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十年代以来大陆青春题材影片的意义建构

论九十年代以来大陆青春题材影片的意义建构
作者：张军
来源：《电影评介》2012年第02期
[摘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以青年人的成长或者对时代的怀旧为主要题材的影片，该类青春题材电影具有多重的意义建构，成长和身份问题是青年群体无法回避的现实因素，在该类题材影片中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关键词] 青春电影建构“不确定性” 身份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2.006
青春题材电影以年轻人的青春经历和成长经验为表现主题，一方面带着怀旧的情绪和眷恋的态度追溯逝去的时代，一方面站在时间与社会的角度表达对某种成长意识和观念形态的思考，充斥其中的符号意义与实践经历又往往具有价值观念上的启发意义，作为个体的青年人试图在社会价值取向和城市生存逻辑上与自身话语模式寻求一种平衡，所以当个体与社会发生碰撞时，他们便致力于个体的自身建构和意义生产，而作为符号存在的社会在遭遇到成长与反叛、青春与迟滞、进步与阻碍等命题时，社会意义上的建构性又会在整个青春系列中起到统领价值观念和增殖意义的作用。

作为青年人，“青春成长题材电影着重传达个体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的工具理性化之间碰撞、冲突，在年轻的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浪漫追寻与现代社会的日常琐碎之间，青春的躁动与现实的贫乏之间，搭建一种虚幻、美丽的平衡”[1] ，在一定程度上，青春题材电影在塑造民族、国家以及自我塑形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正因为青春电影本身在塑造和展现国家与社会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所以时代变迁之后出现观念的相互不适应甚至冲突、人物身份观念的改变产生的身份模糊甚至茫然、城乡变迁产生的认同偏差就往往成为该类影片的主要叙事对象。

从这个意义上看，时代的更迭和城乡的变化对一个民族的心理具有多重意义上的影响，而作为社会成长角色的青年群体更易于受到变化的冲击和影响。

九十年代以来，青春题材影片或者怀念过去的青春时代，包含着对过去那个年代的向往和回忆，有些导演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只是循着父辈的记忆找寻那个时代的精神与价值观念，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展现出父亲形象和社会规则“缺席”的年代，那么作为导演的姜文仅仅是以“诉说者”的名义出现的，而没有实际经历；或者是对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加以思考，导演又常常将较易受到观念冲击和思想影响的青年人作为诉说或经历者，如《十七岁单车》中乡村进入城市的男主角，城市的富足掩饰不住个体生存的危机和精神上焦虑，在与尊严的博弈中生存被放置于首要的地位，而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更是用近乎纪实的手法回忆自身的经历，同样的，通过行为方式的表现来传达时代变迁过程中青年人身份与心态的转变。

九十年代以来第六代导演创作的作品，多是以时代与社会背景以及城市与乡村作为演绎的主线，成长在物质充裕和城市化过程进展迅速的青年群体，必定构建出多种
意义和观念来诠释青春期的躁动和成长中的反叛意识。

该时期较为突出的影片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头发乱了》、《小武》、《站台》、《任逍遥》、《长大成人》、《苏州河》、《我爱你》、《80后》等，本文将主要以上述影片为例阐释青春题材影片的多重意义建构。

一、时代话语的表达与社会境况的反映
九十年代以来，市场化进程与社会发展异常迅速，商业大潮和消费思维冲击着刚刚从文化寻根中走出的人们，商业大潮的裹挟也使得对文化和精神的追求渐渐处于被动，物质欲望的过度抬高，造成了精神方面的抽离与淡化。

文化推崇与物质崇拜的对立使得年轻人在思想上难以逾越已经固定的文化追求，但是年轻人易于接受新事物，反而往往成为第一批新奇的接受者。

如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中着重讲述了生存在山西小县城的人们，用九十年代的镜头怀念过去的家乡面貌以及人们在时代变化中观念与思想的激荡。

九十年代是第六代导演接触影视并且产出作品的时期，他们的观念与思想中混合着本土传统文化与外来观念的交融，那么对社会演进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就会有自己的判断，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身份”问题。

九十年代的物质膨胀和商品汹涌使得一批年轻人在受到冲击的同时逐渐模糊和迷失了自身身份，文化追求的渐趋淡化促使他们寻找精神的指引，如《长大成人》中对“朱赫来”的寻找，朱赫来作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察柯金的精神导师，在影片中的出现象征着在身份迷茫时期精神指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浪潮的汹涌使得生活其中的人们受到被动冲击，被动型的接受方式致使接受主体逐渐失去精神上的主动，在被牵引过程中身份的迷失促使青年群体致力于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寻找”便成为青春类影片的母题之一，“正因如此，每当一个民族在经历精神阵痛、遭遇身份迷茫之际，成为民族寓言的青春成长类电影总会应运而生” [2]。

九十年代以来的青春题材影片与其说是对时代话语的表达和社会境况的反映，毋宁说是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充斥着厚重的怀旧情绪。

正如苏七七在文章中说道“在时间中成长的个人，总必须在过往的历史中，寻找童年与青春的共同记忆来确证存在与过程。

这种寻找为当下状态提供依据，同时，也在一种情感的交流中，释放长久以来被屏蔽与压抑的青春感受——这是延迟的青春写作，是成长期的集体回顾”[3]。

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故乡三部曲”还是《长大成人》等，都是以过往的青春为叙述的主题，对时代印记的把握部分消解了对个体精神的表现和思考，这也是青春类影片在表达过程中的一个瓶颈。

二、城市化进程的展现与社会现实的建构
物质的增长需要跟精神文化的发展相互协调，假若物质的增长超越精神文化的发展就会陷入商业主义的崇拜产生身份的焦虑与迷茫，假若精神文化的发展超越物质的增长同样也会反过来对精神文化本身的发展动力不足或者前进受阻。

循着这种意义来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不协调成为导演镜头下表达的主题，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中人的主要聚居与生活形式，它的总体特征
和特色意义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赋予的，那么反过来，城市特色又给市民增添上城市本身所拥有的符号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人与城市的冲突、城市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的对立，实际上表达着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因素往往成为青年人反叛的主题，也就是现代性因素的反现代性，如《苏州河》中苏州河两岸混乱的环境状态以及城市的嘈杂无序，青年人在城市中的生存遭遇到城市环境的影响，作为现代性因素的城市环境没有提供积极的文化形式反而成为青年人遭遇阻隔和迷茫的主要诱因，对城市中残酷青春的表达以及人与人的冲突、人与城市的冲突往往带有反思意义；而作为人类原始聚居形式的乡村或者小城镇在社会总体发展过程中渗透进的现代性因素，成为生活其中的青年人的追逐因素，如贾樟柯“故乡三部曲”中的山西小县城，青年人哼唱的流行歌曲、穿戴的喇叭裤与鸭舌帽等表达着他们对现代和流行的肯定与追求，贾樟柯对小县城的怀念充斥其中，但是当乡村触碰到城市，当质朴遭遇到复杂，如《十七岁的单车》中具有乡村身份的小郭来到城市中间，遭遇到的种种价值冲突和现实际遇，表达着导演对乡村与城市冲突的思考，这种思考也同样是以青年人为表达的突破口，成长中的青年群体遭遇到残酷的现实在意义表达上更显深刻。

三、青年群体的“不确定性”特征与个体身份的表达
青年是社会中最具活力的群体，同时青年群体又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表现在社会的快速进步使得具有活力特质的青年人加快脚步融入新的价值观念和时代潮流中，一方面青年群体也因自身旧有社会观念的存在成为融合的阻隔，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社会进展和城市发展中产生的现代性因素往往成为青年人反叛的主题，快速的社会演进和青年自我观念的存在，青年群体中间产生的“不确定性”成为这一题材的共同点。

所谓的“不确定性”，在该类题材电影中是指“矛盾”两个极点选择上的摇摆不定，导演在影片中规定了一种情境，包含着对新奇或未知的探求和对自我的规约两个方面，在想象以积极姿态融入社会观念的同时又受到自身蒂固的旧有存在观念的阻碍，产生的张力效果就是“不确定性”的具体阐释。

如影片《站台》中崔明亮内心也想象过与同事一起南下广州，同样是因为自身观念的束缚成为进步和突破的阻碍。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本真性就成为现代人在获得自由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4]，而青年群体的“不确定性”特征主要探讨的是青年个体在精神成熟方面的意义，不再纠结于时代的怀念或者个人化的偏好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物化展现与解释，是九十年代大陆青春题材影片的进步之处。

“伴随着时间的进程，处在青春期的人们在这段人生非常宝贵的阶段里总会发生理想与现实、前卫意识与传统体制、生命冲动与道德规范等诸多的剧烈冲突，所以在东西方的影像制作历史中，只要涉足青春题材的电影，总离不开对成长主题的描写与关联”[5]，无论是作为现时性感受中的青年人还是作为回忆往事的观看者，成长具有宏大的包容意义，九十年代以来大陆的青春题材影片多是由经历者以讲述的姿态作出对青春与成长的描述，其中有很大比例的影片将成长经验上升到身份的认知与认同上，带有思辨色彩，通过对成长经验的展现与思考，探讨
在社会观念的更新中如何坚守或者反叛自己的身份，如何选择自己身份的归属，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处于青春萌动和生理成长期的马猴因米兰的出现而产生的对自身身份和归属感的默然，《十七岁的单车》中来自乡村的小郭对象征自身身份的自行车的维护，《长大成人》中男孩对“精神导师”朱赫来的尊崇代表着身份的找寻与坚守等等，而这一些列影片中出现的对身份的“寻找”以及对身份的焦虑是叙事中“不确定性”因素的支撑。

四、结语
青年群体是社会中有自主意识的动力性部分，能反观社会的现实和城市化的进程，以及该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上的碰撞，选择青年人作为时代回忆和精神探析的对象，原因在于他们不同于其它年龄段的群体，青年群体自身的独立意识、时代想象和激情活力等因素具有影像的表现力。

影像常常将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成长的主题、身份的模式或者观念的碰撞上，青春作为符号化的意指，反观社会的冷漠或人的疏离，使得影片存有思考的空间。

电影隐喻是语言隐喻的视觉化表现，对青春符码的视觉建构，对某一代人或某一时代的青年群体成长经验的建构，预示着社会和观念隐喻的“在场”。

从九十年代大陆青春题材影片的多重意义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类型片中单一的观念与范式建构已经为杂糅化的叙事所取代，青春类电影中的成长、身份、观念等概念共同营造出大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影像空间，多重的意义表达同样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和想象，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也是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方面。

注释
1、王炎著：《成长的终结》，《外国文学》2006年第二期。

2、周斌主编：《港台电影研究——不一样的景观》，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59页。

3、苏七七著：《河流与潮汐》，《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

4、周斌主编：《港台电影研究——不一样的景观》，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68页。

5、段运冬：《“离经”与“叛道”：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青春电影》，《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张军，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2010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