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精)
世界银行：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时间点在2030年
世界银行：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时间点在2030年作者：斯蒂芬妮·弗兰德来源：《海外星云》2012年第24期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国外媒体也纷纷表现出对中国发展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外媒体专门分析了十八大后中国的经济的前景。
以下整理编译了部分相关报道。
“中国经济的挖掘潜力让人兴奋，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国将开创与众不同的‘新’经济。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科斯“中国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许多可能。
”——美国经济专业杂志评论员迈克尔·佩提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近，已经表现出一些共同点，富有竞争和创新的劳动力是最大的相同之处。
”——世界银行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内在发展动力了解不多，但他们都相信一件事情——中国正经历进入发达国家的关键时刻，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将变得更繁荣，物质资源更丰富。
中国一直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坚持以经济发展为重要目标，重要的是中国选择了自己的方式致富，而不是一味模仿西方。
中国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将带来发达国家的独创性新模式。
当然，中国也存在1/3的可能性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
几个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可能将一直卡在中间：优于贫困低于富有。
世界银行研究的中国2030年预期报告，提到了中国经济进入发达阶段值得注意的重点。
20世纪60年代“中等收入”的国家有101个，其中仅13个国家在2008年达到了发达国家标准。
更值得注意的是13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里，仅有3个国家的人口超过2500万。
也就是说，从成功数据来看，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不是必然，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阶段进入发达阶段更是困难重重。
世界180个国家中少于1/5的国家被列入发达国家，其他国家被划分为低收入贫困国家或“新兴”发展中国家。
许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是早晚的事情，但其实存在一定变数。
大多数“新兴”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中东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发达预备”阶段等待了超过40年。
2030年中国经济：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Introduction
From the early 1500s until the early 1800s, China’s economy was the world’s largest. By 1820, it was one-fifth again as big as Europe’s and accounted for a third of worl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But the next two centuries were tumultuous for China. The country experienced catastrophic decline between 1820 and 1950 and then, starting in 1978, meteoric rise (Maddison 2001). Today, China is once again among the largest economies of the world, having overtaken Japan in 2010. Its economy is now second only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rd, if the European Union is counted as one economy), and it is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The East Asian miracle may have lost some of its lust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98, but China’s performance continues to impress. Even if China grows a third as slowly in the future compared with its past (6.6 percent a year on average compared with 9.9 percent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t will become a high-income country sometime before 2030 and outstrip the United States in economic size (its per capita income, however, will still be a fraction of that in advanced countries). If China achieves this milestone, it will have avoided the “middle-income trap” by traversing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chasm between lowincome and high-income status within a generation and a half—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for any country, let alone one the size of China.
2030纲要-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2030纲要-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概述:2030纲要是指对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设定。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将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科技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各种复杂的全球问题，并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而2030纲要正是为了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
2030纲要的主旨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首先，经济发展是促进整个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的关键。
我们将致力于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力，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其次，社会进步是指建设一个公平、和谐和稳定的社会。
我们将着力推动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教育质量，加强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
我们将鼓励公民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强法治建设，确保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最后，环境保护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我们将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提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为子孙后代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我们将加大环保投入，推动绿色发展，倡导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030纲要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同进步。
我们将面临挑战，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一定能够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应该是对整篇文章的结构进行介绍和说明。
它可以包括以下内容：本文按照以下结构进行组织和阐述：1. 引言：首先，我们将在引言部分对本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介绍本文的目的和重要性。
2. 正文：接下来，本文将着重探讨2030年的发展纲要，主要包括两个要点。
2.1 第一个要点：详细介绍2030年的第一个重点领域，包括其背景、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该领域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建议。
2.2 第二个要点：接着，我们将深入探讨2030年的第二个重点领域，包括其特点、前景以及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概要范文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概要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绩效，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
GDP年均增速高达10%，5 亿多人口脱贫。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 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届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认识到相关风险。
中国有潜力到2030 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
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2030 年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
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
“十二五”规划是一个良好开端，在融汇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报告提出了直到2030 年的长期战略。
重要的是，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
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条重要结论。
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
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
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便利专业化分工，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
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
杜建国：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thread-8772-1-1.html按：今天上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国贸演讲，遭民间独立学者杜建国当场驳斥。
该学者在现场散发公开信，批判世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祸国记录，以及当前给中国开出的药方。
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2009年3月，有人坦言由世界银行参与设计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拉丁美洲私有化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任何经济活动，最重要是要有效率以及使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不是是否私有化。
说这番话不是别人，正是世界银行负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古斯托-德-拉托雷(Augusto de la Torre)。
可是今天，世界银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却依旧要把这套陈词滥调当作灵丹妙药推销给中国。
报告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要求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理由是建立起更强大、更独立、更灵活的私有银行体系后，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美国的银行以私有化为主，但是这些银行并没有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创新，反而去进行投机和诈骗，结果最后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拖入进危机泥潭。
请问世界银行及曾担任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高盛投资银行副董事长的佐利克，你们想让中国的银行业华尔街化吗？你们想让中国的银行靠榨光中国人民来自肥吗？你们也想让中国出现占领华尔街那样的运动吗？第二个药方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
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
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后，就会变成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那样的私人企业，即使面对核事故面也会无所事事；或者变成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和底特律三大汽车企业那样的私人企业，他们由一群无能的奸商控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最后却要靠政府救助来摆脱困境。
市场化与私有化
市场化与私有化作者：卢麒元没有足够的哲学功底，就不要妄言经济学逻辑。
妄言经济学逻辑，不仅仅会犯教条主义错误，还有可能导致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灾难。
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被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且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倚重，他们的经济学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然而，单纯就经济学水平而言，此二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哲学讲究辩证，经济学判断从来都是相对的，或者说经济学没有绝对是非标准。
再深入一步，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度的问题，也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问题。
任何事情都存在局限性，正所谓过犹不及。
吴先生和厉先生走极端了。
吴敬琏先生推崇市场化。
笔者阅读过吴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着作。
老实说，吴先生的学问尚欠周严。
吴先生的研究欠缺两样东西：第一，市场化效能的外部约束条件；第二，市场化效能的边际确定与控制。
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第一，越是好的市场，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预；第二，市场是一个有限概念，过度市场化一定酿成灾难，必须确定市场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必须通过制度和政策实施有效地控制。
换句话说，建立市场的同时，必须完善实施管理控制的制度和手段。
否则，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吴先生及其弟子门生对推动中国市场化有贡献。
但是，那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市场化理论，严重误导了中国政府对改革方向的认知。
他们对于中国畸形的市场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而不应该是建立“赌场”，更不应该是建立“屠宰场”。
厉以宁先生推崇私有化。
笔者阅读过厉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着作。
老实说，厉先生的学问不仅仅欠缺周严，还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
厉先生对股份制情有独钟。
很遗憾，厉先生却没有搞清楚公有制、股份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
厉先生戮力推行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股份制，而是狭义私有制。
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制，本质上是公有制的一种模式。
厉先生所倡导的畸形股份制改革，是将国有资产通过违宪和违法的方式转变成为私有财产。
这是打着股份制招牌，违宪违法地推行私有制。
世行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
世行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经济新闻网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同举办高层研讨会，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研究报告。
主报告和五个专题报告。
主报告是《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五个专题报告分别是：《未来二十年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追赶和创新实现增长》、《抓住绿色发展的机遇》、《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基本保障》和《与世界实现共赢》。
报告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经济以接近年均10%的速度增长；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均已实现或将要实现。
中国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贸易国。
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报告认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中国积累了不少重要而独特的经验，包括务实有效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寻求增长、社会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平衡；促进地区之间竞争、发挥地方积极性；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稳步融入全球经济。
展望未来，中国发展既有不少优势和机遇，也会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化进程仍将不断深入；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发展，中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新的技术突破正在孕育之中。
中国在利用这些重要机遇的同时，也需要有效应对对外贸易和投资摩擦，持续提升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从国内看，高储蓄率还可维持一段时期，劳动力队伍的素质和知识水平将不断提高，城镇化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与此同时，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较大、环境欠账较多等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另一方面，尽管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有望保持从全球范围看并不低的增长速度。
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
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完成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研究报告的系列专题讲座继续举行。
7月10日，作为绿色发展专题的中方负责和主要执笔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张永生在中心“学术午餐会”上以主讲人的身份就“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进行了讲解。
午餐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张永伟研究员为主评论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他各部门研究人员参与了讨论。
绿色发展已成潮流和趋势，中国也在坚定地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但是，对绿色发展本身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认为绿色发展是一个负担，像治理污染企业都不愿意干，因为要花钱；也有人认为绿色发展是一个机遇，能够带来利益。
那究竟如何理解绿色发展？如何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刘世锦认同“机遇说”并表示：绿色发展不是负担，是机遇，而且是重大机遇，最终会得到公众认可。
他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些就是在践行绿色发展观。
比如说骑自行车，看起来是一个负担，其实锻炼了身体，这对我们坐办公室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
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骑车和开车之间选择。
张永生，经济学博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
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
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企业理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等理论和政策研究。
张永生在主讲中从如何理解绿色发展、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中国的优势和挑战、通往绿色发展的道路以及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绿色发展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如何理解绿色发展张永生说，关于绿色发展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如何理解关系到如何来对待绿色发展以及未来的一些政策思路。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世界银行的合作报告中，对绿色发展给出了这样一个描述：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使经济发展摆脱对高资源消耗、高碳排放和高环境污染的依赖。
2030年的中国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资料图）资本市场在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现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延续至今的国际市场动荡，深刻影响了二战以来逐步形成的全球产业格局，各国都在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
某种意义上，我们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但我们靠什么去竞争？过去30年全球最重要的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个人计算机、电信、互联网和生物制药，都是通过资本市场发现和推动成长起来的。
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国家和国家之间竞争的关键所在，是哪个国家资本市场能够健康运行，并有效发挥其发现和推动新兴产业成长的作用。
欧洲在工业革命后长期称霸全球，最核心的竞争力来自其一流的科技研发和发达的资本市场。
美国随后的工业崛起，一直伴随着现代企业、优秀大学和华尔街的繁荣。
经过战后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同时陷入“经济滞胀”，但随后，美国以资本市场和高科技的有效结合，带动其在80年代走出低谷，实现了又一轮的30年成长。
今天，这一结合机制仍在发挥作用。
而欧洲经济一直未能走出低增长困境。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缺乏市场化的新兴产业发现机制，使得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日渐式微。
无独有偶，经历战后30年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在1989年遭遇了一场危机，至今20多年未能走出低谷。
2004年日本财政大臣山本有二访华时曾说，日本经济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
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转型成败，说明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及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对于经济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
资本市场可以为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提供重要支撑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型企业，具有所处发展阶段早、规模小、实力弱、风险高等特点。
但历史经验表明，中小企业也孕育着新的商业模式或新兴产业，会成为引领经济转型的先导力量。
由于中小企业往往处于快速成长阶段，依靠自身积累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外部融资往往成为必由之路。
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
世行报告全文节选：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2012年2月末，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该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这份选在“两会”之前敏感时间发布的报告，对中国发展与改革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该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对中国有何政策建议？现将报告的全译本节选部分，供大家参阅。
本报告提出的中期改革项目中含有六个新的战略方向，旨在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能否实现有赖于改革项目的设计、发展方向以及执行情况。
国际经验表明危机的存在或许有助于一国在改革行动上达成国内共识，但改革成本往往较高，结果存在着不确定性。
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还容易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此达成一致意见具有难度，这要求政府明确目标，做好沟通工作，征求广泛意义并努力克服各种障碍。
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迫切需要改革。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危及的阶段——从金融危机走向复苏，未来五年的发展尤为困难。
同时，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呈上升趋势。
中国或将推迟改革进程并承担未来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相反，中国亦或积极推动改革。
很显然，后一种做法更可取。
在过去30年间，积极的政策调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而当前国内的改革呼声之高是以往未曾出现的。
在积极推动改革过程中，中国拥有巨大的优势，如良好的经济条件、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此外，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能力强效率高，他们在动员、组织、管理和执行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力。
正如在过去，中国能够制定重要的、必要的集体行动以确保获得满意的结果。
1、改革顺序六大改革领域含有各自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政策制定者有必要适当地调整改革顺序，以保障改革的顺利执行并实现理想的结果。
那些受到广泛支持的改革措施应当受到最优先考虑。
这种做法不大可能引起反对，也较容易执行。
中国未来20_年《2030_年的中国》建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
中国未来20 年《2030 年的中国》建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2012年04月27日16:58来源：民商页面功能【字体：大中小】【关闭】已有0 条评论中国未来20 年《2030 年的中国》建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编者的话：2012 年2 月27 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
审视了中国到2030 年之前的战略抉择，针对中国未来增长模式的结构提出了建议。
据有关媒体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是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历史上首次合作进行重大而着眼长远发展的策略性研究报告。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外专家联合召开了十多次研讨会深入讨论。
在报告形成的不同阶段，课题组曾多次征求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对报告进行反复推敲、修改。
有学者称，该研究充分而扎实，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政府施政的重要参考。
深入研究过《报告》的学者们，都对其给予颇高评价，即便是持不同意见者，也认为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对待、深入讨论。
本刊特别选登《报告》中与力促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相关章节，以飨读者，并希望引发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面向2030 年的新发展战略为什么要转变战略中国实现2030 年的愿景，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战略。
中国过去30 多年实施的发展战略，旨在应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挑战。
现在，不仅挑战变了，中国的能力也已经改变了。
没有一劳永逸的战略。
成功的战略必须具有弹性、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
那些无法进行战略调整的中等收入国家，纷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优先发展。
改变发展方式非常急迫，因为随着一个经济体接近技术前沿，直接获取和应用外国技术的潜力逐步耗尽，政府的角色就需要根本转变。
尽早启动这样的转变有助于从进口新技术向发明和创造新技术的平稳过渡。
(搜集汇总)云计算时代的财务管理
企业集团是现代企业的高级组织形式，是以一个或多个实力强大、具有投资中心功能的大型企业为核心，以若干个在资产、资本、技术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单位为外围层，通过产权安排、人事控制、商务协作等纽带所形成的一个稳定的多层次经济组织。
【MBA智库】云计算时代的财务管理2011年12月23日 10:32来源：中国会计报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作为一种最能体现互联网精神的计算模型，云计算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将从多个方面改变传统的工作和生活。
一是会计软件部署云计算化，软件应用服务化。
在云计算模式下，由软件开发商进行所有网络基础设施及软件、硬件运作平台，并负责所有前期的实施、后期的维护等一系列服务，企业无需购买软硬件、建设机房、招聘IT人员，即可通过互联网使用会计信息系统。
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向SaaS提供商租赁软件服务。
SaaS应用软件的价格通常为“全包”，囊括了通常的应用软件许可证费、软件维护费以及技术支持费，将其统一为每个用户的月度租用费。
随着技术的提升和用户的需求变化，云计算部署还会演变为多种模式。
二是会计信息化建设成本降低。
由于将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外包，企业无需为信息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量财力。
同时，从会计软件的购买、安装到信息系统的维护等一系列问题都由云计算供应商代为处理。
企业的所有电子设备只需要连接互联网，就能享用云计算提供的服务。
企业只需像购买服务一样购买这种信息计算和处理能力，按照流量付费即可。
三是快速适应新的管理需要，实时更新会计处理方法。
在传统的会计信息化模式下，由于受到软件功能的限制，会计信息系统无法迅速及时地处理这些问题。
在云计算应用模式下，新的管理处理方式能够被很快集成在云中，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服务。
四是信息传递更加迅速。
企业的经济活动是会计信息的主要来源，银行、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等是经济信息的辅助来源。
在传统的会计信息化建设模式下，企业的信息系统很难同外部协同。
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
佐利克与《2030年的中国》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文版） 2月末，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该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对中国发展与改革问题做出了分析和建议，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这份选在“两会”之前敏感时间发布的报告，对中国发展与改革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该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对中国有何政策建议？安邦研究部翻译了本报告的主报告，以飨客户。
注：本报告仅供学习交流参考之用，报告版权归原作者单位所有。
【摘 要】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绩效，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
GDP 年均增速高达10%，5 亿多人口脱贫。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届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 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认识到相关风险。
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
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2030年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
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
“十二五”规划是一个良好开端，在融汇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报告提出了直到2030 年的长期战略。
重要的是，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
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条重要结论。
哈长城市群县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高—高聚类ꎬ 木兰县和宾县形成显著低—高聚类ꎬ 低
同 ＧＴＦＰ 基本一致的空间特征ꎮ
上工业企业单位数ꎻ ｘ ５ 为第三产业增加值ꎻ ｘ ６ 为人均
ＧＤＰꎻ ｘ ７ 为财政预算支出ꎻ ｘ ８ 为 ＰＭ ２ ５ 排放量ꎮ
２ ２ ２ 计算方法
在 Ｓｔａｔａ 中ꎬ 可以使用 “ ｘｔｒｅｇ” 命令来估算固定
ＧＭＬ 指数ꎬ 用于测量绿色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和分
和谐、 有创造力的社会»
[１０]
的说法ꎬ 哈长城市群的任
经济发展对周边区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ꎮ
研究发现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ꎬ 这一
积极空间效应主要表现在 ３ 个方面: 源于流动性ꎬ 第
二、 三产业的发展使客流向邻近地区扩散ꎬ 潜在客流
学基金项目 ( 项目编号: ＬＨ２０１９Ｄ２２８)
作者简介: 郭云云 (１９９８－) ꎬ 女ꎬ 硕士在读ꎮ 研究方向: 国土与城乡规划ꎻ 通讯作者王颖ꎬ 女ꎬ 副教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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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 农业与技术 ２０２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１８ ７ ７
引言
经济发展是否对县域及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具有一定
中国的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转变ꎬ 当前ꎬ 国家提出了 “ 美丽中国” ꎬ 将 “ 绿色发
展” 作为重点ꎬ 既要促进经济发展ꎬ 又要注重生态发
展ꎬ 注重环境保护ꎮ 哈长城市群经济目前发展迅速ꎬ
的推动作用ꎮ 国际组织认为ꎬ 经济发展对县域及周边
２ ２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２ ２ １ 建立模型
建立哈长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第一产业增
加值、 全社会固定投资、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规模以
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
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如何解读世行报告/2012-03-13/100367578.html世行报告是美国给中国的毒药？/zt2012/shbg/index.htm?pgv_ref=aioForeword. viiAcknowledgments. ixBackground to This Research. xiiiExecutive Summary. xvAbbreviations .. xixPart I Overview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31 China’s Path: 1978–2030 . 42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20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3 Structural Reforms for a Market-Based Economy with Sound Foundations. . . . . . 254 Increasing the Pace ofInnov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5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GreenDevelopm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6 Equal Opportunity and Basic Security for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7 Strengthening the Fiscal System and Aligning It with the EvolvingRole ofGovernme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8 Achieving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Rest of World. . . . . . . . . . . . . . . 609 Overcoming Obstacles to ImplementingRefor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c h i n a 2 0 3 0 vPart II Supporting Reports1 China: Structural Reforms for a Modern, Harmonius,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772 China’s Growth through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and Innovation . 1613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 2294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Basic Security for All. 2935 Reaching “Win-Win” Solu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 391Forewordc h i n a 2 0 3 0 vii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overthe past 30 years has been remarkable.It is a unique developmentsuccess story, providing valuable lessonsfor other countries seeking to emulate this success—lessons about the importanceof adapting to local initiative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integrating with theworld; adjusting to new technologies; buildingworld-class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ingheavily in its people.In the next 15 to 20 years, China is wellpositionedto join the ranks of the world’shigh-income countries. China’s policy makersare already focused on how to changethe country’s growth strategy to respond tothe new challenges that will come, and avoidthe “middle income trap.” That is clearlyreflected in both the 11th and 12th Five Year Plans, with their focus on quality of growth, structural reforms to harness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inclusion to overcome the rural-urban divide and theincome equality gap.The idea behind this study was developedin 2010, at the celebrations for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a–World Bank partnership. To commemorate that milestone,President Zoellick proposed to Chineseleaders to work jointly on identifying and analyzing China’s medium-term development challenges looking forward to 2030. Together,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would conduct research drawing on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China’sown successful development record, and prepare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reformsthat could assist China’s policy making aswell as guide future China–World Bank relations. China’s state leader s welcomedand supported the proposal.This report,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 Income Society, represents the results ofthat work. The research was organizedjointly by China’s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of the State Council (DRC), and the World Bank. The report was written and producedby a joint team from DRC and the WorldBank who worked together as equal partners. The team held numerous workshops, prepared several studies and background papers, and forged common ideas as well as bonds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respect. A preliminary report was discussed at a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on September3, 2011, at which man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provided helpful comments and guidance. This volume builds onthese comments and further work commissioned by the team.The report is based on the strong convictionthat China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viii CHINA 2 0 3 0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by 2030.In order to reach that objective, however,China must change its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hina’s next phase ofdevelopment will need to build on its considerable strengths—high savings, plentifuland increasingly skilled labor, and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urbanization—and capitalizeon external opportunities that include continued globalization, the rapid growthof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and promising new technologies. At the same time, Chinawill need to address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nd risks, such as an aging society, rising inequality, a large and growing environmental deficit, and stubborn external imbalances.The report proposes six strategic directionsfor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First,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o encourage increased competition in the economy. Second, encouraging innovation and adopting an open innovation system with links to global researchand development networks. Third, lookingto green development as a significant new growth opportunity. Fourth, promoting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for all. Fifth, strengthening the fiscalsystem and improving fiscal sustainability. Sixth, ensuring that China, as an international stakeholder, continues its integrationwith global markets.Using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the six strategic directions asa policy framework, this report lays out atime frame for and sequencing of reformsthat can take China toward its vision for 2030. We hope that it can provide a practical guide to help China’s policy makers successfullynavigate this next phase of China’s development journey. We also hope that it will mark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period of fruitful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LI WeiPresident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of the State Council, P.R.C.Robert B. ZoellickPresidentThe World Bank Group AcknowledgmentsThis research was organized jointly by China’s Ministry of Finance (MOF),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of the State Council (DRC), and the World Bank. The report was prepared by a World Bank and DRC joint team, led by DRC Vice Minister Shijin Liu, World Bank Country Director for China and Mongolia Klaus Rohland, and World Bank Chief Economist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Vikram Nehru.President Robert B. Zoellick of the World Bank, Minister Xuren Xie of MOF, and Minsters Wei Li and He Liu of DRC provided valuable guidance and strong support throughout. A Chinese internal steering committee comprising former Ministerof DRC Yutai Zhang, Vic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Yong Li, Vice Minister of DRC Shijin Liu, Director- General of DRC’s General Office Junkuo Zhang, Director-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MOF Xiaosong Zheng,and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MOF Shixin Chen,and a World Bank internal steering committee comprising Sri Mulyani Indrawati, Lars Thunell, Justin Yifu Lin, Otaviano Canuto, Joachim von Amsberg, James Adams, and Klaus Rohland, guided this research.The overview report was prepared by ajoint team led by Shijin Liu, Klaus Rohlandand Vikram Nehru, and comprising Junkuo Zhang, Yongzhi Hou, Guoqiang Long, Shiji Gao, Yongsheng Zhang, Sen Gong, Wenkui Zhang, Pei-Lin Liu, and ChangshengChen from DRC, and Ardo Hansson, Shahid Yusuf, Carter Brandon, Philip O’Keefe,and Hans Timmer from the World Bank.The joint team is grateful to David Bulman,Aart Kraay, and Antonio Ollero foranalytical support and background papers. Yukon Huang, advisor to the World Bank team,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 comprising Jinglian Wu,Bin Xia, Fei Feng, Wei Lv, and Yanfeng Ge provided helpful advice and suggestions.The team benefited greatly from commentsby peer reviewers Pieter Bottelier, Bert Hofman, and Barry Naughton. The team isalso grateful for comments from Fang Cai, Yuanzheng Cao, Yoon Je Cho, Evan Feigenbaum, Shuqing Guo, Motoshige Ito, DavidLampton, Lawrence Lau, Jiange Li, Peilin Li, Dwight Perkins, Il SaKong, Pingping Wang, Yiming Wang, Fuzhan Xie, Shanda Xu,Lan Xue, Weimin Yang, Linda Yueh, and Yuyan Zhang. Most of those comments were receiv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MOF, DRC, and the World Bank inBeijing on September 3, 2011.The five supporting reports were prepared under the overall guidance of Shijin Liu,Klaus Rohland, and Vikram Nehru.c h i n a 2 0 3 0 ixx CHINA 2 0 3 0The supporting report on structuralreforms was prepared by a joint team ledby Wenkui Zhang (DRC) and Ardo Hansson (World Bank) and included Jianwu He,Louis Kuijs, Ulrich Schmitt, Jun Wang,Anbo Xiang, and Min Zhao. Critical guidance, inputs, and advice were provided byDaofu Chen, Jianwu He, Shouying Liu,Hongri Ni, Jianing Wei, and ChenghuiZhang (all DRC), and by Robert Cull, Asli Demirguc-Kunt, Juan Feng, Yukon Huang, Guo Li, Haocong Ren, Tunc Uyanik, Xiaoli Wan, Ying Wang, and Luan Zhao (allWorld Bank). The report builds on new background papers or notes prepared by Ehtisham Ahmad (consultant, fiscal policy), David Bulman (consultant) and AartKraay (World Bank, economic growth),Yoon Je Cho (consultant, financial sector), Andrew Hilton and Paul Munro-Faur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land), Hironori Kawauchi (World Bank, Japan), Chul Ju Kim (World Bank, Korea), Ping Li (Landesa, land), and Wenkui Zhang andAnbo Xiang (DRC, enterprise sector). The team benefited from useful discussions and comments from (in alphabetic order by surnames) Carter Brandon, Loren Brandt, Nigel Chalk (IMF), Shixin Chen (MOF), Klaus Deininger, Peiyong Gao (CASS), Sudarshan Gooptu, James Hanson (consultant),Ede Ijjasz-Vasquez, Kang Jia (Institutefor Fiscal Sciences), Il Houng Lee, Lili Liu, Shangxi Liu, Xiaofan Liu, Millard Long, Philip O’Keefe, Thomas Rawski, Elaine Sun, Eric Thun, Rogier van den Brink, Dimitri Vittas, Yan Wang, Li Xu, Shanda Xu, Chunlin Zhang, and Zhuoyuan Zhang. In preparing the report, the team was ably supported by Jianqing Chen, Yan Wang, and Shanshan Ye.The supporting report on social development was prepared by a joint team led bySen Gong (DRC) and Philip O’Keefe (World Bank) and comprising Dewen Wang (World Bank) and Liejun Wang (DRC). The team also included Jin Song (World Bank), and Changsheng Chen, Yang Su, and Dong Yu (DRC). Director-General of DRC’s socia l development research department, Yanfeng Ge, provided constructive comments for the report. It benefited from background papers by Carl Mason and Quilin Chen (socialspending modelling); Toomas Palu (primary health care); Sen Gong and Dong Yu (citizen participation); Liejun Wang and Sen Gong (doctor and teacher pay), Scott Rozelle (human capital); Kin Bing Wu, Christine Boscardin, and Peter Goldschmidt (education); Fang Cai, Yang Du, and Meiyan Wang (labor market overview, and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John Giles, Dewen Wang,and Wei Cai (labor supply and retirement); Dewen Wang and Philip O’Keefe (hukou); Sen Gong and Liejun Wang (hukou) John Giles and Dewen Wang (social security);and Laurie Joshua (aged care). The teamalso benefited from comments from Tamar Manuelyan-Atinc, Arup Banerji, Eduardo Velez Bustillo, Fang Cai, Gong Chen, Ariel Fiszbein, Gerard La Forgia, Emmanuel Jimenez, John Langenbrunner, Peilin Li, Xiaoyan Liang, Albert Park, Hainan Su, Adam Wagstaff, Liping Xiao, Xiaoqing Yu,Li Zhang, and Bingwen Zheng. The team isgrateful to the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Japan-China Economic Association for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DRC study tours in Korea and Japan respectively, and to loc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s of Chengdu and Nanjing, and the Hangzhou Government for joint field visits and meetings. Finally, the team is grateful for assistance in preparing the document from Limei Sun and Tao Su.The supporting report on innovation was prepared by a joint team led by Shiji Gaoof DRC, and Shahid Yusuf of the World Bank and comprising Zhiyan Sun, Jietang Tian, Xiaowei Xuan and Yongwei Zhang from DRC, and Luan Zhao, Lopamudra Chakraborti, and Rory Birmingham from the World Bank. We thank Hamid Alavi, Cong Cao, Mark Dutz, Xin Fang, Zhijian Hu, Gary Jefferson, Jamil Salmi, Changlin Wang, Chunfa Wang, Jun Wang, Lan Xue, and Chunlin Zhang for their most helpful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In addition,Jingyue Huang and Bo Lv prepared some ofthe background company case studies.a c k n o w l e d g m e n t s xiThe supporting report on green developmentwas prepared by a joint team led byYongsheng Zhang of DRC and Carter Brandonof the World Bank and comprising EdeIjjasz, Kirk Hamilton, and Chris Sall (World Bank) and Shouying Liu, Xiaowei Xuan,Yongwei Zhang, Xiaoming Wang, JianwuHe, and Jianjun Dai (DRC). This reportalso benefited from background papers by Xiaodong Wang, Noureddine Berrah (clean energy); Victor Vergara, Zhi Liu, Wanli Fang,Holly Krambeck, Axel Baeumler, Meskerem Brhane, and Andrew Saltzberg (urban development); Lee Travers, Sudipto Sarkar, andPaul Kriss (water); Sina Johannes (pollutionand waste); Luc Christiaensen (agriculture); Katrina Brando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Urvashi Narain and Gordon Hughes(adapting to a changing climate); Kirk Hamilton and Maryla Maliszewska (simulatinga carbon price for China); and Chris Sall (China’s future green export markets, and using urban quality of life indices to evaluat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dditional comments and guidance from World Bank colleagues were provided by Andrew Steer, Ken Chomitz, and Michael Toman (peer reviewers), and Gailius Draugelis, Marianne Fay, Kathryn Funk, Marea Hatziolos,Dan Hoornweg, Vijay Jagannathan, Abed Khalil, Paul Kriss, Xiaokai Li, Magda Lovei, Gayane Minasyan, John Roome, Stefanie Sieber, Xuemen Wang, and Yanning Wang. Comments from DRC and other reviewers were provided by Zhigang Chen, FeiFeng, Ross Garnaut, Stephen Howes, Carlo Jarger, Kejun Jiang, Nick Johnstone, Frank Jotze, Hongri Ni, Jiahua Pan, Ye Qi, Heling Shi, Fangfang Tang, Simon Upton, Jinzhao Wang, Yi Wang, Yiming Wei, Ming Xu,Qian Ye, and Xinye Zheng. Zijing Niu and Hua Zhu (World Bank), Jianpeng Chen and Haiqin Wang (DRC) provided excellent support throughout.The supporting report on China andthe global economy was prepared by ajoint team led by Guoqiang Long of DRCand Hans Timmer of the World Bank and comprising Dilek Aykut, Charles Blitzer, Deborah Brautigam, Allen Dennis, JinFang (cross-border investment), Jianwu He (growth prospects), Gang Lv (foreign trade), Maryla Maliszewska, Aaditya Mattoo, Francis Ng, William Shaw (main author), Dominique van der Mensbrugghe, Lucio Vinhas de Souza, Hongqing Xu (foreign aid), and Liping Zhang (opening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Jin Fang helped coordinate the revision forthis supporting report. Yongsheng Zhang provided important suggestions on climate change issues. We thank Jiyao Bi, QishengLai, Hong Song, Youfu Xia, Xiangchen Zhang, and Xiaoji Zhang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Excellentdata work and other inputs were provided by Yueqing Jia, Sergio Andres Kurlat, Jose Alejandro Quijada, and Sachin Shahria. The team also benefited from excellent support provided by Maria Hazel Macadangdang and Rosalie Marie Lourdes Singson.Pei-Lin Liu, Changsheng Chen, WeiXu, Xian Zhuo and Ting Shao thoroughly reviewed and proofrea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overview report and all supporting reports under the guidance and with personal involvement of Shijin Liu.Coordination teams led by YongzhiHou, Shixin Chen, Elaine Sun, and Shiji Gao and comprising Chunquan Yin, Wei Wang, Licheng Yao, Weijie Liu, J。
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
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表报告指出，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中国走向2030年需要调整战略，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
这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一份研究报告的部分重要结论，报告列举理由建议中国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调整政府和市场、民营部门以及社会的作用，以达到2030年建成高收入社会的目标。
仁者见仁：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智者见智：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风险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说：“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非常成功，但需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新的挑战。
他说：“改革具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中国现已到达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管理好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充满挑战性；此外，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全球环境很可能仍不确定且跌宕起伏，转变战略的必要性就显得愈加重要。
”他说：“中国有机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包容性增长，同时防止进一步侵害环境，并继续努力成为国际经济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另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随着中国到达在目前经济结构中以目前技术水平所能带来的增长极限，中国的增长速度在2030年之前将会逐渐下降，这一点也得到研究报告结论的支持。
未来经济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未来经济改革重点国有垄断企业改革不等于私有化。
垄断行业的改革，仍将是未来改革的重点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2月末，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其中有关深化国企改革的建议，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位“独立学者”在发布会现场的出现，把本来十分严肃的改革讨论，变成了“秀场”式的闹剧。
围绕着如何深化国企改革的争论似乎显得很激烈。
高尚全：国企引入一些民间资本参股，只是国企市场化改造过程中可选择的方案之一。
股份制是国有企业资产的重要组织形式。
在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经济的作用既要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更要大力发展股份制，探索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来实现。
所以，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不等于私有化。
而且，市场经济就是要实现要素的流动，有进有退。
如果固化了，就没有办法搞市场经济了。
国企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等，引进了社会资本，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是资本社会化而不是私有化。
现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成为行政垄断的主要执行者和受益者，打着维护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旗号，用行政垄断手段维持高额垄断利润，影响了平等竞争的格局，排斥了潜在的竞争者，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在金融、电信、能源、铁路等对市场有重大制约和影响的行业，垄断吸走了大量财富，又限制民营资本的进入，大量民间资本从利润微薄的实业中抽离，演变为“热钱”。
市场经济以价值规律在不同行业中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在某些领域失效。
要加快建立富有活力的、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对这些行政垄断性的国企加以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造。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垄断行业仍将是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
破除思想障碍改革进一步推进，需要破除思想上的障碍，厘清理论上存在的模糊认识，走出传统观念误区财新《中国改革》：在你看来，影响甚至阻碍深化国企改革的因素是什么？高尚全：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