刘玉栋 张丽军 等
参与者：
刘玉栋：“70后”实力派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丽军：“70后”批评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时间：2018年8月26日上午10点。

地点：山东书城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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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大哥：一方面玉栋的很多作品，像《我们分到了土地》《我的名字叫丫头》等等，我觉得都是经典。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短篇小说写作非常难。

另一方面，玉栋把它写得很精彩、很动人，语言的功夫也非常到家。

一个作家的语言有风格很难，但是玉栋的跟别人不一样，这些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是一个作家能够感动我们内心的因素。

他的语言的魅力、情感的魅力、思想的魅力、对生活的感受力，都集合在一起。

刘玉栋是我们山东文学的一个骄傲，是这批新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是我们山东文学的领军人物。

所以我们请玉栋谈一谈，您对文学的理解，您是如何从这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您是如何写出这么动人的作品来的。

刘玉栋：作为我自己来说，我就是一个写作者。

写作完全是发自个人内心的，首先由兴趣出发，我不敢称自己是一个作家，我总是习惯说自己是一个写作者。

刚才，丽军教授谈到了《我们分到了土地》这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都是我1999年左右写的作品，那时候我不到三十岁，二十七八岁吧，写作有七八年了，作品也发表了一些，但是还没有抓住自己努力的方向，还觉得情感游离在生命情态之外。

1993年我在《山东文学》发表第一篇小说，随后不时有小说在一些期刊上发表，比如《青年文学》《飞天》《文学世界》等等。

但是我对自己特别不满意，越写越觉得空，越发越觉得毛，因为我一直在阅读，我知道那些成为名家、成为大家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生活和经验的沉淀，他们的代表作都能震撼读者心灵。

而我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呈现不出来呢？我一边写着一边不断地反思。

特别是1998年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省外一些期刊也开始关注我，有一些期刊也向我约稿。

但我发现，我写的一些小说，基本上都是青春题材，写个人的小情感小情绪，总是与真实的生活和情感融合不到一块，总是有疏离之感。

这些东西与我之间，到底距离有多么远？我想一想，确确实实够远。

我为什么不写一些我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写贴近自己内心的东西，贴近我想呈现的那种情感，那种人性，那种生活。

所以我就想到了故乡，想到了童年。

这个时候我就写出了《我们分到了土地》。

我记得这篇小说是1999年春天写的，用了两周的时间，那时候还是先在稿纸上写，写完后修改了一遍，就用打印机打出来，接着就给《人民文学》的李敬泽老师寄了过去。

在这之前我给《人民文学》投过几次，都是退稿，这次我也没抱多大的希望，没想到周一投去的，周五就接到敬泽老师的信，他说正好这个早上来到单位后读了这篇小说，非常喜欢非常棒。

这样就在《人民文学》1999年第七期发了出来，发出来以后《小说选刊》第九期选了。

后来这篇小说被选了多次，并且获了首届齐鲁文学奖。

改革三十年的时候被南京大学的丁帆老师编入《30年改革小说选》，丁帆老师是学界大家，是研究农村题材领域非常权威的教授，今年正好是改革四十年，谈这篇小说，我感触颇深。

因为它确实就是写了一个改革的故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背景，1978年、1979年的时候，我也是七八岁，那时候刚刚记事，当时包括我的爷爷，包括我周围的邻居，他们对改革的那种欣喜，他们对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分到了土地的那种喜悦之情，包括拥有这样的财产那种感受，我都能感觉得到。

尽管非常细微，但是从一个孩子的目光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些，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孩子对时代和生活的变化的感觉和成人是不一样的。

他懵懵懂懂，却是一种独特的情感。

所以这样的情感一直存留在我的内心深处。

回过头来，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再次回到故乡，回到土地，回到童年，这一下子激活了我的情感，我就抓住了这些细微的情感，写出了《我们分到了土地》。

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分地、抓阄的场景、场面，把它们呈现了出来。

当时，我写得特别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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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特别顺利，特别舒服，写得酣畅淋漓，从《人民文学》到《小说选刊》，到其他选本的接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和激发。

我接下去写了一系列的小说，从2000年到2005年间，大概写了二十几篇，基本上都是乡土背景，里边有一部分是童年视角，绝大多数还不是童年视角。

到现在为止，外地的朋友提起来，有一些篇目大家还能够记得住，所以我觉得，生活、时代、经验、情感对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想象力。

一个作家不可能选择时代，是时代选择作家。

鲁迅先生写了那个时代国民的灵魂，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种国民的麻木性，但是你想一想，它是基于辛亥革命前后的背景，小说当中的背景性是特别强的，都与那个时代贴得非常近。

他的《呐喊》《彷徨》都是时代感非常强的作品。

所以鲁迅先生是特别关注现实的一位作家，他用同情和悲悯之心，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人物。

实际上他的心是火热的，是一位把时代生活气息捕捉得非常清晰的作家。

时代塑造作家，一个作家的创作是跟着属于他的时代走的。

像老舍先生，他是在北京长大的，但是他是在北京大杂院里边一个贫苦人家长大的。

他一岁半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白天给人家洗衣服，晚上和他姐姐一块给人家缝缝补补。

老舍先生是因为省钱才考了北京师范学校。

因为师范学校教材是免费的，吃饭也是免费的。

老舍先生运气不错，后来因为成绩优异当了小学校长，后来去学习外语，结识了伦敦大学的教授，然后人家请他去讲学，他才去了英国。

但是你想一想，他写了《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一部时代感非常强的小说，是经典。

大家想一想祥子这个角色，他想在北京过上好日子，他省吃俭用，年轻的时候生龙活虎的，每天攒一毛钱，攒了三年，买了一辆洋车。

他为了多挣点钱，拉着洋车去了郊外，结果遇到大兵抓壮丁，连人带车就被抓进去了，后来好不容易跑出来，顺手牵了人家三头骆驼，在回城路上卖了35块钱，结果他还是想拉洋车，就把这个钱押到洋车行的一个老板那里。

老板他女儿虎妞三十多岁，看上了他，结果他把老板给得罪了，血本无还，这个钱也找不回来了，生活就非常困顿，他后来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告密啊出卖啊之类的。

最后他被生活压垮了，身体都不行了，只好给人家抬抬轿子，最后沦落到在街上拣烟头……这部作品真实准确地把那个时代老北京的图景和下层百姓的境况给展现出来了。

丽军教授好像说过，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是第一部进城文学，写出了老北平的生活，特别具有生活和时代气息的一部经典长篇小说。

老舍先生后来写了《茶馆》，写了《龙须沟》，也是特别贴近生活和时代的作品。

龙须沟在解放前是老北京的一个臭水沟，死猫烂狗整天发臭气，行人一不小心滑进去就会淹死。

但是解放以后，新政府把它改造得面目一新。

当时住那个地方的都是底层的穷苦百姓，大家对新中国感恩戴德，人们的精神状态确实是不一样的。

老舍先生发现了这种变化，他自己也是大杂院出来的，所以能写出《龙须沟》这样的话剧。

老舍先生后来被称为人民艺术家，就是因为他关注底层人民。

实际上生活，一个是生活积累，一个是生活现场。

《骆驼祥子》源于对生活积累和沉淀，《龙须沟》则是对生活现场的呈现，但都是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作家的想象力，给读者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经验。

所以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时代之间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所以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家。

作为这个时代的作家，一定要尊重这个时代，尊重这个时代人民的生活。

张丽军：玉栋谈得非常精彩。

刚才他谈到了他创作的秘密，或者说他的杀手锏的东西，那就是对生活的尊重，对生活的书写，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写感动内心的东西，写心灵深处的东西，这就是他的秘密，甚至是每一个作家的秘密。

比如像您提到的老舍，他的杀手锏是他熟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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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在的老北京的生活，我们通过他所描写的生活，必然就知道了他的兄弟姐妹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玉栋成功的秘密所在。

那么玉栋刚才提到他的小说，像《我们分到了土地》等等一系列的短篇都特别特别精彩。

我觉得里面的这种生活是我没有的，但是我能够体验到，我能够感受到，所以这个生活是他的，但是他把他的生活告诉给我们，我们发出了情感的共鸣，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我们经历的生活，我们内心的苦难的东西，这个也这就是作家成功的东西。

其实我想玉栋的成功还有另一个因素，像刚才他提到的，他说他的作品和这个时代的密切的关系。

我非常认同胡适说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作家，所以我们都讲要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的，我们刚刚经历的，我们正在经历的东西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或者说源头所在。

所以像玉栋写的《我们分到了土地》，改革，这是一个时代的主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想继续改革下去。

土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核心意向，土地是财富的源泉，每次社会大的变动都和土地有关系，这项运动把这个时代的改革、土地和人的内心紧紧地抓在一起，其实这个时代上下内心的颤动，这个颤动是什么？看不见，是心灵的波澜，但是无比汹涌。

这是一个孩子都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所以说这是成功的秘密。

刚才他提到的老舍的《骆驼祥子》，我想玉栋也有一部这样的作品，那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年日如草》，里面一个主人公叫曹大屯，我读了以后特别感动。

我认为这个小说是另一部《平凡的世界》或者另一部《骆驼祥子》。

那么一个中国的乡下青年来到城市，他在城市如何生活？这都是一个无比严峻的问题。

对于玉栋来说，或者对于我来说，我们都是乡下的孩子，我们来到城市生活，甚至包括在座的很多朋友们，可能我们有些人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来到城市，可能我们都有内心所经历过的各种起伏波折，艰难困苦，成功与喜悦，欢乐与悲哀。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的变迁，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

所以我想曹大屯的形象写得特别精彩。

这里边有几个细节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一个就是他作为一个农转非的青年来到化肥厂，看着大机器，不小心出了事故，他的师父成了一团肉酱，这是无比沉痛的，这个是很大的事故。

所以他的师傅一家，他的师母和他的师妹就一下子变得孤苦无依。

师妹是未婚先孕，然后和她有情侣关系的青年却被捕了，那么怎么办？他就把这个师妹娶过来，作为他的代替性象征与存在。

小说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当年暗恋的女同学给他一笔钱，让他帮忙把出轨的丈夫与小三教训教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节，他思考了之后，决定钱可以收下，但是违法的事情不能做。

这个小情节很有意思，说这个钱也是不合法的收入，但曹屯正好需要一笔作为启动资金，但是他不能做违法的事情，“我也是为你好，也为我好”。

后来曹的妻子说，狗日的，你终于开窍了。

曹大屯在城市辛辛苦苦地生活，平平凡凡地生活，但是生活可能不仅是阳光灿烂的，也不可能每天都是刮风下雨，生活是日复一日的成长，可以有很多灰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曹大屯的形象非常传神，传递出了一种时代的复杂况味。

这个小说写的不能是《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形象，孙少平是城市打工者，他有思想，有追求，他去读很多经典的书，而且可以与书里的人物进行思想对话，可是我们这个主人公不是这样的，他可能更类似于老舍想要表达的那种生活，因为生活的艰辛艰苦，他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平凡的小人物，可是他有他的欢乐和悲苦，他有他的善良的本分的坚守，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可贵。

玉栋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虽然生活很艰辛还无比艰苦，但是我要守住我的底线，守住我的本分，我依然要通过我应得的财富去致富，虽然无比艰辛。

他能写出这个时代的人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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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孙少平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思想的、内心的情感追求，也不是祥子那种堕落的，而是什么？我在坚韧中前行，这堪称是我们很多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来说，玉栋写出我们时代的一个经典，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和我们一样卑微的小人物的痛苦和欢乐的生活史。

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它依然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品，它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被阐释出来。

那我们想听听玉栋对这个人物形象是如何来呈现和分析的。

刘玉栋：谢谢丽军教授！实际上，作家是无所谓成功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要走在路上，一直要努力成为自己，不要跟同辈的和前辈的作家比较，不能因为你比同辈作家多写一点、多发一点就沾沾自喜，应该跟自己较劲。

所以我一直在对自己反思和反省。

刚才丽军教授谈到《年日如草》，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到2005年我写了一系列乡土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以后，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在心里酝酿了好长时间，我也一直在默默地做着准备。

当时首届上海作家研究生班招生，我报了名。

我到上海，就是要感受不同的城市文化。

我当时就想，我要写的这部小说肯定与乡土有关系，但是背景要放在城市。

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我要写这股潮流中人的沉浮。

小说就是要把场景设定出来，然后往里面放人物，然后要让人物在里面成长，要把人物的情感和人性的东西鲜活地呈现出来。

关于曹大屯这个人物形象，他就是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高中毕业后来到济南，想在这个城市扎根，就和祥子一样，但是我不能像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那样去结构故事，我也不能塑造像孙少平、孙少安这样的人物，我要把属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准确地呈现出来，要诚实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我遵循这样的原则，塑造出曹大屯这么一个人物。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属于我个人的经验，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一直面对的是田野和土地，突然来到一家大型企业，面对的事物变成了庞大的巨型机械，那种机器的高速运转，使他内心恐惧不安。

像这样的情感，这样的心理，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的话，是很难把它准确呈现出来的。

所以读者看过以后，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这部小说的框架和结构已经在我的内心当中形成了，我用了14个月把它写完，我一边写一边修改，头一天写过的东西，我第二天就把它修改完，所以写完后，我根本就没有修改。

我记得写完是在大年二十九，第二天就是年三十，那天下午写完后，我分别发给了《十月》杂志和作家出版社。

它们都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和出版。

后来《长篇小说选刊》也转载了这部小说，所以这部小说的命运非常好。

丽军教授对这部小说也是非常认可的，我非常感谢。

所以我觉得，小说一定要准确地把这个时代感呈现出来，把人物形象真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读者读的是什么？读的是人物，是故事，是人性的复杂，是人物的命运走向。

长篇小说是写人物命运的。

一些朋友说短篇小说更贴近于艺术本身，这是对的，因为短篇小说篇幅短，却五脏俱全，它的要求更高，更精细。

中篇小说是读故事的，中篇小说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引导着读者，很快就把它读完了，读的是那种感觉。

长篇小说是写命运的，把人物的命运感写出来写充分，长篇小说就会成功。

长篇小说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好多长篇小说都是上半部分写得非常好，但是下半部分写松了，或者写散了，人物写得不够充分，写着写着不知道人物怎么安排。

你不能让人物都死掉吧，是不是？你让这个人物的命运向哪里走？所以成功的长篇小说都在于人物的饱满，最后这个人物的命运走向，给人带来的那种精神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塑造曹大屯这个人物的时候尊重的是生活本身，是人内心的一种走向，所以我也没让他过于堕落，也没留一个光明的尾巴，我就让他这么顺其自然地消失在人群当中。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不是？他是所有这些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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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不是？我们读《包法利夫人》，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包法利夫人，所以要尊重这种普遍性的情感。

前段时间跟一些年轻的朋友聊天，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当你到了山区或者平原上，你见到一棵参天大树，你会感到非常震撼和敬畏。

你禁不住会想，这一棵树成长到如此巨大，其他的树去了哪里？这棵大树肯定也是从一棵树苗开始的呀，跟它一起成长的肯定有好多好多的树，但是都消失在时间之中。

当然，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机遇，好多好多的运气。

比如一棵树，它生在一个山口上，整天被风吹着，说不定哪一天就被吹断了。

比如一棵树，在快要成材的时候，被一些利益熏心的人砍掉了。

这些东西都是自己不可把握的。

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它自身生命力的顽强是最重要的。

一个作家的成长也跟一棵树一样，想想一个时代，最终能留几位呢？最终被反复提起，成为经典作家，成长为庞然大物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经历。

除了一些外在的机遇、运气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

他的兴趣追求，他的荣耀之心，他的光荣梦想，这些对文学的态度，都非常重要。

像有一些作家，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随便一阵风就把他刮走了。

什么风？很简单，举个例子，有一个可以让他挣几百万块钱的机会，就会把他一下子给吹跑，然后就回不来了，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种情况下，你要成为一棵大树，一个庞然大物的可能性也就断掉了，也就不存在了，成为一个经典作家，成为一个大作家的这种可能性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要说，一定要把根扎下来，不管你将来能成多大的树，能开多少花，能结多少果，但是你首先要把根扎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我可能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很快就被淹没在时间之中，但是我首先要做好我自己。

一生的创作时间，如果按40年来规划的话，我要用20年去扎根。

你只有把根扎下来，你才能够吸收水分，你才能够成长，你才能够感受到土壤对你的滋养，你才能有可能成长为一棵大树。

如果你连根都不想扎的话，这些都是免谈的。

举个例子，我现在这个年龄，也可以说是刚刚把根扎下来，我愿意不断开始，我愿意不断地经受文学和创作的考验。

文学创作是无止境的，文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前方永远存在众多的可能性。

一个作家要有朝气，要有蓬勃的生命力，如果没有生命力，没有激情的话，怎么会支撑着你创作？所以一个人的心态非常重要。

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变得不如年轻时有激情，但这样的念头也是一晃而过，我还是尽量的让自己朝气蓬勃。

所以我不断阅读，不断思考，不断去感受生活，不断来尝试新的东西，要对这个世界有好奇之心，要对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每一个内心，每一个时刻，怀有好奇之心。

所以我觉得写作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同时，写作也是极有魅力的一件事。

张丽军：玉栋说得非常精彩，非常有激情。

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我要不断地开始。

这对一个成名的作家，或者说对于有成就的作家来说，有这种心态，这种年轻的永远开放的心态，这是我成长的心态，所以我们对玉栋非常有期待。

我个人认为，玉栋从93年开始发表作品，就在不断学习，不断探索。

从那种对先锋性的学习、探索，从到乡村到城市，到一些工业题材，是玉栋对于时代不断的成长和思考，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东西。

这几年，玉栋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写了一些城市工业题材的作品，我都觉得很振奋，那种巨大蒸汽的机器和一个一个的工厂工人，那种内心的生命，我看着很过瘾。

其实我觉得你的一个一个成长点就是这种经验，这种内心的感受是别人没有的。

这是一类题材，就是那种乡村的童年故土的那种东西，像里边的父亲、奶奶这些人都是特别有生命感，我读起来也觉得特别动人，那就是一个人生命是有根的，我们的根在这儿。

而另一方面玉栋提出来要不断的扎根，我们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