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联省自治思潮与联省自治运动

民国时期联省自治思潮与联省自治运动
摘要：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是继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的一次尝试，它被封建军阀利用变成了军阀割据与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

它昙花一现仅仅几年就从中国历史舞台消散。

本文从联省自治思潮和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变化与关系来展开论述，希望能够把握这个运动的历史脉络。

并做简单的评价。

关键字：连省自治思潮，连省自治运动，军阀
正文
联省自治运动不是突然爆发的暴风骤雨的一次激烈运动，它的出现也不是偶然，是各界知识分子关于如何构建中国政权思想的碰撞以及各势力共同作用的合力结果。

并且联省自治运动只有短短6年时间，但是，它的思想酝酿与发起确是经历过较长一段时间。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介绍联省自治思潮各知识分子的处于不同的目的如何逐渐提出联省自治，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以湖南、四川等为主的联省自治运动，第三部分是对于联省自治思潮与联省自治运动关系的梳理和简要评价。

一、“联省自治”的提出
联省自治思潮的兴起于发展与民国时期几位重要的思想政治家有关，甚至可以说是这些人发起的。

梁启超第一个提出“联省自治”的概念。

1919年梁启超在其所写的《解放与改造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他写道：“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

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

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地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然这一切都是为其宪政思想服务的，当时的政治条件迫使他部分支持联省自治。

这一表现在湖南联省自治运动中尤为明显。

宪政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宪政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政治理想，也是其毕生的政治追求。

在他看来，“无宪法无以为国”，“无论如何，宪法早一日出现，吾民总可以早得一
分之保障”。

[1]梁启超希望以湖南自治为契机，实行其国民制宪之理想，并以此为榜样，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以完成其终极之宪政理想。

[2]但是，该运动后来的发展越来越背离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以至于他与后来湖南的自治越走越远，也深刻认识到这种运动的致命缺陷。

但不可否认联省自治确与梁启超有着极大联系。

第二倡导联省自治的人是章士钊，他的主要主张是“联邦宪政”，并集中在研究国体与整体上，他认为“联邦”二字着力于邦的建立和结构形式。

他的联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组织联邦，邦不比先于国。

第二，邦非国家，较于地方团体，只有权力程度只差，而无根本原则之异。

第三，实行邦联，不必革命，舆论之力而已。

[3]他的联邦宪政主张也对后来的联省自治运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孙中山也是联省自治思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就在巴黎发表的谈话中提到:中国在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

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

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

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之责;但于各省之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起草的《政府组织大纲》便以美国的联邦宪法为蓝本。

可见,此时的孙中山是完全赞成联邦制度的,而且恰恰是因为这个事实上的联邦制而使得在”宋教仁被刺”之后能发动起所谓的“二次革命”。

[4]孙中山的思想的这一主张在后来的广东自治运动中被作为精神纲领来运用。

在以上几位知识分子一不能目的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来看，梁启超和孙中山是为他们各自的政治方案得以实施为目的的，而章士钊也有其政治建构目的，这既是探索救国救民在中国建立什么样政权的尝试，但又何尝不是抱有实现个人政治方案的目的呢？更有意思的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位卓越思想家革命家陈独秀和胡适还曾经为要不要再中国实行联省自治而打擂台，当然这只是个人不同政治建构方案的擂台。

陈独秀在一篇期刊中这样写道：“我对于联省自治既联邦这种制度本身本来不反对，但是我认为任何国家若采用这种制度，最圆满的理由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经济状况不同之
[1]梁启超. 国民自卫之第一义[C]//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刘宗灵;夏炎.宪政理想的地方实验_再论梁启超与湖南自治运动[J].长沙:中南大学学报,2013.
[3]苏慧.章士钊联邦宪政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4,5
[4]张绪忠.孙中山与联省自治运动[J].贵州文史丛刊,2006
上，其次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人民的语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须建设在人民之自治要求与能力扩大之上，这种合符民治主义的进步制度，绝不是武人割据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5]同时在同样的期刊上胡适发表了对于陈独秀观点的驳斥。

他在上面这样写道“我们的朋友陈独秀是反对联省自治的。

他的对于中国现在政治的意见就是这样的“他很武断的责备那些主张联省自治的人，未会研究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哪里。

他自己断定中国的政治纠纷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军权、政权、财权。

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

”我们很诚实的替他指出他说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而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

试问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又是从哪里来的？独秀说是帝制遣下来的，这又是米是米裹生的故事了。

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帝制运动的时代，就可明白帝制的运动就尅代表一种“强求统一”的迷梦。

这个迷梦的来源长着呢。

胡适分别从政治、军事、财政和教育等方面一一驳斥了陈独秀的观点。

”[6]从这场思想政治主张的较量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政治构建的实施是多个声音与各种力量的合力作用结果。

二、联省自治运动
正是因为有前面的这些国家政权建构的思想者，才会有后面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

那么真正仅持续6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又有多少不同的力量参与其中呢？联省自治运动又真的是按照这些人的想法在展开的吗？这些人的想法有没有得以实现？若实现了是已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付之东流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联省自治运动的经过。

联省自治运动最先发起地是在湖南,1920年6月,湖南各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等的领导下,取得了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斗争的胜利。

7月22日,重回湖南主持军政的湘籍军阀谭延阎发表治湘宣言,主张湖南自治。

11月1日,谭在通电否认岑春煊、陆荣廷取消自主的宣言中,提出“此后各省以武力截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仍宜互结精神,实行联省自治。

”[7]首次用地方军阀的名义倡导联省自治。

12月下旬,接替谭延囿任湖南省长的赵恒惕又通电声称:“为今之
[5]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J].东方杂志.1922,(19):17,127
[6]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J].东方杂志.1922,(19):17,119-120
[7]《湖南省志》第1卷第414页,第428页,第48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2月版。

计,欲顺世界之新潮,解积年之纠纷,舍此(指“联省自治”)几无他途可由。

”[8]湖南的自治宣言发表以后,四川最早响应。

早在1920年12月10日的重庆军事会议上,四川军阀刘湘等人就议决制定省自治法。

次年1月8日正式公布。

2月,为川湘联防问题,两省互派代表联络。

第三个宣布自治的省份是贵州。

贵州军阀卢煮迫于直系的压力,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组织了省宪会议,表示与湖南行动一致。

之后,广东陈炯明、浙江卢永祥、陕西陈树藩及云南、广西、奉天、江西、江苏、湖北、福建、山东、河南等省军阀,亦先后响应湖南联省自治的倡议。

7月,赵恒惕派代表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活动。

从1921年夏起,“联省自治”便成了最时髦的政治口号。

1921年夏,湘军发动的援鄂战争,推动了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多援鄂战争的失败,又使联省自治运动渐渐消沉。

湘军出兵之前,赵恒惕派人到西南各省联络,打算攻下武汉后召集各省联席会议,组织联省自治政府。

这个建议,得到陈炯明和川滇黔军阀的一致同意。

同一时期,浙江卢永祥也建议召开省联席会议,并推赵恒惕主持会议。

当时,赵觉得自己声望不高,未敢出面。

湘军出兵驱走湖北督军王占元后,赵于8月11日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问题,还幻想把直系拉进来,在汉口开会,通过各省自治法,组成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

这个通电,是联省自治运动发展到最高峰的标志。

可是,吴佩孚对它不予理睬。

于是,浙江省长沈金鉴又提出在杭州举行南北和平会议,推卢永祥为南北间的“调人”。

陈炯明也于9月18日发电,请卢永祥领衔通电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协定“自治大法”。

然而,湘鄂川军在援鄂战争中大败,赵恒惕不得已亲赴岳阳,向吴佩孚求和。

吴佩孚乘战胜余威重弹“国民大会”的老调,主张在庐山开“国是会议”,立即得到一批官僚、政客和军阀的赞成。

急转直下的形势,摧毁了卢、赵、陈三人关于汉口会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计划,湘鄂川联省自治活动也就此结束了。

从此,吴佩孚的势力范围扩大了,他公开扬言:“有我吴佩孚在,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政府成立!”[9]在连省自治的运动中各省都自定了自己的地方规章制度与“宪法”一落实联省自治的主张。

1922年6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1922年12月，湖南赵恒惕公布省宪
[8]长沙((大公报》1920年12月25日。

[9]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第60页,第4册第90页,第6册第15一16页,三联书店1997
年5月版。

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

随后，陕西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

在这一系列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不可调和的矛盾。

比如吴佩孚与湘鄂川连省自治的矛盾，陈炯明与孙中山围绕联省自治和国家统一方略的不可调以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施政手段的矛盾，又如梁启超与湖南连省自治领导者由于不同施政方案的矛盾导致梁启超在湖南联省自治运动前后态度的极大变化。

这些矛盾与冲突最终以1926年北伐而告终。

这也表明资产阶级的施政纲领与军阀的合作的“联省自治”施政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三、联省自治思潮与联省自治运动关系的梳理和简要评价。

联省自治运动是资产阶级各代表出于不同的目的施政目的而倡导提出，被军阀利用加强集权专制的在中国政治施政构建的一次尝试。

它的结果是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方面。

这里不一一讨论。

本文着重根据以上内容探讨联省自治思潮与联省自治运动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联省自治思潮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理论依据，即使后来的军阀并没有完全按照资产阶级施政纲领来。

其次，连省自治运动是联省自治思潮的实践，虽然这次实践结果失败。

最后，资产阶级提出的连省自治思潮与联省自治运动有本质区别，联省自治思潮是各个资产阶级提出的为更好的构建中国政权组织以及反对军阀与封建专制的国家政治建构，这期间虽然各个方案不一甚至有直接反对的意见，但是其最终目的是统一的，那就是建立中国民主政治，建构适合中国国家政治。

而联省自治运动却是被军阀利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没有进步性，它反而加剧了军阀封建专制与社会的混乱。

军阀从来都是用军事专制统治人民而不会用“民主”、“宪法”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会狡猾的打着“民主”和“宪政”的旗帜来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进而加强其军阀专制统治。

诚然，联省自治运动也反应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性。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与背景下联省自治运动不得不破产。

1926年，轰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开始。

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自治思潮中的主将们对于自治、联邦制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康有为、梁启超在民国成立后，已不再坚持联邦制主张；孙中山也反对联邦制和联省自治，但同时又坚持地方自治。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在中共成立前后均明确反对“联省自治”。

陈独秀在1922年指出：“现
时的联治论”是完全建立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

1920年11月毛泽东已认识到自治之类的“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22年5月中共在对时局主张中指出“联省自治”的实质是“联督自治”。

中共机关刊物《向导》认为“联省自治”只是军阀争夺地盘的工具，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言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言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甚至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

就连拥护自治最为坚决的学生界，到1923年也公开宣言“反对联省自治，打倒封建军阀，继续民主革命”。

正是自治实验的失败，军阀割据的现实，导致了喧嚣一时的自治思潮归于沉寂，也促成了一代思想家、革命家们的成熟。

20世纪初叶的自治思潮，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救国主张，曾经吸引了一大批志士仁人为之奔走呼号，其动机与热情值得赞赏；但自治思潮一旦演变成运动,其结局却是可悲的。

自治思潮的根本缺陷在于不顾中国面临列强欺凌、国内从专制集权演变为军阀割据的严峻现实，企图运用“法律手段”和平改造中国，使之走上英美式的道路。

这也是自治思潮及其运动留给历史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