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四大焦点争论

康乾盛世”四大焦点争论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高翔】
近年来，清史学界颇为关注康乾盛世（即康雍乾盛世）问题研究。

围绕着能否称康乾盛世，如何看待康乾之世的历史地位、潜在危机以及乾嘉之际的盛衰之变等问题，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近年来，清史学界关于康乾盛世（即康雍乾盛世）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焦点问题展开。

现综述如下。

焦点之一：康乾盛世是否存在？
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坚决否认清朝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认为"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

稳定后出现的所谓"盛世"，其实是时人和后人"吹捧"出来的。

既然"盛世"不存在，康乾盛世研究也就成为一个伪命题。

另一种观点则充分肯定盛世的存在，认为将康乾时期清朝出现的繁荣景象称为"盛世"，是历史当事者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普遍认可，即所谓"正值太平盛世"，"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

前一种观点，将这一被时人广泛认同的提法视为"吹捧"，显然有失偏颇。

国家统一的完成，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清朝对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

此外，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也是那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还有学者强调：康乾盛世的出现，"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

它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18世纪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

当然，肯定康乾盛世时期存在的学者们对盛世的起始时间和分期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但一般认为，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盛世持续时间长达115年。

康乾盛世的顶峰是乾隆时期清朝统一新疆（1759年）之后的20余年。

焦点之二：如何认识康乾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
一些学者认为康乾时期中国社会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他们的发明。

18世纪亚当·斯密就认为中国社会似乎"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这个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很少再用"停滞"、"超稳定"等术语谈论清代中国，但仍有一些学者认为康乾时期的中国如龙钟老人，"步履蹒跚，缓慢迟滞"。

近年来逐渐走向深入的中国早期近代化研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早期近代化研究者认为：康乾盛世实际上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另一方面，它将明朝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认为，这种转变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充分说明：一是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经济和社会的面貌，市民阶层逐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明显的进步和扩张，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企业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三是普通百姓的人
身自由获得明显扩大，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削弱、法制的加强与国家统一的逐渐完成是康乾时期同时存在的政治趋势；四、在观念文化领域，一个新的传统正在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人文主义传统。

人文主义传统不但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知识界，而且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迁。

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研究者认为：学术界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

他们以下面两个事实说明这一问题：一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早期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基本上是重合的。

晚清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大多在清前期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

而不少在清前期已经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晚清继续得到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晚清近代化的倡导者所提出的许多社会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前期，特别是康乾时期启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民主、自由思想和清前期以反对礼教束缚，反对君主专制为基本特征的反正统思潮，具有某种先后相承的关系。

总之，有充分的理由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持续数百年的、在康乾时期达到高峰的早期近代化，为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的正式启动与发展做了必不可少的前期准备。

焦点之三：怎样看待乾嘉之际的盛衰之变？
学者们认为，乾嘉之际清朝的盛衰之变，不但对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兴衰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彻底终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繁荣，使康乾之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辉煌时代。

对康乾盛世衰落的原因，史学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清朝统治者在治国思想上的不思进取、传统社会发展潜力的耗竭、社会转型时期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以及统治者对策的失误，等等，学者们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清朝盛衰之变最直接的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政治腐败。

政治腐败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矛盾激化，"官逼民反"，所谓"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讲的就是此意；二是政府统治能力下降。

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能指望一个萎靡、腐败的官僚队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

腐败，必然破坏行政机制的正常运转，降低朝廷镇压能力，这在客观上又为民众反抗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乾嘉之际的盛衰之变，其实只是清朝统治的盛衰之变，清朝的社会经济在不少地区仍在持续发展，清朝政权仍具有较强的活力，并且获得不少地区和不少民众的支持。

如果史学界过分夸大盛衰之变的剧烈程度，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此后清朝政权在内忧外患中仍能支撑一百余年。

另外，在嘉道"中衰"时期，中国社会的早期近代化进程，并未因统治危机的出现而陷于停滞。

焦点之四：如何评价乾隆时期开始的闭关政策？
和以前各代相比，清代中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挑战，这就是西方殖民势力大举东来。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康乾时期清朝的对外政策非常自然地成为康乾盛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强调清朝统治者推行的闭关政策使18世纪的中国严重落后于世界，丧失了"走向世界"的机会。

特别是1793年英使节马戛尔尼来华，更被一些学者视为
中国"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大好时机。

有的学者强调："如果乾隆帝及其臣属能对马戛尔尼传递过来的信息做出敏锐的反应，中国完全可能也有条件在世界早期现代化的潮流中获得主动进取发展的机会。

"乾隆时期中英谈判的破裂，使"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历史进取的机遇，而一个国际竞争时代迫在眉睫地来临。

"然而，上述观点近年来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质疑者主要有三个理由：首先，中国和欧洲社会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中国在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方面落后于欧洲，至晚从14世纪就开始了。

康乾时期中国的落后，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历史的责任从来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由一代人来承担。

说闭关政策加剧了中国落后的程度是正确的，但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罪于闭关政策；其次，要辩证地分析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清代的中国和以前各代不一样，它处于十分险恶的国际环境中。

闭关政策实际上是落后的清朝统治者在国力相对衰弱的情况下，推行的一种带有防御性质的对外政策。

作为研究者，我们决不能脱离历史实际，苛求清朝统治者妥善地处理维护国家独立与实行对外开放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在安全与发展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人们首先选择的一定是安全，这是人类的本性。

尽管这样的安全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够长期维持；第三，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带来的决不是发展的机会，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向中国扩张的野心。

即使乾隆时期中英谈判取得一定成功，研究者也不宜对清朝的前景过分乐观。

西方殖民者既不会将发展的机会留给清朝，也不会容忍清朝获得发展的机会，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也无力肩负起推动中国走向开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

这一点，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说明。

总之，他们认为，清朝的对外政策，确实是落后的，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危害。

但这一现象绝非不可理解，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中的中国在遇到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一体化潮流面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因此，研究者站在今天的角度，简单地苛求古人，片面地夸大闭关政策的危害，轻率地否认闭关政策，都不是科学的做法。

总的说来，近几年学术界尤其是清史学界对康乾盛世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中亦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

来源：北京日报（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