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渎职侵权工作的_三难一大_问题及对策_卢旭亮

2010年7月（总第246期）法制与经济FAZHIYUJINGJINO.7，2010(Cumulatively，NO.246)[摘要]当前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中面临很多困境，如“三难一大”问题，即线索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认定处理难和干扰阻力大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势必会制约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发展，影响反腐败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反渎职；侵权工作；“三难一大”；对策笔者结合自身从事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实践，对反渎职侵权工作存在的“三难一大”问题及对策作粗浅的探讨。

一、反渎职侵权工作存在的“三难一大”问题第一，线索发现难。

原因有：1.渎职侵权犯罪的智能化、隐蔽化。

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均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作案手段十分狡猾和隐蔽，不易被察觉，具有较强的反侦查、反审讯能力。

2.渎职罪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认知度过低。

人民群众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内容和管辖不甚了解，又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举报意识、热情不高，有价值、能成案的线索不多。

3.一些单位保护主义严重，主动移送线索的意识不强。

许多部门在案发后往往采用隐瞒不报、自行处理、私下解决的方式，造成了案件线索被掩盖，而检察机关又难以介入司法、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在了解情况时往往又得不到积极支持和主动配合，从而使案件线索来源长期在低谷徘徊。

第二，调查取证难。

主要表现在：1.取证对象的特殊性。

渎职侵权犯罪主体大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实权人物，其社会阅历、知识结构、社会关系等决定了他们不会轻易地提供相关的罪证。

2.案件的知情人员害怕报复或者考虑其他因素而不愿作证，或在举证上出尔反尔，经常使审讯取证工作备受干扰。

3.犯罪嫌疑人利用权力、职务和关系网以及单位领导出于各种自身或小集体利益的考虑等因素，对案件查处采取隐瞒、开脱或干扰的态度，人为增加了案件取证的难度。

第三，认定处理难。

主要表现在：1.责任认定难。

由于调查取证中的人为干扰和消极配合，导致许多渎职行为责任的分散；有些渎职犯罪体现“单位意志”，无法追究刑事责任，往往表现在经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即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也因渎职犯罪法律没有规定单位是犯罪主体，故无法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同时又因责任分散，难以分清责任的大小，也就很难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2.犯罪构成界定模糊。

法律对渎职侵权犯罪规定过于原则，加上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又过于宽泛，导致检、法两家认识不一。

如司法实践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关于渎职侵权案件中徇私情、私利的认识问题。

检察机关对徇单位之私、徇小集体之私都认定为徇私，而法院不认可，其认定徇私必须是徇个人之私。

检、法认识上的分歧，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处理。

3.各诉讼环节协调沟通不够、监督制约不强。

由于渎职侵权案件对于公诉部门来说，案件数量相对较小，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容易产生认识上的不一致，难以形成办案合力，特别是由于一些检委会委员对于渎职侵权案件不熟悉、认识不足，致使一些渎职案件得不到正确处理。

4、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周围形成了很厚的保护层和关系网，易产生腐败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甚至枉法裁判。

第四，干扰阻力大。

当前，在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往往会影响侦查突破的进度。

这些阻力来自于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有关领导、同事，由于部门保护主义，或工作关系，或利益联系等因素，一旦发案说情者多，干扰阻力大。

并且，渎职侵权犯罪在某种程度上与部门利益相牵连，少数单位领导往往从小部门利益出发，担心“家丑”外扬、“一票否决”等，不考虑国家利益，不支持办案，对案件查处采取隐瞒真相，极力开脱或消极怠慢，甚至为办案设置障碍，努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为地增加了案件查处难度。

二、解决反渎职侵权工作“三难一大”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制约反渎职侵权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因素是“三难一大”问题，即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和阻力大，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阻力大”造成的。

可以说每一个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办都是有阻力的，有阻力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当运用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和外部关系来改变这种情况，把办案阻力降至最低点。

第一，落实责任制，坚持检察长负总责、分管副检察长负主责、局长负具体责任，使检察长、局长和办案人员统一思想，齐心办案，这是查办出渎职侵权案件的前提。

反渎工作的好坏，关键在领导，没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没有领导的信心和决心，查办出案件只能是一句空话。

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要主动依法为办案部门撑腰把关，提高办案中的抗干扰能力，及时提供物资经费保障，及时研究解决办案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反渎职侵权局局长要组织指挥全局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充分发挥攻坚作用，对上要汇报好，对下要指挥好，对外要沟通好，如果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抵抗不住压力和阻力，那反渎职侵权工作打不开局面。

办案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掌握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以及容易出现渎职犯罪的环节，增强发现案件线索的能力，牢固树立公正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反腐拒变能力，不要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说情者或“辩护人”。

第二，积极推行和完善侦查一体化机制，破除办案阻力。

目前检察机关还是双重领导制，要在这种体制之下破除阻力，上下级检察机关侦查一体化的办案机制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侦查一体化办案机制是检察机关为提高整体突破案件能力，提高办案质量，解决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等问题的经验总结，目前在推行过程中已取得一些成果，今后在办案过程中还要更加深入的运用和完善。

侦查一体化在机制上要强化上级检察院交办、督办、协办、参办和提办案件的工作机制，实现查办重特大案件、要案和复杂疑难案件的异地管辖、异地办案，最大限度地排除干扰阻力。

第三，营造良好的办案环境，形成办案工作合力。

1.健全线反渎职侵权工作的“三难一大”问题及对策卢旭亮（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检察院，浙江乐清325600）[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索收集、管理机制。

办案人员要重视建立多渠道、多视野、多层次、全方位的获取渎职犯罪线索的工作机制。

主动加强与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和其他司法机关的沟通协作，建立健全情况通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协调调查、联手预防等制度，积极推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形成共同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局面。

2.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职能部门配合的指挥机制。

检察机关在反渎战役中，肩负着外围侦查、重点突破、难点攻坚的主力军任务，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才能在反渎工作中顶住压力，排除干扰，顺利推进。

3.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

新闻媒体的宣传会形成必要的舆论压力，从而使有关部门的领导迫于舆论的压力而不能干预案件的查处。

当然，反渎职侵权部门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借助媒体的力量克服阻力，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

第四，完善立法，加强渎职侵权案件的处理力度。

1.完善有关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法。

将“徇私舞弊”这一构成犯罪必要要件在《刑法》上予以修订，并修订和完善渎职侵权罪的有关司法解释，对立案标准中一些含糊不清的标准进行修订，使之具体化而便于操作。

对体现单位“意志”的，以单位名义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渎职犯罪，应通过修改《刑法》的形式，将其增列为单位犯罪。

另外，还要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等手段明确对受贿渎职交织的案件的处理原则，使反渎职侵权工作更加顺畅，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2.决策和措施要果断。

该立案的，要果断立案；该采取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的，要果断采取适用拘留或逮捕措施。

只有果断决策和采取措施，才能突破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防线，促其如实供述，不使犯罪嫌疑人有充足的时间寻求庇护关系。

只有果断决策和采取措施，形成打击的强硬态势，一些人就不好出来说情，即使有人说情，我们也能更好地用法律和案例来说服。

3.对于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罚的渎职案件，加强反渎工作的“二次进攻”，上级检察院应当更加积极地支持下级检察院的抗诉工作和自身的审判监督工作。

[作者简介]卢旭亮，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检察院。

权、决定不起诉权、决定起诉权、提起诉讼权、出庭支持公诉权、法庭举证、质证权、辩论权、声明异议权、抗诉权等。

（二）建立以公诉机关为核心、主导的审判前程序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庭审方式尚不完善，因此确立庭审中心地位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现行体制下我国的公安与检察院之间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为原则，侦查程序基本上由公安机关一手操办，而公安机关往往专注于“破案”，在取得证据、固定证据、保全证据方面，与检察机关在法庭上举证、质证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所以基于侦查与公诉的共同追诉职能，我们认为在法庭审判前的程序中，应当建立以公诉机关为核心主导的机制，侦查应当服务于公诉这样一个总的目的，公诉机关为了公诉的需要应当有权指挥、指导侦查活动的进行。

（三）提升规范公诉权理念在不断推进的依法治国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各项法律工作已逐步走向规范。

在检察实践中已逐步认识到，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客观法律准则和实现真实正义的忠实公仆，检察官不该是片面追求攻击被告的狂热分子，在履行追诉职能时不仅要勿纵，还要勿枉。

不可否认，现阶段我国检察官的追诉倾向一定程度上还很强，过度追诉的个案也有出现，因此，应当转变与提升的理念包括:一是法律职业人理念。

检察监督权的规范行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全体检察办案人员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的提升。

二是证据至上理念。

每一个犯罪都应受到打击，每一项人权都应受到保护，但是从司法活动规律出发，我们必须坚持证据至上，因为就某一个具体案件来说，有时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多次犯罪，但不是每次犯罪都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有些犯罪尽管犯罪嫌疑人自己予以承认甚至自首，但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可能不足，对于这些犯罪事实是否提起公诉，就决定于检察官的证据理念。

（四）完善规范公诉权制度[6]规范公诉权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诉权根据的规范，二是公诉权行为的规范。

规范的公诉权根据，从提起公诉权的行使来说，其根据就是起诉条件、起诉标准。

一般认为，我国提起公诉的条件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要求检察官在审查案件决定是否起诉时必须对事实和证据进行全面、深刻地把握，而且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可衡量的参照物，对自由裁量权限的设定亦是模糊的，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关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条件与标准的规定，使得提起公诉的条件与标准与人民法院有罪判决的条件与标准是基本一致的，这样的标准不仅对起诉活动来说是一个过高的要求，而且有违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与要求。

因此，必须对起诉条件与标准进行相应的修改，一定程度上增强可操作性，体现检察机关适度的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