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定芳专著-书评
语用学-语用概说

1.量的准则:信息适量。 2.质的准则:信息真实。 3.相关准则:话题相关。 4.方式准则:简明清楚。
二、会话含义
真诚地遵循合作原则是交谈顺利进行 的基本保证,同时,故意机敏而又有技巧 地违反某项(些)准则,又可能是体面地 运用语言达到交际目的的重要方法。如何 在言谈中故意而又得体地违反某项(些) 准则,成了研究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课题。
语用学和语义学都研究语言的意义,但是, 语义学研究的是不受情景影响的句子或词 语本身的静态意义,而语用学研究的则是 在具体情景中才能确定的意义。
(1) “屋里真冷。” (2)你放着吧,祥林嫂!(《祝福》) (3)“宝玉,你好,好——”
语用学与修辞学 修辞学的研究也涉及语言的使用,但是,它主
要是从表达的角度研究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 要素的运用。这些内容无疑也是语用学所要研究 的,但是,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看,语用学都 要大大超过修辞学。语用学不仅牵涉到语言结构 本身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而且也牵涉到 语言之外的许多因素。
(三)语用学的类型
1.形式语用学
形式语用学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它探 讨语用的形式和范畴,研究语用形式的最恰当的方法,它在 意义与文化、语言与逻辑、语言行为与模式等方面探索语言 在人类活动中的表现。
2.描写语用学
描写语用学指对某种语言与情绪结合而出现的各类用法 加以描写,着重研究人们来自经验的有关自然语言的应用原 则,分析自然语言如何同语境相联系。
美国符号学家、哲学家Morris于1938年在《符 号学基础》中首次提出pragmatics(语用学)这个 概念。他把符号学分成三大分支:
句法学:句子是按什么规则组成的(符号与符号 之间的形式关系)
探析心理学中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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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心理学中的隐喻通过对隐喻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简单总结,探讨了心理学研究与隐喻研究之间的关系,并总结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隐喻的两种方式:一是对每种心理学形态的隐喻基础进行研究,二是将隐喻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最后分析了心理学中隐喻研究的意义所在,相信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隐喻,会让隐喻得到更多关注和发展。
标签:隐喻心理学一、隐喻研究概述自公元前300年,亚里士多德开始对隐喻进行系统论述开始,到现今为止,关于隐喻的研究已经过了2300多年了。
英国著名修辞学家理查兹(Richards,1936:98)提到,“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另有波里奥(Pollio,1977)等人曾做过估计,“人们在自由交谈中平均每分钟使用4个隐喻修辞”。
由此可见,隐喻在我们日常生活语言交流中的重要性。
虽然对隐喻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它都是作为修辞学的一部分而被广泛研究的。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对隐喻的定义是:隐喻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个事物而构成,或从“属”到“种”,或从“种”到“属”,或从“种”到“种”,或通过类比[1]。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坚持的是“对比论”的观点,即将一种事物类比为另一种事物,从而进行修辞学中的隐喻。
公元1世纪,罗马修辞学家昆提良提出“替代论”的观点,他认为隐喻即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修辞现象。
20世纪30年代,理查兹在其《修辞哲学》一文中提出“隐喻互动论”,之后,布莱克对该理论进行了完善。
他们认为“隐喻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创生过程,是两个主词的词义相互作用的过程”[2]。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间,西方学者开始从逻辑、哲学及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进行语义学研究。
由于隐喻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隐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被认知心理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重视,并正在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
让美育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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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育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生活服务作者:祁志祥来源:《艺术广角》2023年第06期摘要《中华美育演讲录》是上海市美学学会主办的“上海美育大讲堂”系列讲座和在《艺术广角》杂志开设的“中华美育大讲堂”栏目演讲稿的集锦。
全书共二十二个专题,分为三编。
上编是美育入门板块,讲述美学的人文学科定位,“美学”“美育”的基本涵义、中国古代美学的乐感精神、中国美学史的书写历程等基本问题。
中编是艺术美育板块,涉及艺术与美的关系以及诗歌美、戏曲美、音乐美、文学美的解析。
下编是生活美学板块,涉及中国古代的生活美学、六朝美育、江南文化的审美特点、乡村旅游美学、国家美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等。
关键词《中华美育演讲录》;中华美育大讲堂;美学;美育《中华美育演讲录》是上海市美学学会主办的“上海美育大讲堂”系列讲座和在《艺术广角》杂志开设的“中华美育大讲堂”栏目演讲稿的集锦。
现结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从中受益。
“上海美育大讲堂”是上海市美学学会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要求,组织上海及全国一流专家在上海市各高校和部分中小学开展的系列美育讲座。
讲座针对的听众对象主要是大学生,部分是高中生,也包含部分中小学教师。
讲座主题要求接地气,大众都能听得懂,解决人们的实际美育问题。
讲座内容既尊重各位专家的学科专长和思想独立,又努力贯穿一个大的主题,即矫正当下“美不可解”、美丑混淆的审美乱象,重温亚里士多德“美是具有价值并同时给人愉快的东西”,确认“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帮助受众树立健康的审美观,正确辨别美丑义界,从快乐和价值两个维度从事美的欣赏和创造,为美化人生和社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生活服务。
讲座原计划在2021—2022年举行。
由于特殊原因,2021年底9位专家讲座结束后不得不中止。
2022年伊始,祁志祥教授与《艺术广角》主编张立军先生达成默契,自2022年第2期起开设“中华美育大讲堂”专栏,由祁志祥教授担任主持人,每期刊发两篇演讲稿,在陆续发表“上海美育大讲堂”演讲稿的同时,还组织编发了全国美学名家的部分美育演讲稿。
隐喻,在认知中感受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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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 义 学 、 语言 学 的发 展 起 到了十 分重 要 的作用 。
本 书 是 束 定 芳 先 生 将认 知 语 言 学 与 语 言 教 学 研 的 深 入 了解 和 认 识 ,为语 言 教 学 的 发 展 开辟 了一 个 究相 结 合 的经 典 力作 。 早在 1 9 9 6 年 他 就 发表 了构 式 新 天地 。 让 更 多 的人领 略到 了语 言 的精 彩 , 相 信 本书 语 法 与语 言 习得 的著 作 。此 后 , 他 孜 孜 不 倦 地 致 力
的 转 换 、隐 喻 与 明喻 之 间的 区 别 以及 隐 喻 研 究 应 该 言学 者提 供 了很 好 的 参 考 素 材 。束 定 芳 先 生 把 认 知
加 强 的若 干 课 题 等 方 面 进 行 了具体 而 详 细 地 研 究 , 语 义学 理 论 和 语 言 教 学 结 合 起 来 , 尤 其 是 把 隐 喻作 为 语 言 认 知 中 的独 特 点 进 行 分 析 , 增 强 了人 们 对 此
本 书从 理 论 知 识 到 案例 解 读 , 从 笼 统 概 念 到 细
Hale Waihona Puke 了隐 喻 的 认 知 基 础 , 不 仅 对 隐 喻 的理 论 知 识 进 行 了 致讲 解 。 对 认 知语 义学 做 出了最 详细 的 阐述与诠 释 。 详尽 地 表 述 , 还 对 隐喻 的运 作 机 制 、 隐喻 与转 喻之 间 让 更 多的 人 了解 到 语 言 的 魅 力 ,同时 也 为更 多 的 语
一
英汉例 证 对 比与 分析 的方 式讨 论 了词 汇化 、 范畴化、 概 念化 、 隐 喻 和 转 喻 以及 语 用 推 理 等 认 知 语 义 学 中
切 知 识 的源 泉 。 其 教 学特点 主要体 现 在 三个 方面 ,
论隐喻的认知功能--束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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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喻的认知功能束定芳(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摘 要:现代隐喻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发现隐喻并非一种可有可无的修辞现象,而是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隐喻的认知功能:(1)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础;(2)隐喻是人类组织经验的工具;(3)隐喻作为认识事物的新视角;(4)隐喻作为类推说理的手段。
关键词:隐喻;认知;概念系统;类推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01)02-0028-04 一、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础隐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方式之一。
人类概念系统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往往是隐喻性的。
根隐喻(root metaphor)作为人类概念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概念,对人类日常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隐喻是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重要基础。
根隐喻作为人类概念系统的核心概念,对人们日常思维和谈话有很大影响。
例如,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脑的网络化成了人们现代生活中的新景象,“信息高速公路”也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隐喻主题”(metaphor theme)。
请看以下从美国报刊杂志上摘取的有关电脑网络报道的新闻标题和内容:(1)Prime minister rides the info2highway(2)White House counts two million cyber2 tourists(3)A T&T stalled on the info2highway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highway(公路)成了“电脑网络”隐喻中的一个中心概念,它是组织人们有关信息服务的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
下面,我们再通过TIM E IS MON EY(时间就是金钱)这一隐喻概念在现代英语中的表达词语,来了解隐喻概念是如何影响和操纵人类的日常活动的:(4)a.Y ou are wasting my time.b.I donπt have the time to give you.c.How do you spend your time thesedays?d.That flat tire cost me an hour.e.Iπve invested a lot of time in her.f.I donπt have enough time to spare forthat. ……以上这些句子中包含了TIM E IS MON EY (时间就是金钱),TIM E IS A L IM ITED RE2 SOU RCE(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TIM E IS A VAL UABL E COMMODIT Y(时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等隐喻概念。
束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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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定芳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主编,任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秘书长。
同时,担任海外语言学核心期刊Journal of Pragmatics、TESOL Quarterly编委。
198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1996年获博士学位。
1997年7月至1998年7月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修学者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修一年。
2000年2月至2000年8月获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奖学金”,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讲授课程
1996年起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现代语义学》和《外语教学理论》等课程
学术成果
专著:《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1996)、《现代语义学》(2000)、《隐喻学研究》(2000)、《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2004)等;
编著:《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2002)、《语言的认知研究》(2004)、《外语教育往事谈——第二辑》(2005)、《认知语义学》(2008)、《中国国外语言学研究》(2009)、《隐喻与转喻研究》(2011)等;
论文: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
2002年获“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资助。
个人荣誉
1999年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称号,2001年获“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
认知隐喻cognitive metaphor(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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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源于人体的隐喻词汇 石油科技英语涉及工艺设备、泵和压缩机、动力设备、仪表自动化、电气、施工 机具、焊接及无损检验、土建及其他等其它方面的专业内容。其中机械设备零部 件的命名大量借用了人体器官的名称,如, eye(孔环);ear(吊钩);lip(唇沿);mouth(开度);throat(狭口,狭道);nose(凸头 ,机头);hand(手柄,指针);leg(撑脚,焊脚);foot(支座);body(机身)等等。 brake arm(刹车臂,制动臂);backbone chain(主链);brake cheek(制动块,制动 蹄);brow plate(带轮跳板);claw finger(抓斗指); feeding neck(进料口):knee brake(曲柄式制动器);knuckle drive(万向节传 动,铰接传动)等。
认知隐喻
By:
目 录
1.认知隐喻的理解 2.例证认知隐喻创造科技词汇语的 重要手段 3.源于认知隐喻的科技术语和翻译
认知隐喻的理解
Lakoff 和Johnson的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We have found, on the contrary, that metaphor is pervasive in everyday life,not just in language but in thought and action. Our ordinary conceptual system, in terms of which we both think and act,is fundamentally metaphorical in nature 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只存在于语言中,还 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存在于我们的概念体系中,我们 的思维和行为实质上来说都是隐喻的
束定芳中国文化英语教程翻译16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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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定芳中国文化英语教程翻译16单元摘要:I.引言- 介绍束定芳及《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翻译的重要性II.16 单元概述- 单元主题- 单元目标III.翻译技巧- 直译与意译- 词汇翻译- 语法翻译- 文化元素翻译IV.翻译实践- 课文内容翻译- 翻译难点解析V.结论- 总结翻译技巧- 对教程翻译的建议正文:I.引言束定芳,著名翻译家,编著有《中国文化英语教程》等作品。
作为一名中文知识类写作助理,我们今天要根据16 单元的内容,探讨如何进行有效的翻译。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信息准确地传达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对于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文化英语教程》中,束定芳教授通过丰富的实践和技巧,帮助学习者掌握翻译的要领。
II.16 单元概述本单元的主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旨在让学习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在英语中的表达方式。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习者将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能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英语表达出来。
III.翻译技巧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几种技巧:1.直译与意译直译是指将原文中的词语按照字面意思译成目标语言,而意译则是将原文的意义用目标语言表达出来。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
2.词汇翻译词汇翻译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我们需要准确地将原文中的词汇译为目标语言。
在翻译过程中,要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误解。
3.语法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需要遵循目标语言的语法规则,将原文的句子结构进行调整,使其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方式。
4.文化元素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将原文中的文化元素用目标语言表达出来,使译文更加符合目标语言的习惯。
IV.翻译实践接下来,我们将以16 单元的课文为例,进行翻译实践。
课文内容翻译:原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联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它由两句对仗工整、意境优美的诗句组成,通常悬挂在门柱两侧。
翻译: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uplets are a unique art form.They consist of two pairs of well-matched and beautifully expressed lines, usually hung on the doorposts of buildings.翻译难点解析:1.“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unique art form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2.“对仗工整”:well-matched3.“门柱两侧”:doorpostsV.结论通过对《中国文化英语教程》16 单元的翻译实践,我们掌握了翻译的基本技巧,包括直译与意译、词汇翻译、语法翻译和文化元素翻译。
《恋情的终结》隐喻翻译研究--以第三部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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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本栏目责任编辑:梁书《恋情的终结》隐喻翻译研究——以第三部分为例尉凯茹(兰州交通大学,兰州甘肃730070)摘要:传统的隐喻观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格,现代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更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手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隐喻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含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翻译隐喻时,要体现出一定的文化特点。
隐喻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该文以纽马克的隐喻分类为依据,对《恋情的终结》第三部分中隐喻的句子进行了分类,并探讨总结了其对应的翻译方法,对以后文学作品中隐喻的分类及翻译方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恋情的终结;隐喻;翻译策略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039(2019)08-0049-031引言隐喻的使用在我们的语言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传统修辞学将隐喻看作是一种修辞格,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对比和比喻,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现代隐喻理论。
Lakoff 和Johnson 的隐喻研究专著《我们所赖以生存的隐喻》以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Lakoff,Johnson,1980),并且不同文化背景下同一隐喻会有不同的具体内涵。
隐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用于丰富想象描述的重要修辞手段,能增加语言的表达效果,使语言更加简洁、形象和生动(束定芳,2000)。
本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恋情的终结》,他不仅仅是编剧和文学评论家,更是英国著名作家。
威廉·戈尔丁在纪念文章中指出格林是“二十世纪人类意识与忧患的最卓越的记录者”(许升华,2007)。
这部小说更是被誉为格林著名宗教四部曲之一,所以以往的宗教主题研究太过强势而忽略了对于隐喻的研究,实际上隐喻的使用不仅促使小说中情感表达更加细腻,而且使其语言更具有形象性、意向性和趣味性(束定芳,2000)。
束定芳隐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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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定芳隐喻学隐喻学是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它探究的是一个文本中隐藏的意义,而束定芳隐喻学则是隐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接下来,我们将分步骤阐述束定芳隐喻学的相关内容。
步骤一:理解束定芳隐喻学的含义束定芳隐喻学,是指通过对比和类比,在不同的语境中分析某个事物的意义以及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束定芳”是指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束带有表示束缚、约束之义,而芳草代表着春天、新生等美好的事物。
步骤二:分析束定芳隐喻学的成因束定芳隐喻学的产生与人们对事物之间不同的联系性的感知有关。
在隐喻学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特殊的关系和联系,而束定芳隐喻学,则是将这些联系更加明确、清晰地表达出来。
相比于直接表达,隐喻的表达方式更具有表现力,更符合人们的印象和认知。
步骤三:解析束定芳隐喻学的研究方法在束定芳隐喻学中,研究者会往往通过类比、比喻等手段,将不同的表现方式进行对比、联系。
例如:“玫瑰是爱情的象征”,这是常见的一个隐喻,通过将玫瑰和爱情联系起来,可以更好地表达出爱情的美好和浪漫。
束定芳隐喻学的研究者会进行类似的思考和探究,通过不断地比较和联系,来发现事物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意义。
步骤四:应用束定芳隐喻学的意义束定芳隐喻学在语言学、文学及传播等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在语言学中,隐喻可以加深表达者与听者之间的理解和认知,为交流提供更富有表现力的工具与方式;在文学及传播领域中,隐喻的使用可以增强作品或者传播内容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受众的共鸣情感,增加作品的表现力和说服力。
结论束定芳隐喻学在语言学、文学及传播等领域中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通过对不同事物的比较和类比,可以更准确地表达出来一个事物的意义和价值,增强受众的理解和认知,同时也可以提高文章、作品等内容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乐有所思_意有所指”——评王炳社《中国音乐隐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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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学科概念的系统论述;《王著》则是将“隐喻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首次尝试。
在这之前王炳社一直致力于艺术隐喻专题的研究,相关著作如《艺术思维学》《艺术思维能力论》《隐喻艺术思维研究》《艺术隐喻学》《音乐隐喻学》等,这些成果皆为《王著》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史论基础,也佐证了音乐隐喻专题研究的可行性与潜力。
二、《王著》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王著》共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人类的意识、思维与隐喻,以及第二章中国音乐隐喻的成因是从人类生理进化的角度论述隐喻思维的产生与发展,并指出音乐隐喻是中国最早的艺术隐喻;自第三章开始按朝代顺序,分别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从每个时期中选取不同的学者、音乐史论以及音乐种类进行音乐隐喻观的分析。
《王著》以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为主线,引导读者从音乐隐喻的维度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史。
从音乐相关的文字文献找寻史实之缩影,结合思想发生的共时性特征、人物的性格与生平,探寻古人字里行间不露形迹的“声音”,这是对于古人音乐思想地再凝练,更揭示了古人“言乐”背后的另一层深意。
(一)另辟蹊径——中国音乐思想研究的另一扇门提到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研究,联系最为紧密还有中国音乐美学史以及中国音乐思想史等。
中国音乐思想史研究是基于文字文献,对音乐实践形态的思想文化、音乐知识形态的思想文化以及音乐哲学形态的思想文化进行解构,运用综合的史观解释音乐思想的发生;而中国音乐美学史则是以中国古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材料为基础,对于古人音乐审美中的意识与哲学的深入。
《王著》亦是运用综合的史观对于音乐思想史进行解构,但其最终目的是要通过音乐思想揭露社会与思想发出者之间的矛盾与联系。
不过从《王著》的部分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国音乐隐喻史与中国音乐思想史还是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在商周时期,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对音乐隐喻问题颇为关注,其音乐思想主要记载于《尚书》《周礼》《周易》……因此,关于商周时期的音乐隐喻问题,我们也主要以此来展开讨论。
点赞与期望:贺《外国语》创刊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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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作者: 陆俭明[1]
作者机构: [1]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北京100871
出版物刊名: 外国语
页码: 49-55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6期
主题词: 外国语;创刊;期望;90年代;学术论文;读者;束定芳;高品位
摘要:上个世纪,我在进入90年代之后,订阅了十多种国内的外语学刊,其中,《外国语》我是每期每篇必读。
我不但是她的忠实读者,后来在束定芳教授的引导和支持下,也成了她的一名撰稿者。
从2002年至今,我在《外国语》上已先后发表了将近10篇文章。
我所以钟爱《外国语》,因为我觉得她自创刊以来,一直以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对相关的国外当代前沿理论的及时评介,不断为广大读者输送新鲜营养,从而抓住了读者的心,赢得了外语学界和汉语学界的点赞与青睐。
英语专业改革与发展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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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改革与发展的再思考
束定芳
【期刊名称】《青春岁月》
【年(卷),期】2016(0)3
【摘要】在全球化和中国"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国内英语专业发展面临着困难和挑战,英语专业应朝着6个方面进行改革与发展:(1)各校英语专业应该根据学校的定位和优势,努力办出符合本校特色的英语专业;(2)外语专业院校和部分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大学应该重点培养高端英语技能型人才;(3)部分专业院校的英语专业定位应该与本校的特色专业挂钩,培养专业英语人才;(4)重点综合性大学和第一梯队的外语专业院校应把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研究型人才作为一个重要方向;(5)英语专业还应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培养高素质的中国语言文化海外传播人才,包括对外汉语教师或中国文化专业教师;(6)英语专业应该率先进行国际化的实验,同时加大经典阅读、海外学习的力度。
【总页数】3页(P115-117)
【作者】束定芳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9.1
【相关文献】
1.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再思考
2.政府主导供需双补动态平衡走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路——关于新时期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再思考
3.县级电大改革与发展的再思考
4.对县级电大改革与发展的再思考
5.四川丝绸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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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国内外委婉语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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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国内外委婉语研究综述(王丹 20084598)摘要:阐述了20世纪以来委婉语的定义和功用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委婉语的现状以及目前委婉语的研究方向关键词:委婉语定义功用研究现状研究方向引言:委婉语是各种文化中都存在的一种表达形式。
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历史文化会产生不同的委婉语。
委婉语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并且使用范围和社会功能在不断扩大:维持语言禁忌的施使和效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言语交际的正常进行。
委婉语中可折射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社会价值观、道德观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和共同性。
委婉语的使用也反映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和语域、语体差异等言语交际规律。
一、关于委婉语定义的研究关于委婉语的定义,国内各学者一直都有争论。
1989年,伍铁平教授将利用语义模糊构成的委婉语归纳为四类:1、利用模糊词语婉指精确词语。
例如在中国用“红灯区”泛指“一切娱乐场所的汇集地”。
2、利用同属一个集合的模糊程度大的词语婉指模糊程度小的词语。
3、利用不属于一个集合的一个模糊词语代替另一个词语。
4、利用一个精确词语婉指另一个精确词语。
委婉语的实际应用,从语义学的分类情况来说,其理性意义是语言交际的核心因素,但其联想意义的应用亦是非常重要。
Leech(1974)认为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应意义和搭配意义都应属于联想意义。
上海金融学院外语系的邵军航在他的《委婉语的定义》(2008年)一文中则这样定义委婉语:作为一种语言或言语现象,委婉语应该有其表达或描述的对象;作为对某些表达的替代,委婉语应该有其被选择的原因或动机;作为一类语言或言语现象,委婉语应该有区别于其他范畴的特点及表达的手段或方式。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李军华教授在《关于委婉语的定义》(2004年)一文中也指出: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 委婉语的“语”,其表现形式可以是语音、语词和语句, 可以体现在语词、语句甚至语篇的不同层面上;“委婉”可理解成由语言手段和言语手段构成的种种方式、技巧。
【支撑】隐喻研究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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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支撑隐喻研究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随着时代的发展隐喻研究经历了由修辞学研究到认知学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和行为,是人类感知、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
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年共同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书中将隐喻纳入人的行为活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语言符号等领域进行重新考察和研究,同时提出了概念隐喻的命题,这是隐喻研究史上-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一命题在不同文化认知系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不仅可以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体现了语言学研究的价值。
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ичПушкин)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俄罗斯文学之父”,他一生短暂却作品丰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旧在认真写作。
他的作品体裁多样,一生创作了800多部诗歌作品,其中爱情和友谊是其最主要的诗歌主题。
我国的普希金研究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普希金的个人生平到作品,从他的生活到创作都有许多研究成果,普希金研究领域一直在不断拓展,这对于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
本文拟将概念隐喻理论运用到普希金关于爱情的诗歌分析研究中。
研究意图并不在于对普希金作品做出前所未有的独到阐释,而是想通过这种研究方法证明概念隐喻理论在俄语及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为概念隐喻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提供一点支撑,借以从认知的角度解读俄语文本提供一些依据。
本文通过分析800多首诗歌,以期解决以下问题:总结出普希金诗歌中关于爱情的概念隐喻(如将爱情喻做人、火焰、战争、音乐、液体等),阐释这些概念隐喻形成的原因,同时对爱情概念隐喻表达式进行分析。
(一)国外研究现状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欧美国家是认知语言学的发源地,概念隐喻又是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所以目前,西方也是研究概念隐喻最为活跃的地方。
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又被称为隐喻研究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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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Linguistics 27/4:754-757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While there are numerous publications abroad on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 there are few local publications from China that can inform us abou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rom within. Dingfang Shu’s book on FLT in China provides us with a good opportunity for access to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This volume, accessibly written in Chinese, offers a comprehensive desciption and analysis of FLT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up-to-date de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t focuses on EFL, particularly on some key problems, while providing some solutions as well. In recent years, EFL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public attention, especially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LT scene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reforms and opening up policies which were started in the 1980s. However, its problems have also become obvious and more serious as a result of a changed societal environment which demands more of it. There is now general agreement that the current EFL syste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should be reformed.Shu’s book is divided into eight chapters. In Chapter 1, the reader is introduced briefly to six key problems of FLT in China and the author clears up several misunderstandings concer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 teaching practice. For instance, Shu shows his doubt on whether it holds true in the Chinese setting that ‘ the earlier one starts learning English, th e better’, as English is completely a school-learned foreign language. Another issue which Shu tries to make clear is that many people hold the view that ‘communicative ability refers to spoken ability’ and this has lead to the phenomenon whereby oral ability in teaching practice has changed from being ignored to being emphasized too much. The fact is, however, that most Chinese learners use English more in written forms. These problems are further illustrated in detail in the ensuing chapters, which are based on some recent experiments in EFL.One of the most obvious problems is that the EFL research which focuses on theory is weak and English teachers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it. A study in 2002 shows that, of several hundred English teachers from about 300 universities, 24 per cent indicated that they never wrote or do not know how to write acdemic articles about their teaching and over 50 per cent of them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research project. The low 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by English teachers, either the rsult or a cause of a poor research environment, contributes to low levels teaching. This is reflected in classrooms, where teaching methodology is not creative. For instance, a study of English teaching methodology conducted at a university showed that 70 per cent of the teachers admit that they are still using the traditional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in class. This may not be the sole cause, but it is an important one. Traditional and inefficient methodology consequently leads to negative attitudes among learners. In addition,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m report not knowing good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 Thus, in Chapter 6, Shu discusses classroom teaching, including its aims and forms, and strongly suggests that a class should serve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so as to combine in-class and after-class study.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setting, because many students are used to depending on teachers and classes. However, classes cannot provide them with enough input. Therefore, an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is necessary for after-class study, and this is important for effective language lear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classroom methodology and enhance efficiency, teachers’proficiency in English and their teaching mothodology need to be improved. This is the focus of Chapter 8, in which Shu argues that teachers should have opportunities to receive further trainingin particular areas.Another issue that receives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is volume is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EFL.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language policies are designed by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is means that schools and teachers cannot play a role in curriculum design, syllabus design, and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u makes two claims. First of all, language policies should be based on deeds analyses.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only two syllabi available for over 1,000 univiversities in China, respectively for English major students and non-English majors, shows that at present it is not possible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different univiversities and learners. These universities are at greatly different levels, which means that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lso varies considerably. Thus, Shu emphasizes in Chapter 2 that any English course must be based both on social and on individual needs analyses. Secondly, there is no articulated statewide planning of English teaching across the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It should be particularly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no organization to coordinate course and sullsbus design,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evaluation of courses at different levels. Chapter 3-5 cover these issues. Chapter 3 focuses on three popular phenomena in EFL in China: English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ESP at univiversities. The issue of starting English courses at primary school level is discussed at length. Shu stresses repeatedly that in the Chinese setting, learning English at an early age is against EFL rules, especially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a severe shortage of high-quality teachers. Moreover, there are insufficien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yllabi intended for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longer the period of learning English, the more effective it will be’,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escribes that English instruction is compulsory from primary education to Ph.D level. This amounts to 2,000 hours at least. However, for most learners, instruction is not as effective a it should be.In Chapter 7, the washback effect of English test is discussed as a separate matter, although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language policy, a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public atten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English tests in China, NMET(the National Matriculation English Test) and CET(the national College English Test), Shu underlines the negative washback effect in EFL in China. For instance, at second education level, over 90 per cent of schools spend the whole third year rviewing what has been learned and preparing for NMET, and not teaching anything new. Of college students, 59 per cent believe that current EFL teaching is oriented to testing, and not to improve proficiency. Thus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students pass a certain test, but their ability to use English remains very low. At the end of Chapter 7, Shu expresses the hope that EFL in China will free itself of the nightmare of exam-oriented teaching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return to theright track.Based on his analysis of these issues, Shu propose a direction for reforming EFL in China, that is, ‘to postpone the starting age of learning English appropriately, to shorten the period of learning it, to strengthen language training and to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studies’. While analyzing the issues, Shu stresses more than once the specific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Chinese learners, that is, English i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learners do not have much contact with it outside classrooms. Obviously, a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necessary in EFL, as in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However, in his reform proposals, Shu does not include the advocacy that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might also be improved, although he considers it important to ‘open China to English media gradually and to improve th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C hina’. Another weakness,if it can be considered so, concerns the reported experiments about EFL reform. Most of them are conducted in the Shanghai region, economically the most developed city in China. Schools there already have the best conditions for learning English. It is difficult to assess whether their experiences with EFL reform can be extended to other areas. Finally, the title of the volume is somewhat misleading. The book focuses solely on EFL and no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are adressed.Overall, this volume offers sn integrated discuss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EFLas currently practiced in China, analyzing the issues in depth. The challenging and original experiments which it reports shed light on attempts to reform and improve teaching.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SLA and in EFL in China, this book is a fascinating 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