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刑法修正案九

胡云腾解读刑法修正案（九）文：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来源：中国审判杂志微信公众号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下称《刑法修正案（九）》）终于出台了，这是我国刑法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件大事。

《刑法修正案（九）》共52个条文，是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条文最多的修正案。

其中，为《刑法》新增15个条文，另在原条文中新增八款，删除原条文中的两款，对33个条文作出修改。

从范围看，本次修正涉及面相当广泛，尤其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力度很大。

从内容看，本次修正针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对有关惩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网络犯罪、腐败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等刑法规范作了大幅度修改完善，内容丰富且非常重要。

从理论看，本次修正敢于突破传统刑法理论的条条框框，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在立法理念、刑事政策、罪刑设置等方面有诸多创新，给人眼睛一亮、耳目一新之感。

从实践看，本次修正坚持问题导向和改革精神，果断对一些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敏感问题动手，充分体现了解决实践难题的责任担当，切实贯彻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依据刑法惩治预防犯罪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

认真学习领会《刑法修正案（九）》，确保《刑法修正案（九）》全面正确实施，确保刑事审判职能充分有效发挥，是各级人民法院、广大刑事法官的重要职责使命。

这里仅从《刑法修正案（九）》所体现的改革创新精神角度，谈几点学习体会。

一、《刑法修正案（九）》落实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减少死刑适用罪名的要求《刑法修正案（九）》是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后出台的第一个刑法修正案，是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刑事法律文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336项深化改革任务，其中有20多项属于法治改革举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系统部署了190项法治改革任务，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刑法作为支撑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架构的基本大法之一，必然要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新期待，适时加以修改完善，以更加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人民权益。

从此意义上说，《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是贯彻落实两个决定、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成果，对于保障、促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刑法修正案（九）》对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主要体现在减少死刑罪名的修改上。

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在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减少死刑罪名，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为落实这项改革要求，《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9个罪名的死刑配置，分别为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9个罪名约占原有55个死刑罪名总数的16.3%，在进一步贯彻严格控制死刑政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逐步减少死刑罪名，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既符合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和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有助于彰显国家对生命至高无上价值的尊重，也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罪行的惩罚”的精神，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宣示我国致力于从立法上严格控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的态度，有助于推进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标准的现代化和轻缓化，加强我国同其他废除死刑国家和地区在人权领域进行平等互利的交流与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在《刑法修正案（九）》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应当取消走私武器、弹药，走私核材料，集资诈骗，强迫卖淫等罪名的死刑，曾有过激烈争论。

有的部门和群体强烈要求保留有关罪名的死刑，他们或者认为取消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担心一旦取消死刑，这类犯罪会增多，对某些群体保护的力度会下降；或者认为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会严重影响刑罚公正，导致量刑失衡。

尽管存在激烈争论，立法机关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调查研究、科学审慎论证后，最终还是取消了包括上述罪名在内的9个罪名的死刑。

笔者认为，如果立法机关没有贯彻三中全会要求的坚决态度和担当精神，就很难想象在《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罪名死刑之后，时隔不久又能一次性取消这么多的死刑罪名。

为此，我们应当为立法机关、为《刑法修正案（九）》点赞。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与《刑法修正案（八）》不同，本次取消的9个死刑罪名已不限于非暴力性犯罪，有少数已涉及暴力性犯罪，如强迫卖淫罪和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这是颇具创新意义的。

理论界在讨论减少死刑的路径时，多数主张目前应首先致力于削减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而后再视情况取消暴力性犯罪的死刑。

《刑法修正案（九）》对取消强迫卖淫罪和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的死刑，实际标志着我国死刑罪名减少已进入新阶段，即废除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新阶段。

实践证明，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的大背景下，适时取消一些暴力性犯罪的死刑配置，并不会影响社会秩序稳定。

取消死刑后，有关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随着无期徒刑实际执行刑期的延长和减刑、假释的严格规范，仍能够收到严厉惩治、有效威慑之效。

二、《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刑法改革要求四中全会决定对完善刑事立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有关要求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得到了充分贯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贯彻维护司法权威的要求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为此，《刑法修正案（九）》作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修改：1．完善扰乱法庭秩序罪。

当前，实践中出现一些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无视法庭权威、不遵守法庭秩序、甚至打砸抢占法庭、在法庭上行凶伤人杀人等现象。

鉴于此种实际情况，《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七条对扰乱法庭秩序罪作了必要完善，将以下三种行为增加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一是殴打诉讼参与人的（原《刑法》第三百零九条只规定了“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二是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三是有毁坏法庭设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情节严重的。

针对实践问题，对扰乱法庭秩序罪作出上述完善，对于有效维护法庭安全和秩序，维护法庭和司法权威，维护法治尊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起草过程中，有的人提出本条修改旨在针对某些特定的出庭人员，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想和曲解。

法庭是诉讼参与人讲理的地方，惩治扰乱法庭秩序、维护法庭权威只会有利于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只会有利于诉讼参与人所讲的道理更好地被人听清、被人接受。

从历史经验看，越是法庭权威高的地方，诉讼参与人的地位才越高，诉讼权利才越能得到保障。

从实践看，相对于法官、检察官而言，律师往往更容易成为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受害者，因为律师总是千方百计为一方当事人说话，免不了会触怒对方当事人。

有些对方当事人眼见要输了官司，便迁怒于律师，甚至对律师大打出手，很多律师正是因为法庭的有力保护才得以安全退庭。

因此，法庭越有权威、越有秩序，诉讼参与人、特别是出庭律师的人身安全才越有保障。

遗憾的是，由于修法过程中的误解乃至杂音较多，本次修改还有不到位之处，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完善。

比如，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是“藐视法庭权威”，而扰乱法庭秩序固然是藐视法庭权威的重要表现，但并不当然包括各类藐视法庭权威行为。

同时，对于发生在法官眼皮底下甚至直接针对法官实施的藐视法庭权威行为，也没有必要交给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而由法官直接判决更符合逻辑和实际。

特别是，目前各级法院已经建成了数字化法庭，可以做到开庭时全程录音录像，任何藐视法庭权威行为都会有录像记录在案，根本不需要侦查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由法官对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当庭裁判定罪，不会导致法官滥用职权，更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

因此，如果在修改过程中能够大胆借鉴其他国家的普遍做法，直接按照四中全会决定表述将扰乱法庭秩序罪修改为“藐视法庭罪”或者“藐视法庭权威罪”，将常见、严重的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规定对本罪可处管制、拘役或者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由法官根据藐视法庭行为的情节直接裁决，效果会更好，更有利于树立法治、法律、司法、法院和法官的权威，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律师的诉权和人权，维护良好的法庭秩序。

2．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加大对“老赖”的打击力度，确保人民法院裁判得到有效执行，确保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得以切实维护，《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九条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作了两方面重要修改：一是增设了“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将本罪的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民事、行政案件的诉争金额越来越高，动辄上亿元甚至数十亿元，拒不执行此类案件的生效裁判，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害，乃至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无疑是十分严重的。

适应形势发展，提高本罪的法定刑，能够更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原则，更加有力、有效地惩治、震慑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

二是将本罪的主体由自然人扩大到单位。

规定单位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这一修改极具针对性。

实践中的“老赖”，不少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团体、机关，而且越是单位，对抗执行的“能量”往往越大，将单位增加规定为本罪的主体，能够给那些负有执行义务的单位以极大的威慑和警示，同时也能为惩治单位抗拒执行提供法律利器。

值得一提的是，在修法过程中，有关方面鉴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移送难、立案难的实践问题，曾建议将本罪明确为可自诉犯罪，即在有关司法机关对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不积极、不作为的情况下，给申请执行人开辟一个特殊的救济渠道，赋予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权利，以为其提供一个更加有效、顺畅的维权途径。

笔者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进一步考虑和研究，如果能作出这样的修改，则能为破解执行难现象普遍、问题严重，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名适用率却很低的“怪相”提供有效手段，将来再次修改《刑法》时不妨在这个问题上也作一些突破。

对此，司法解释已经先行作了尝试。

2015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