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_路径及趋势
２００７年第９期《宏观经济管理》○马强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路径及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域相邻的两个以上地区或国家，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通过政府间谈判和签定协议的形式，相互采取比区域外更为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政策，并在体制框架和调节机制上，结合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国家经济集团。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可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划分：一是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类型或层级顺序，可分为特别优惠关税区、个别商品的一体化、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货币联盟、经济与政治联盟等８种类型。
二是按照组成国的性质来划分，因为发达国家大多位于北半球，发展中国家位于南半球，所以，习惯上往往把发达国家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称为北北（ＮＮ）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称为南北（ＳＮ）或北南（ＮＳ）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称为南南（ＳＳ）型。
当前，这三种组织模式中，以南南型和北北型较多，南北型较少。
三是按照是否具有相互之间的排斥性特点，可分为开放性模式和排他性模式。
所谓排他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对其成员国数量或区域的限定和优惠政策的限定。
四是按照法源的不同，可分为依照ＧＡＴＴＸＸＩＶ（关贸总协定第２４条）、ＧＡＴＳＶ（服务贸易总协定第５条）、授权条款以及混合条款设立等四种类型。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静态贸易福利最大化、改善一国贸易条件、追求动态效应最大化和其他非传统经济收益等。
目标确定后，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参与一体化并达成预期目的就成为关键。
从现实中不同侧面来看，各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路径呈现多样性，且在空间扩展和时间延续过程中，并不单纯选择一种路径来构建一体化，往往是在一定时空阶段以一种路径为主，其他为辅，各种路径之间并不排斥，反而相辅相成。
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种路径：路径一：由一体化的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的路径。
典型的如欧盟，其演进路径是：１９５２年，欧洲其中的６个国家设立欧洲煤炭钢铁联合体；１９５７年３月，６国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建成包括１２个西欧国家的统一市场；欧洲联盟条约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日正式生效，成立欧盟；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流通，同年３月１日，欧元成为该区域惟一的法定货币。
中国经济发展几种模式
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
由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
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
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
其基本特征：经济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经营方式专业化，有家庭生产过程的工艺分工、产品的门类分工和区域分工；专业生产系列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按市场的供需要求组织生产与流通，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可自由流动；服务环节社会化。
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是人们对广东省珠江流域中以广州、深圳等为中心的14个市县，自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
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创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
耿车模式
耿车模式是江苏省宿迁县耿车乡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
80年代，“耿车模式”响彻大江南北，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苏南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
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
区域经济评论2021.01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本刊特稿】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刘应杰摘要：近年来，国家大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创新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
与此同时，国家对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成为最重要的宏观调控之一，区域政策也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发展政策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区域发展主要有以下五大发展战略：区域梯度发展战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此外，为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具体来说主要有4项：区域发展先行先试政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政策、地区协作和对口支援政策和跨区域协同发展政策。
未来，中国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有以下4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划分改革的问题，区域政策精准化、精细化的问题，区域发展政策的协调问题，区域发展中出现新的分化差距问题。
关键词：区域发展战略；区域政策；改革开放；区域协调发展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1-0010-04收稿日期：2020-11-09作者简介：刘应杰，男，国务院研究室专题调研组组长，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100017）。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实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第一次归纳总结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几大战略，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未来区域发展的目标任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区域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国家对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是最重要的宏观调控之一，区域政策也是最重要的国家发展政策之一。
浅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几种模式
为 １７ ９ ４年 １ ２月份 以 来 的最 大 减 幅 ， 业 率 上 升 到 ６ ％ ， １ 失 ． ７ 为 ５
服务行业。面对人的精神需求和客户的复杂性 ， 保险专业人才 应该知识渊博 ， 其中“ ” 博 就包含着广泛的非专业兴趣 。保 险学
的理想与道德情操 。 树立远大理想 ， 加强道德修养 ， 养锲而不 培 舍， 吃苦耐劳的精神 ， 备有强烈 的事 业心 和责任 感是学生能 具
成为合格人才的关键所在。 第二 ， 稳定的心理 素质 。 只有积极进 取和坚忍不拔 ， 才能在金融保险市场 上捕捉机遇 、 迎接挑 战。 应 针对现在 的学生缺 乏奋进的激 情和挫折 的考验 ， 心理 比较脆弱 这一特点 ，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和训练 ， 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提 第 三， 开放的思维 。 科学 的思维才能引导正确的行动 。 科技迅猛发
养模 式研 究》 的部 分成 果 ， 目编 号 ： ０ ０３ ） 项 ＹＹ ７ ３ 。
件， 大力引进投资项 目， 带动区域经 济快速发展的模式 。
２０ ０ ７年 ，全 国 ５ ４个 国家级 开 发区 实现 地 区 内生产 总 值
１６ ５ ６ 元 ，工 业 增 加 值 ９ ９ ． ２９． 亿 ９ １９７ 元 ，工 业 总 产 值 现 价 ） ０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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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 ， 要求各种人才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 形成 团队 的综合优势。 所以向学生灌输沟通 、 宽容 、 礼让和“ 双赢” 的理念 ， 提高他们 的 协调与合作的能力。 知识结构。 具体包括 ： 第一 ， 扎实的理论基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的变化：1. 计划经济模式（1949-1978）：在建国初期，中国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通过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军工等行业，实行国家统一调度和资源配置。
2. 改革开放模式（1978-2001）：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放开了市场，引入了市场机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在这一阶段，中国成功地推行了农村经济改革和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建设，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2001-现在）：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力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一阶段，中国逐步完善市场体制和法律法规，加强宏观调控，鼓励创新和科技进步。
中国还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
4. 高质量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高质量发展。
这包括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产业链水平，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
中国还在加强内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都是为了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四种模式引领发展
以四种模式引领发展作者：来源：《财经界·上旬刊》2019年第01期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期间特别指出，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企业。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上强调，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牢抓住这一优势。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打造双创升级版”。
在对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形态、内涵、模式和诉求等关键问题进行广泛调研和深度研究的基础上，2018年11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工信部联企业〔2018〕248号，下称《行动计划》），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对《行动计划》进行了详细解读。
当前，我国企业的创新模式正在从单打独斗走向众创、共创、广域协同，资源整合从产业链整合走向跨行业、跨界融合互补，大中小企业不再是独立割裂的个体，而是以创新创业为纽带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共享能力，以数据和资源赋能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新的产业形态下实现快速迭代，创新成果通过创新链、供应链、数据链回流大企业，为大企业注入活力。
《行动计划》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战略部署要求，第一次提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不仅是配套协作的供应链关系，还存在创新链、数据链、价值链等多方位、多角度关系的文件，是适应当前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对企业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提出新要求的文件。
目的是通过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打造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的新型产业创新生态为目标，着力探索和推广融通发展模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转发）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中国内地，在长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活力丝毫不弱于任何小“龙”小“虎”。
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教科书式范本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
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
近年来，温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的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
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
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苏州模式只长骨头不长肉？“只长骨头不长肉”，对于多年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经济明星苏州而言，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种评价了。
我国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我国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为了积极推动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构建合理的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首要任务。
本文阐述了区域循环经济的涵、意义和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并结合国外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针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提出了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区域模式。
关键词: 循环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0引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容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面对经济发展中如影随形的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我国已经开始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走节约型发展道路。
如同“知识经济”一样，“循环经济”已融入中国主流经济概念当中，成为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的重要路径。
然而，如何能快速顺利地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区域循环经济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多围广，为保证区域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和进一步推进，需要为区域制订相应的发展规和标准，使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清晰的目标。
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对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一些探索。
1区域循环经济的涵及意义首先，循环经济（cyclic economy）是一个舶来概念，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总结了传统经济的种种弊端后提出的人类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生态型经济[1]。
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被称为循环经济的3R原则。
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所谓区域循环经济是指一定的行政区域,以循环经济理念和生态学原理为指导,通过原料、废弃物的互相交换建立生态产业链,组成若干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实现区域企业群体之间的循环,从而达到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产品生产的再使用和废弃物的再使用的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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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中国内地，在长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活力丝毫不弱于任何小“龙”小“虎”。
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
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教科书式范本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
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
近年来，温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的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
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
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
苏州模式只长骨头不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对于多年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经济明星苏州而言，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种评价了。
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
政府除了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来吸引外资。
有外商笑称，“在苏州办事，找厂长、经理没有用，要找局长、找书记”。
在苏州经济中，外资一直是发展主力。
在苏州新加坡开发园区的示范带动下，苏州掀起了一阵园区经济热潮。
有一个在当地流传很广的笑话，说在深圳一个椰子掉下来会砸到4个总经理，而在苏州，你往四周一指每一处都是开发区。
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苏州人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
如今，中方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取得控股权，学到了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基本经验。
苏州的工业也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据统计，苏州市2005年GDP达到了4026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五。
然而，与这些彰显政绩的高指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许多指标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状态。
由此，一些人开始质疑“苏州模式”。
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江苏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顾为东表示，外资的大量涌入对苏州的经济增长、人气积聚、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州经济的科技含量明显高于许多城市。
说苏州是“只长骨头不长肉”难免有失公允，但必须看到，苏州“神话”的背后也有“短腿”：一是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与浙江等地相比明显落后。
多年来，苏州一直是苏南集体经济的典型，承受着比别的地方更大的“保红旗”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少民营经济发展的必要养料和生存空间。
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
“苏州模式”的弊端无可回避，转变势在必行。
2003年，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
近两年，苏州经济发展出现了外资与民资双轮驱动的新局面。
据苏州市统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市个体私营投资达到354.12亿元，首次超过外资，跃居各种投资类型之首。
科技创新在苏州也有了很大起色。
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投入上百亿元，建设了国际科技园、独墅湖高等教育区、风险投资基金等科技创新载体，相信会有好的收效。
从“东莞制造”走向“东莞创造”
“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这一形象的说法曾令东莞人颇为自得。
20多年间，东莞发展成为年总产值超2000亿元的“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外贸总量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东莞的发迹是“天时、地利、人和”之说的最佳版本。
东莞毗连港、澳、穗、深，又是著名的侨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近百万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港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享有投资优惠政策的大陆沿海地区转移的第一次浪潮，东莞成了外商们在珠三角的首选之地。
东莞的成功源于“三来一补”：通过由东莞提供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承接。
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东莞经济的大发展，但如今这种发展模式所释放的增长能量已接近极限。
东莞的外源型经济绝大多数是加工制造环节，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产品附加值十分有
限，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份额。
比如，一个鼠标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24美元，渠道商能赚8美元，品牌商赚10美元，而贴牌加工厂商只能赚0.3美元。
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生产总值每增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200亩左右土地。
如果按此速度计算，十几年内东莞的土地后备资源将消耗殆尽。
东莞的困境是珠三角乃至全国先发地区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其转型无疑也备受瞩目。
东莞市委常委江凌说，在过去20年里，是外来资本选择了东莞，东莞抓住了机遇，如今东莞要自己选择外资。
从“引资”到“选资”一字之差，体现出东莞现在看重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
东莞还提出要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
同时，科技也正加速取代资本和土地而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
位于东莞常平镇的高宝集团建立了全国首家镇级博士后工作站，斥资近亿元建成全国一流的实验室。
从今年起，东莞市财政每年将投入不少于10亿元，连续5年共投入50亿元以上，资助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等，打造科技东莞。
晋江告别简单集群模式
1994年，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讨会上，当晋江与温州、珠三角并列作为中国乡镇经济发展典范时，很多人不以为然：一个县级市发展经济的“标本”意义究竟有多大？12年过去了，晋江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一个集群中的关键性企业被喻为第一粒树种，一旦入土，就可能长出一片森林。
浔兴拉链就是一颗这样的“树种”。
20年前，浔兴拉链从1.6万元起步，1995年组建集团，2002年成立SBS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集模具开发、拉链生产、电镀、染色为一体的拉链专业化公司，有200多家企业为之配套，形成了产业集群，如今产值已达10亿元。
以发展产业集群来实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路子，就是今日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版“晋江模式”。
在晋江，这些集群共聚集企业6000多家，年产值600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90%以上。
“晋江模式”的带动效应，令产业集群风一度在中国东部地区盛行。
“晋江模式”无疑是成功的，但并非完美无缺。
晋江经济能有今天，主要依靠的是民营企业，而这里的多数民营企业仍面临三大“软肋”：家族式经营、科技竞争力较弱和缺乏品牌保护意识。
而且，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产品品质和市场规模就将进入平稳期，也就意味着停止增长。
这就是如今晋江人面临的难题。
于是，精明的晋江人开始走另外一条道路。
晋江企业家深谙品牌的力量。
从仿样加工到贴牌生产，再到打响自有品牌，晋江逐步塑造出“品牌之都”的雏形。
晋江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7枚、中国名牌产品24项、国家级品牌63个。
晋江企业擅长以明星代言、媒体广告来打造品牌，近年来每年广告投入高达7
亿多元，有人戏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成了“晋江台”。
同时，政府也在设法促进“晋江模式”新的变革。
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说，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产业集群告别简单的“扎堆”聚集阶段，开始依托自身优势品牌引入新的经营模式。
政府还将大力促使企业从家族体制走向股份合作制，通过资本纽带形成新的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