覐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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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格公鼎与晋、倗、霸佚史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格公鼎与晋、倗、霸佚史

- 89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格公鼎与晋、倗、霸佚史**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考古学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2VL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新出曾霸铜器铭文与江汉汾浍地区文明进程研究”(19VJX071)资助成果。

黄锦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摘要: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夨方鼎的“叔夨”即叔虞,成王时始封于唐,其子燮父于康王末年徙封于晋,改称“晋”。

M113出土格公鼎与大河口M1霸公墓随葬的兽面纹方鼎(M1:74)系同人所作,“格(霸)公”应即大河口M1的墓主成康时期的首任霸伯荆,“湿宫”系霸国宗庙所在,格公作此鼎以祭祀宗庙。

M114、M113系晋侯燮父及其夫人之墓,晋侯昭王时卒,其夫人卒于穆王初年,霸伯荆之孙霸伯尚(大河口M1017墓主)以其祖之祭器赙赠,以表明对晋霸关系的重视。

倗伯釐盘的倗公系成康时期的首任倗伯(横水M3250墓主),系南公与召公奭婿,格公系文王婿,成王姑父,倗、霸因其与姬周王朝及其宗亲特殊的姻亲联盟关系,故其始封君皆称“公”。

关键词:北赵晋侯墓地 格公 晋侯 倗公 姻亲联盟Abstract: The name, Shu Yu 叔夨, was inscribed on the Ding vessel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114 atthe cemetery of Jin Marquis in Beizhao village,who was enfeoff to Tang state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Cheng of Western Zhou. And then his son, Xie Fu relocated the capital city in the late years of King Kang and renamed the state as Jin. The bronze Ding vessel of Ge Gong unearthed from tomb 113 and a square Ding vessel with inscription 格(霸)公unearthed from the tomb 1 at Dahekou Cemetery of Ba state were made by the same person. He must be the tomb owner of tomb 1,Babo Jing and he is also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ord of Ba stage during the period of King Cheng and Kang. Shigong 湿宫 was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Ba state and lord Ge made this bronze vessel for worshiping his ancestral at this temple. The owners of tomb 114 and tomb 113 are Xie Fu and his wife. They respectively passed away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Zhao and the early years of King Mu. Babo Shang(the owner of the tomb 1017 at Dahekou cemetery)is the grandson of lord Babo Jing. He gave his ancestor ’s bronze object as presents to show his respect and the important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states.Peng Gong, the owner of tomb 3250 at Hengshui cemetery is the first lord of Peng State. He was the son-in-law of Nan Gong and Shao Gong. Ge Gong was the son-in- law of King Wen and uncle in Law of King Cheng of Western Zhou.Therefore, the first generation lord of Peng and Ba could be honored as Gong since they had special closed marriage relations with imperial members.Keywords: Cemetery of Jin Marquis at Beizhao village Ge Gong Jin Marauis Peng Gong Marriageand relative alliance一2000-2001年发掘的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一批重要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件格公鼎(M113:51,现藏曲沃晋国博物馆)[1]铭作:格公自铸銧钫鼎弍,用湿宫。

东周青铜器及其识别

东周青铜器及其识别

东周青铜器及其识别中原的晋文化青铜器、东方的齐鲁器、西方的秦器、南方的楚器、北方的燕器,其早期都源于西周器,相同之处较多,而至东周时期地域差异日趋明显,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各式青铜文化。

1、晋国青铜器晋及韩、赵、魏青铜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

食器包括鼎、鬲、簋、豆、敦。

商周时期流行的大量酒器到春秋战国时期多已消失,器型也在不断变化,春秋中期新出现了酒器舟。

水器包括盘、匜、鉴。

乐器有钟和鎛。

兵器包括有戈戟、矛、剑铍、镞等。

工具有斧、锛、凿。

此期货币开始铸造,铜镜、带钩等开始盛行。

造型特征鼎是食器中最多、时代特征也最明显的器物。

春秋早期,附耳鼎增加,柱足改为连两头宽中间细的半圆形瓦状蹄足。

春秋中期以后,鼎多加盖,作附耳,腹较深,高足改作兽蹄形。

晚期鼎腹较浅,呈扁圆形,盖作覆钵状。

顶有三纽,矮足。

战国早期,多为圆盖连裆鼎,腹形似扁球体,裆离地越来越近。

战国中期鼎的形状愈加肥硕,足矮粗,裆低。

鬲在春秋早期开始增多,中期鬲的形制为宽折沿、束颈、弧裆、足窝下凹,高足似兽蹄形,腹部有三个目形扉棱。

春秋晚期鬲的型式为宽沿、敛口、束颈、微鼓腹,腹壁上有三个卷龙形扉棱,平裆低矮,蹄足无蹄窝。

战国时期的鬲,腹部下半部呈弧形,底略大,平裆,三个半圆形瓦状蹄足。

簋在春秋早期常见的形式为敞口,双耳或四耳的方座簋,无座簋的圈足下也常加三个扁形小足。

此时簋几乎均加盖。

敦为春秋中期新出现的器形,覆钵形盖,上置三个环形钮,唇短外卷,鼓腹扁圆、圆底盖腹扣合呈圆球状。

肩腹饰有环耳,下接三小蹄足。

战国早期又出现了双合式敦,器、盖均作成直口,束颈,鼓腹,圆底、双环形耳,三蹄形足。

春秋早期豆浅盘、直壁、平底、粗柄,束腹喇叭形足。

春秋中期豆的数量激增,类型开始多样化。

到了春秋晚期,豆有四种型式:高柄盖豆,隆盖,盘较小,喇叭形捉手和圈足,柄细而高,环形耳。

矮柄盖豆,形同高柄盖豆,但柄缩短,这类豆数量最多。

方座豆,豆上为矮柄豆,下接方形座,浅盘高柄豆,为浅盘、平底,无盖、高柄,喇叭形圈足。

秦公簋

秦公簋

秦公簋现存有二:一、春秋时秦青铜器,传为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

作于秦景公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是秦公之祭器,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

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的遗风,敛口,鼓腹,盖有大捉手。

器身装饰兽目交连纹、垂鳞纹、横条沟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

器、盖对铭5字,记为秦公用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有铭文一百零四字,分铸于器及盖上。

器和盖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九字。

铭文均由印模打就,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

铭文字体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表现出强悍雄风,也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传神写照。

春秋时期秦系金书之代表。

有说系秦桓公时(公元前605~前577)作品。

包括器铭、盖铭,共105字,器铭10行,54 字,合文1,重文3。

盖铭5行,51字,重文1。

且器盖均有刻铭,各一行9字。

字形方正,小篆的意韵已可见。

圆中有刚,劲力内转,线条道细。

书体一般认为即是籀文,与《石鼓文》相近。

取势方正,通篇整齐,结构谨严,用笔方圆兼施,道劲爽利。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文物出版社《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均有收录。

《秦公簋铭))是公认的秦系金书的代表作。

一般认为,西周时的《虢季子白盘铭》与春秋时的《秦公簋铭》、《石鼓文》等,其书体就是历史上的籀文(也就是有了一些简化的大篆书体)。

1923年在甘肃天水县西南乡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上海博物馆藏高23.5厘米,口径18.8厘米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春秋早期制品。

敛口微腹,兽首耳较大,圈足三兽首足。

盖缘和口下饰兽目交连纹,器上兽首倒置,圈足饰鳞纹,余饰横条纹,盖器同铭5字,记器公作此簋。

,不其簋铭文与礼县秦公簋铭文作者:曹鹏雁文章来源:陇南日报簋是先秦时贵族们使用的一种青铜食器,主要用来盛放谷类食物,它往往与盛放肉食的鼎一起搭配使用。

作为一种贵族身份的象征,在宗庙和墓葬里当祭器使用时,都要严格的遵循礼乐制度。

叔夨簋诸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先秦史研究室

叔夨簋诸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先秦史研究室

叔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国陈絜马金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之解决,多仰仗于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新证据。

尤其是殷商与西周时期,甲骨刻辞与周代金文逐渐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史料,不经意间所发现的某些新材料,往往会成为解决相关疑难问题的钥匙。

显然,山西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叔鼎,大概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本文试就该器的定名及与“”字的释读有关的诸如“王”的族源、来历等问题做出论述。

不当之处,祈请专家、同好斧正。

当然,与“”字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例如西周历史上诸虞(吴)的关系问题,但这个话题过于复杂,而相关的材料尚有缺环,故还是留待条件成熟后再作讨论不迟。

一、关于叔鼎定名的补充性意见在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中,曾于M114中出方鼎一件。

1从该鼎形制、纹饰及铭文布局各方面看,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器物。

在方鼎内壁,共铸铭文8行48字(图一):隹(惟)十又四月,王、大、,在成周。

咸,王乎(呼)殷厥士,叔以裳、车马、贝卅朋。

敢对王休,用作宝彝,其万年扬王光厥士。

图一:叔虞鼎铭文拓本及释文1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

该器铭文,已有众多学者加以考释1,笔者以为,除“”字之外,铭文大意或已基本搞清,故隶定与句读主要上是取众家之长而成,其中“”字从黄锡全先生说,“裳”字取吴振武先生说,其他多从李伯谦、李学勤两先生之意见。

其大意或可串讲为:某年十四月,王在成周行、大、等祭祖礼。

礼完毕之后,王召集参与祭祀的众士,并赏赐给叔裳、车马以及货贝三十朋。

于是叔称颂周王的休美,作宝彝以示纪念,并永远称扬周王赏赐众士的恩德。

该器铭文的意义是多方面,如“惟十又四月”之辞,在周初历法研究上很有价值,联系新近发现的覐公簋铭文“遘于王令昜(唐)伯侯于晋,惟王廿又八祀”之记录,2说明我们对西周历法、王年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上个世纪末“断代工程”所作的周初王年的拟合工作目前看来似有缺陷。

0121囗簋铭补释

0121囗簋铭补释

簋銘補釋(首發)裘錫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SrcShow.asp?Src_ID=4112005年9月,上海的兩家拍賣行曾舉辦“海外回流青銅器觀摩研討會”。

會上展出的器物中,有一組器主名的西周中期青銅器。

次年就有幾位學者就器寫了研究文章,本文要引到的有以下幾篇:吳振武《試釋西周簋銘文中的“馨”字》,《文物》2006年第11期(下文簡稱“‘馨’文”。

此文於2006年4月寫成,當時曾以打印稿寄給數位同行徵求意見)。

李學勤《伯青銅器與西周典祀》,陳昭容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9月(下文簡稱“李文”。

此文是提交給史語所2006年9月舉辦的“第一屆古文字與古代史討論會”的論文)。

吳鎮烽《器銘文考釋》,《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6期(下文簡稱“考釋”)。

本文想在諸文的基礎上對簋(指《考釋》所謂“一式簋”,有同形同銘的兩件。

《李文》稱爲“伯簋”)蓋銘作一些補釋。

此簋蓋銘文圖版見《考釋》59頁(已轉載於本文之末),下面是全銘的釋文:肇乍(作)朕文考甲公寶彝,其日夙夕用(厥)(馨)香(敦)示(祀)于(厥)百神,亡(無/罔)不鼎(正);燹(芬)夆(芳)(馨)香,則登于上下;用匄百福、邁(萬)年,俗(欲)兹百生(姓)亡(無/罔)不(禀)(厥)臨(逢)魯。

孫孫子其邁(萬)年(永)寶用兹彝,其(世)母(毋)朢(忘)。

在文字釋讀方面,除“”二字之釋及讀“鼎”為“正”外,皆據上引諸文,擇善而從,恕不一一注明。

“燹”字,《考釋》釋為“豳”。

“燹”、“豳”本由一字分化,前人早已指出,可參看《金文詁林》“燹”字條。

1《考釋》讀“豳夆”為“芬芳”:豳通芬。

《周禮·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注引鄭司農云:“紛讀為豳”。

紛、芬同聲。

夆通芳。

《史記·項羽本紀》的蠭(同蜂)午,《漢書·霍光傳》作旁午,是蜂旁相通之證。

蜂从夆聲,旁从方聲,故夆、芳亦可通。

“公、侯、伯、子、男”?金文显示西周王朝并无五等爵制

“公、侯、伯、子、男”?金文显示西周王朝并无五等爵制

“公、侯、伯、子、男”?金文显示西周王朝并无五等爵制展开全文《简说西周史》第21引子:西周虞国是公爵国?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证明它是侯国。

那是1979年,当时的山西省文物商店收进一件西周晚期青铜壶。

该壶器型和纹饰都不算特别。

但是其内颈部有24字铭文,倒是颠覆了很多人的一个认识: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有人会不解,颠覆了什么?唐封叶就给大家挑明了:按照自古以来很多人的认识,周代杞国、宋国(先王之后)和虞国(周文王二伯父虞仲之国)、西虢国(文王三弟虢叔之国)都是公爵国,但该铭文却明确表示,西周后期虞国国君的称号只是侯而已!有人说,会不会是虞国国君原本是公爵,某代子孙因犯事被降爵了呢?应该不是。

因为之前在1954年时,镇江丹徒出土了一件一般被认为是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宜侯夨(zè)簋,该簋记载了周康王将“虞侯夨”改封到宜国的史事,显然西周前期的虞国国君也是侯。

宜侯夨簋和虞侯政壶的铭文加在一起,证明虞国在整个西周阶段都是侯爵而非公爵!既然虞国国君不是公爵,不由得让人深思,西周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吗?一、西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文献记载其实很混乱。

说起周代爵位制度,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

因为一般认为是辑录战国资料篇章、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王制》篇有如下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此外,成书于汉代的《周礼》中也有类似说法。

《礼记》《周礼》一直被认为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所以自古以来一直到近代,学者对上述说法都深信不疑,认为这样的等级差别和顺序是至少从西周初年就由王朝颁定的。

但其实多看看古籍,儒家亚圣孟子说的都跟这不太一样。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从覐公簋看改唐为晋

从覐公簋看改唐为晋

从覐公簋看改唐为晋袁莉芳 荆文剑(山西省曲沃县晋国博物馆,临汾 043400)[摘 要]公元前1040年左右,周成王将同母弟叔虞分封到古唐国,称“唐伯”。

到叔虞儿子燮父时改唐为晋,称“晋侯”,从此晋国屹立中原600余年,到公元前376年“晋绝不祀”。

然而,唐何以为晋,不明所以。

千百年来,专家学者争论不休。

直到覐公簋的出现,学术界的眼光才凝聚到了一点。

[关键词]唐国;晋国;覐公簋周武王克商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周王朝疆域范围内分封了许多诸侯国。

分封的对象包括宗族姻亲、功臣子弟、前朝遗民。

共分封71国,姬姓封国占53国,晋国便是姬姓封国其中之一,然而“晋”一开始并不是“晋”。

“……封叔虞于唐。

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这是《史记》中记载的三千多年前周成王分封叔虞到唐国的历史事件。

另有“唐叔子燮,是为晋侯”。

简明扼要的22个字,清晰的阐述了叔虞封唐和改唐为晋两件大事。

但关于改唐为晋的原因,从古至今的众多学者专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大概可以归结为晋升说、晋水说、王命说三种。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穗),献之成王。

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

周公既受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另孔传有“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内得异禾也……禾各生一垄而合为一穗。

异亩同颖,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

”孔颖达疏:“此以善禾为书之篇名,后世同颖之禾遂名为‘嘉禾’,由此也。

”异母同颖的“嘉禾”被周人视为吉兆,这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朝和在外征战的周公旦都是一剂强心针,对于稳固政权,鼓舞士气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唐叔虞之子燮父即位后,为纪念此事遂将国号“唐”改为“晋”。

根据甲骨文中“晋”的字形、《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晋,进也,日出万物进”及《国语》韦注“荐,进也。

”可知晋字最初的意思是取器中之物,献于神明。

所以不难理解,燮父取“晋”字代替“唐”。

《汉书·地理志》记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诗谱·唐谱》“成王封第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

国家博物馆新征集晋侯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国家博物馆新征集晋侯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1.晋侯簋及铭文2.卜孟簋3.曾侯犺簋4.簋5.廿七年卫簋6.八月卫簋7.簋8.长甶簋□贾高强国家博物馆新征集晋侯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摘要:国家博物馆2004年新征集一件晋侯簋与一件曶簋,通过分析,两件簋年代均为西周中期偏早,可具体到穆王偏晚阶段,两件簋最有可能出自晋侯墓地M6、M7组墓葬,作器者晋侯应为晋侯墓地M7的墓主。

关键词:晋侯簋晋侯墓地西周中期偏早国家博物馆2004年新征集一件晋侯簋与一件曶簋[1],两器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大小也很相似。

对这两件簋朱凤瀚先生已撰文探讨,认为两器均是晋侯所作,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约在穆王时。

其中晋侯簋是晋侯为其妻子所作,曶簋为晋侯自作器,曶乃晋侯之字,并认为两件簋有可能流散自晋侯墓地,最有可能出自晋侯墓地M6、M7组墓葬,但是作器者晋侯也可能是晋侯墓地M9的墓主[2]。

本文拟在朱凤瀚先生研究基础之上对晋侯簋[3]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略作补充。

晋侯簋形制为带盖,侈口,微束颈,垂腹,双兽首半环形耳,耳下有尖钩状小珥,圈足,圈足底部呈阶状;盖沿及圈足各饰一周斜角云纹,颈部饰一周夔纹,主体纹饰下皆有云雷纹衬底,圈足外底饰盘龙纹;器盖同铭,依朱凤瀚先生隶定为:“晋侯作田齊妻簋”;口径17.3、通高18.8厘米(图一,1)。

从形制上看,与晋侯簋相似的有卜孟簋[4](图一,2)、叶家山M111出土曾侯犺簋[5](图一,3)、簋[6](图一,4)、廿七年卫簋[7](图一,5)、八月卫簋[8](图一,6)、簋[9](图一,7)、长甶簋[10](图一,8)、晋人使寓簋[11]、录簋[12]、周至县出土作宝簋[13]等,以上几件簋中除曾侯犺簋、卜孟簋年代为西周早期外,其余诸簋年代均为西周中期偏早[14],所以晋侯簋应不出此年代范围。

上述几件簋整体形制虽很相近,但仍有区别,侯簋、曾侯犺簋、卜孟簋、组。

申论如下:明显较高。

此外,面外,晋侯簋与卜孟簋圈足饰斜角云纹,. All Rights Reserved.图一晋侯簋及相关铜器比较图圈足饰一周兽面纹,第二组七件簋中圈足装饰普遍朴素,其中四件圈足为素面,另外三件圈足简单饰一到两周弦纹。

略论颂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略论颂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略论颂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作者:杨鑫李栋来源:《文物世界》 2013年第1期杨鑫李栋山东博物馆收藏青铜颂簋一件,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器身圆形,盖顶部有圆形捉手,腹微鼓略下垂,子母口,腹两侧有一对兽首形耳,下有垂珥,圈足稍外撇,下有三个兽面象鼻形小足。

盖、器口沿处各饰八组窃曲纹,盖顶捉手内饰卷体龙纹,捉手下与腹中下部各饰三周和六周瓦纹,圈足饰垂鳞纹。

整器造型古朴庄重,器盖搭配和谐,纹饰疏密有致,再加上青铜埋藏于地下与出土后世人长期把玩所形成的独有的锈色,堪称我国古代青铜器中的精品(图一)。

不过这件青铜簋更大的价值在于其所镌刻的铭文。

盖、器均有铭文,且内容一致,各15行152字,包含两重文,完整记述了“颂”接受周天子册命,感怀圣恩,做此器以识之,并传诸子孙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据传颂簋清中叶出土于陕西,具体地点已不可考。

嘉庆十九年(1814年),被时年仅20岁的刘喜海慧眼识珠,从北京一家古董商店重金购得,送回山东老家珍藏。

刘喜海,字燕庭,号吉甫,山东诸城人,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泉学家和藏书大家,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学亦颇有渊源,曾祖刘统勋、伯祖刘墉均为清代名臣。

嗣后颂簋转归当时山东布政使李山农所有,后来又被清末山东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有“山东首富”之称的黄县丁氏家族的丁树桢(字幹圃)“泰来号”收藏。

民国时期,盛极一时的黄县丁氏家道中落,所藏的金石器物陆续散出,仅部分精品得以保全,颂簋便在其列。

丁树桢后人分家时,将颂簋分作两件,器身和器盖各归一人。

20世纪40年代,器身为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收集,1951年移交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4年入藏刚刚建成的山东省博物馆。

1959年,丁氏家族后人张秀琳女士将所藏颂簋器盖捐献给山东省博物馆,颂簋始成完璧。

西周青铜器中铭刻“颂”之事迹的并不少见,传世的有鼎三件、簋六件、壶两件。

颂鼎三件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

覐公簋:老公为老婆造的“爱心碗”,见证晋国初年历史,颠覆断代工程的一个结论

覐公簋:老公为老婆造的“爱心碗”,见证晋国初年历史,颠覆断代工程的一个结论

覐公簋:老公为老婆造的“爱心碗”,见证晋国初年历史,颠覆断代工程的一个结论•前言:中国有不少伉俪情深的故事,远的如战国时宋国韩凭夫妇不畏宋康王双双殉情,近的如隋初原陈国乐昌公主不贪富贵与丈夫徐德言重新团聚;前者为我们贡献了诗句“在地愿为连理枝”,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成语“破镜重圆”。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件青铜器也是丈夫为妻子做的器物,它不但见证了周代晋国的早期历史,甚至颠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结论。

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形制、来历和铭文。

•丈夫为妻子铸造的一个大碗——覐(jué)公簋簋,是商周常见的青铜食器。

它的造型一般为圆口圆腹,带耳朵,下面有座圈。

古人拿它盛放黍稷之类的主食,等于现在人吃饭用的大碗。

覐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原由香港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现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2007年被公诸于世。

它通高12厘米,口径18厘米,两耳之间宽21.6厘米,显然并不大,装的饭刚好够一个人吃的。

该器的腹内有22字铭文,文为:覐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五。

“令某(人名)侯于某(地名)”是金文和简帛书中周天子册命诸侯的固定语,“侯”做动词。

铭文大意为:覐公为姚姓妻子做了一个簋,恰逢大王命令唐伯到晋地做诸侯,这是在大王二十八年时。

五(族徽)。

原来这个簋,是丈夫专门为妻子做的一件“爱心碗”,看样子这个覐公对妻子充满深深的感情。

我们再来进一步解读一下,做器者覐公是什么人?显然他是唐伯也即晋侯的臣子,大约是个侯国的大夫。

从铭文最后有个睡倒的“五”的族徽,可知他很可能属于周天子分配给唐国的商人族群,因为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中,一般只有商人和深受商文化影响的族群才用族徽,而周人是没有这习惯的。

而且“遘于”这种用法也是殷墟甲骨文习见的。

另外,从做器者称覐公为“公”还可以看出,西周初年的“公”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爵位,也不是只有朝廷三公和先王之后等地位特尊贵的人才可以叫的,在私下里连覐公这样的诸侯国大夫级别的人物都可以被家人尊称为“公”。

-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问题刍议

-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问题刍议

公簋为香港私人所藏器,由朱凤翰先生公布介绍[1]。

该器由形制、纹饰来看为西周早期成康时器。

铭作:“公乍(作)(妻)姚(簋),遘于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该器的公布,对我们重新认识晋国早期的历史问题,如唐叔虞的爵称,唐、晋的关系,晋国都城等都带来了契机。

一、唐叔虞的爵称公簋铭“遘于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此事即《史记・晋世家》所载:“唐叔子燮,是为晋侯。

”“唐伯”就是唐叔虞之子燮父。

但铭文之“伯”是爵称还是排行,诸家看法不同,进而引发了对唐叔虞爵称的争论。

一种看法认为“伯”是排行。

如李学勤先生说:“唐伯”是表示伯、仲、叔、季长幼排序之“伯”[2]。

并进一步指出“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唐,称唐叔、唐侯,不能称唐伯。

唐伯是其子燮父”[3]。

王泽文先生认为:“铭文中的'唐伯'是燮父在唐叔虞卒后继位到其迁晋之前的称号,与其排行有关,不是指公侯伯子男的'伯',不宜理解为爵称。

”[4]如果伯是排行,则无法根据此铭文来断定唐叔虞的爵称。

另一种看法认为“伯”是爵称。

如李伯谦先生说“我认为其为爵称的可能性很大”,“无论是《史记・晋世家》主张的叔虞封唐后只称'唐叔虞',并无爵称,还是郑玄《诗谱・唐谱》主张的叔虞封唐后的爵称为侯,称为‘唐侯’,都与事实不否,均为误记。

”并指出:“燮父‘侯于晋’之前称唐伯,则其父叔虞封唐后亦应称唐伯。

“[5]公簋中“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燮父是否由“伯”爵改为“侯”爵?唐叔虞能否称为“唐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考察文献和金文中对晋国国君称呼的记载。

依《史记・晋世家》、《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所载,两周晋国国君依次为:唐叔虞、晋侯、武侯、成侯、厉侯、靖侯、釐侯、献侯、穆侯、殇叔、文侯、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缗、武公、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灵公、成公、景公、厉公、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静公。

古代器物——簋

古代器物——簋

古代器物——簋古代器物——簋◆簋古代食器,古籍内写作“簋”,古文作“匦“轨”, 1950年河南洛阳西宫秦墓出土的一件,写作“轨”。

《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

簋是盛黍、稷、稻、梁之器,相当于现在的大碗,形状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无耳、两耳、三耳,甚至四耳的。

◆商周社会,簋与鼎等器物一样,都有标志奴隶主身份高低的作用。

据《礼记·玉藻》记载和考古发现说明,簋常以偶数出现,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八簋和九鼎相配。

簋的形态变化最多,商代簋多无盖、无耳或有二耳。

西周和春秋的簋常带盖,有二耳、四耳;还出现圈足下加方座或附有三足的簋。

战国以后,簋已很少见到。

颂簋通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13.2千克西周后期。

盛食器。

隆盖,顶有圈形把手。

圆腹,圈足,下附三兽足。

腹部两侧有一对兽首耳。

口沿上下各饰窃曲纹一周,盖与腹均饰横条脊纹,圈足饰重环纹。

形制庄重。

盖器同铭,各铸十五行一百五十二字,大意为:周王册命颂掌管成周贮(匿)甘家,监督新造,积贮货物,以为宫御之用。

周王赏赐颂玄衣、省纯、赤市、朱黄、攸勒等物品。

颂接受命册,退出中廷,然后再回返,向周王献纳瑾璋。

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西周王室策命官员的制度。

铭文与颂鼎同。

山东省博物馆原藏器,青岛市张秀琳又捐赠盖,致使器盖合一。

系周宣王时铸器。

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师寰簋高27厘米重9.18千克,口径 22.5厘米,底径24.3厘米西周后期。

盛食器。

器形甚大。

宽腹,圈足,下置三兽足。

腹部两侧有大龙耳,下垂珥。

造型庄严而浑厚。

盖线及器口饰兽目交连纹,其余均为平行脊纹。

盖器同铭,各铸十行一百十七字,盖少四字。

大意为:淮夷以前是缴纳布帛财物等贡赋的臣民,现在它的首领竟敢迫使奴隶们停止生产,反叛王宫,造成了东国的混乱。

命令师寰率领虎臣和齐国、莱国等联军征伐淮夷,消灭冉、翼、铃、达四个首领,从而胜利班师。

铭文提供了周室与淮夷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

金文所见姚姓、妫姓及对外联姻

金文所见姚姓、妫姓及对外联姻

金文所见姚姓、妫姓及对外联姻刘社刚【摘要】姚姓、妫姓为虞舜之二姓.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姚姓、妫姓逐渐多了起来.居于山西的姚姓一族既与殷商遗民的覐氏、微氏联姻,也与姬姓的毛国、应国联姻,还与禹的后裔姒姓南氏联姻.两周时期的妫姓陈国遗留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特别是媵器,记载了陈侯不但嫁女于周天子,而且还娶姬姓女子为妻;不仅与姬姓诸侯国毕国、曹国、息国、蔡国等通婚,还与芈姓的楚国、妊姓的铸国联姻.这种婚姻外交为后来姚姓、妫姓及其分支的繁荣壮大奠定了基础.【期刊名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15)002【总页数】6页(P20-25)【关键词】姚姓;妫姓;陈国;陈侯;同姓不婚【作者】刘社刚【作者单位】虢国博物馆,河南三门峡472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92.22姚姓、妫姓入选上古八大姓,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姓(图1,图2)。

郑樵《通志·氏族略》言:“虞有二姓,曰姚曰妫。

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1]。

”舜帝之后裔历经数千年繁衍播迁,蔚为望族,并从中派生出60多姓。

在春秋以前,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称姓是为了别婚姻,而称氏则是为了分贵贱。

氏是姓的分支,姚、妫是姓,而虞、陈、胡、田等则是氏,二者内涵完全不同。

到了战国以后,姓氏逐渐合一,则姚、妫二姓就和其他氏一样成为今天人们所称的姓氏了。

西周早期,史书记载的姚姓、妫姓诸侯国寥寥无几,金文中也十分罕见。

到了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姚姓、妫姓才多了起来,特别是妫姓陈国显赫一时,铸造了大量珍贵的带铭文的青铜器,特别是媵器为我们了解两周时期姚妫二姓及其对外婚姻关系提供了丰富的不见经传的史料。

姚姓见于金文者数量不是很多,只有数例,从铭文字体和文例用语等方面观察,其所属铜器的年代均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一)姚作鼎根据古代女性称谓规律,这里的“姚”是称呼古代女性最为简略的一种方式,这里是指具体的某个姚姓家族的一位女性贵族自己作器。

0061爻公簋质疑doc

0061爻公簋质疑doc

公簋質疑1(首發)林澐吉林大學考古系大家好!海報上把我這次演講的題目寫作“公簋辨偽”,這有些不妥。

公簋是一件新出的青銅器,我沒有說他一定是假的,只是對它的真偽有一些懷疑。

今天我就來說說我懷疑的道理。

在2007年《考古》的第3期上,朱鳳瀚先生發表了一件他在香港看到的銅器。

這件銅器的形狀見後圖C。

這件器物由於銘文的原因,引起了大家特別的重視。

它的銘文,我們沒有看到拓片,發表的只有照片。

這個銘文的第一個字“”我們從來沒有見過。

之所以稱它作“yao公簋”,是猜想其中的“爻”是聲符。

如下即是這件器的銘文照片:銘文的第一句是:公作妻(該字後文用△表示)簋。

這個辭例比較奇怪。

因為金文中有寫給自己妻子作簋的例子,但寫成“妻某簋”的,這還是第一次見到。

妻後的△字,似曾相識——我們好像見過類似的寫法,但仔細觀察,我們見過的那些字形卻並不是這么寫。

這也比較奇怪。

銘文的第二句是:遘于王命昜伯侯于晉。

這牽涉到一件考古學界討論很熱的事情,就是晉國的建立問題。

銘文說的是周王遘命昜伯。

“昜”和“唐”可相通假,“唐”和“晉”又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件銘文是很有意思的。

銘文的第三句是:唯王廿又八祀。

丙。

周初的王誰有二十八年那么長?這也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朱鳳瀚先生到吉大講學時候,我聽他說,這件簋出來后,夏商周斷代工程相關人員開會進行討論,有過激烈的爭論。

這“二十八祀”究竟應該屬於什么王?這與此前斷代工程的一些結論產生了矛盾。

此外,“遘于”后面加一件事情,這種搭配異於一般情況。

一般金文都是說“遘于”祭祀什么王,“遘于”什么方法祭祀等等。

這種“遘于”某事的搭配很少見。

因為銘文的這些特點,所以引起許多人的特別重視。

我們先來說第一句中的△字。

△在銘文中是“妻”的姓。

這個字和有人釋作“姚”的字很像。

但金文中我們已知的“姚”都從兩個止。

“姚”字字形演變,“止”形變成兩橫。

(金文中“姚”字形如下圖A所示。

)從戰國到漢代的姚,都寫成兩橫。

甲骨文中有個字,于省吾先生釋作“逃”。

展览鼎鬲甗簋簠敦罍卣...一口气读懂晋国展的青铜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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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鼎鬲甗簋簠敦罍卣...一口气读懂晋国展的青铜器型&%……*&在看晋国展的时候,您是否为这些文字的读音与含义所苦恼?今天我们就来系统了解晋国展里的青铜文化Q为什么晋国青铜器在中国青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A在了解晋国青铜器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晋国青铜文化的演变:点此查看中国青铜文化始于夏,继之以商周。

一般认为它曾先后经历过生成期(夏至商初),鼎盛期(商中后期至西周前期),中衰期(西周中后期至春秋前期),复兴期(春秋中后期至战国)诸阶段。

西周时期,晋国青铜文化和列国并没有多少显著差异,东周以后,晋国(含早期三晋)青铜器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精湛的工艺成为当时中国青铜艺术新时代风格的典范,人们习称这一时期的晋国青铜器为“晋式'或“晋系”青铜器,它与长江流域楚系青铜器是当时覆盖范围最广,文化成就最高的两大青铜文化体系,同时也是汇成秦汉一统的中华文化洪流的南北两大主流。

就历年出土的东周铜器来看,晋式铜器(包括“三晋'时期青铜器)数量最大,不下全部东周铜器的半数,若将礼、乐、兵、杂、车马器等全部统计在内,其总数当以万计。

西周时期晋地生产的青铜器和宗周青铜器没有明显的差别,只是从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新田开始逐渐形成“新田风格”以后,晋国的青铜艺术才表现得繁花似锦,散发出强烈的自由浪漫气息和泱泱大国风范,成为当时晋国强大国势和“百家争鸣”的特定时代的精神产物;新田时期的晋式青铜器产量巨大、品类齐全,是现存各地域类型青铜器之首,充分反映出晋国(及早期三晋)青铜制造业的繁荣;晋式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而且品质高低悬殊,反映了当时青铜生产的商品化和对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关于“新田风格”及青铜铸造工艺,我们在前期微信中有所介绍,详情请点击:展览 | 揭秘晋国展里的青铜铸造工艺——范铸法南京博物院正在火热“上映”的晋国展,展出从西周到东周的晋国出土青铜器百余件,涵盖同时期青铜器的多种器类,其中猪尊、兔尊等都是十分罕见之器。

国宝“晋公盘”回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国宝“晋公盘”回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国宝“晋公盘”回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近日,一件2600年前的宝贝“晋公盘”回到中国,在山西博物院展览。

1月26日,山西省公安厅发布消息称,几年前被盗墓犯罪集团盗掘贩卖流失的春秋时期晋国青铜重器,国家一级文物“晋公盘”,经公安机关侦查和多方追缉,日前终于从海外成功追回。

/素材聚焦/▽“晋公盘”:不折不扣的国宝“晋公盘”回家,让人百感交集。

究其因,“晋公盘”是2600多年前晋文公特制的青铜礼器。

据介绍,“晋公盘”内壁有多处珍贵铭文,每处三行,共183字。

这些铭文清晰呈现了“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时期的晋国气象,传递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

换言之,这是不折不扣的国宝。

如果任其流落海外,不能不让亿万国人痛心。

“晋公盘”回家的路,艰辛而漫长。

与以往通过拍卖高价购回散落文物不同,这次是通过法律手段追索成功,如报道所称,经境内境外缜密侦查,先是查清“晋公盘”流失的路线和最终目的地,并查明盗贩链条上的相关人员。

随后,“运用法律手段,在强大的法律威慑下,历经几个月不懈努力,终于从某国将‘晋公盘’成功追缴回国。

”这一路径让人欣喜。

故此,“晋公盘”回归路值得剖析并总结出经验,为以后处理类似文物提供借鉴。

▽追回遗失文物,刻不容缓并非所有文物都能够幸运地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重逢,而我国究竟有多少文物散失在海外呢?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显示,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中国文物达164万余件之多。

而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共1000万件左右。

这其中,该有多少精美绝伦的艺术、多少巧夺天工的技艺,又该有多少仍然沉睡的历史。

这是惊人的数字,也是让人黯然而焦虑的现实。

中国文物在海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今天我们应当明确一个共识:我们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文物。

这些文物都沉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都散发着独特的文化气质,甚至保留着历史的现场。

通过一件件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悠久灿烂的历史底蕴,生发出悠远的思古之情。

朱凤翰,敢不敢和我论战青铜器铭文

朱凤翰,敢不敢和我论战青铜器铭文

朱凤翰,敢不敢和我论战青铜器铭文朱凤翰先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但他对工程《简表》持不同意见。

1、在热播的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中,作为受访嘉宾的李先生对“前1046年”做了解释说:“是阶段性的。

”李凤瀚先生曾发表《无可置疑的覐(jué)公簋》成王二十八年癸丑,制覐(jué)公簋。

介绍如下:覐公簋:老公为老婆造的“爱心碗”,颠覆断代工程的一个结论簋,是商周常见的青铜食器。

它的造型一般为圆口圆腹,带耳朵,下面有座圈。

古人拿它盛放黍稷之类的主食,等于现在人吃饭用的大碗。

覐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原由香港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现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2007年被公诸于世。

它通高12厘米,口径18厘米,两耳之间宽21.6厘米,显然并不大,装的饭刚好够一个人吃的。

该器的腹内有22字铭文,文为:覐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李先生认为覐公簋是成王器。

言外之意是断代工程专家组断定的成王在位二十二年,不攻自破。

搞好统战,该团结的团结。

评论夷齐风清:是朱凤瀚。

这个青铜器我还没有研究。

关于武王克殷在昧爽时,现在的学者对“昧爽”一词的理解是错误的。

不是指天刚萌萌亮,而是指“太阳未出来,有个大月亮”的意思,即指满月前后。

我根据干支推导出该日正是阴历二月十五评论夷齐风清:现在所谓的西周的土地买卖制度或者定情信物的解释,多半是错误的,郭沫若的流毒误人不浅!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有关政治重要事情,都是关乎当时国家命运的事情的铭刻,比如《曶鼎》,《散氏盘》等的内容,无一不是,只有那些没看懂铭文的人才会把它当成普通买卖评论夷齐风清:与之相关的是周康王八年的《輔师嫠周簋》,从成王二十八年到康王八年,时间间隔为十八年,唐虞迁唐的任命下达后在宗周呆了很久才到唐国上任,从唐迁到晋,也是滞后王命很多年,在干啥?筑宫也,以至于宫成之后,周康王要让其过于奢华。

评论古道风人: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

理通,君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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