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学金融监管

我国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体制沿革
从1948年12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一直行使着国家银行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作为基本职责。

当时没有监管当局，没有监管对象，也没有监管法律法规，因此，这期间我国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监管。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机构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履行从国家银行向中央银行的过渡。

1984年1月1日，随着中国工商银行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此，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开始确立并不断发展。

大致来说，我国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体制的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4年开始，中国形成中央银行、专业银行的二元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的综合监管。

中央银行以金融调控为主要目标，围绕稳定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展工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成为最主要工具，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成为主要任务。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多，证券市场的发育、信托机构等的存在，银行和保险业的竞争，尤其是宏观金融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状况，金融监管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对金融监管是否一定要隶属于中央银行开始产生争议。

1992年8月，国务院决定成立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将证券业的部分监管职能从人行分离出来。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明确其基本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并对金融业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阶段：从1998年开始，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局势和中国经济金融实际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我国金融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标志性的改革是建立跨省区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与证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

1998年，在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与所办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经济实体彻底脱钩，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实现分业经营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又做了进一步调整。

先是于1998年6月将对证券机构的监管职能移交给证监会，后又于11月将对保险业务、保险机构和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分离出去，移交同年成立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至此，银行、证券、保险实现了分业监管。

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是按照银行的产权性质分设监管部门（依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信用合作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来分别设立）。

第四阶段：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

确定中国银监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审批、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等监管职责及相关职责。

4月28日，中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正式对外挂牌。

至此，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金融监管体制在我国形成。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3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自然发轫
这一阶段金融监管的特点具有自发性、初始性、单一性和滞后性，对金融监管的客观要求与主观认识不足，处于金融监管的初级阶段。

后果：自由经营银行业务造成的投机之风盛行，多次金融危机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严格监管，安全优先
这一阶段金融监管的主要特点是全面而严格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对金融机构具体业务活动的限制，对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限制以及对利率的限制等方面。

影响：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与健康发展，恢复了公众的投资信心，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与繁荣。

并且，金融监管的领域也由国内扩展到国外，开始形成各自不同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3．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效率优先
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特点便是放松管制，效率优先。

客观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加大了商业银行在开展国际业务过程中的汇率风险；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资本出现了相对过剩，银行经营日益国际化，全球性的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创新浪潮使建立于30年代的金融监管体系失灵。

理论背景：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从多个方面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尊崇效率优先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对3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提出了挑战。

4．20世纪90年代至今——安全与效率并重
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特征是安全与效率并重。

背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与自由化带来的金融风险更加复杂，并具有国际传染性。

有效的金融监管要求政府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

二、《巴塞尔协议》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金融风险的全球传染性加之各国监管方式上的差异，使有效监管跨国金融机构并非易事，这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1974年成立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其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国际金融监管的重要协议，约束、引导着各国金融监管行为。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路径
《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神圣公约”，从其诞生至今已有三个版本。

每一次演变都体现了金融风险的变化，蕴涵着金融监管的新方向。

1．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

即《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

是以跨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核心（资本占风险总资产的比重为8%）、以信用风险控制为约束重点的单一资本充足协议。

主要内容：界定了银行资本的组成，规定核心资本要占全部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应超过资本总额的50%。

同时，对不同资产分别给予不同的风险权数，换算为风险资产，银行资本（核心资本加附属资本）与风险资产比率最低为8%，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例不低于4%。

意义：1988年版本使国际银行业监管有了可以共同遵循的统一标准。

实践证明，资本充足率这“一条铁律”适用于全世界所有银行，深入人心。

2．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产生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十分活跃，银行业深深介入其中，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对银行业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仅仅强调8% 这“一条铁律”很容易导致银行过分注重资本充足率，从而忽视银行业的赢利性及其他风险。

主要内容：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全面风险管理思路，强调从银行申请设立到破产倒闭的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的风险监管，将源于银行的外汇、交易债券、股票、商品与期权头寸中的市场风险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

3．2001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产生背景：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许多金融机构濒临破产，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的风险。

主要内容：将“一条铁律”扩充为“三道天条”，首次将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并列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利用市场机制压缩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突出特点之一：强调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的作用——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它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突出特点之二：注重借用银行内部的力量加强风险防范——除继续保留外部评级方式外，更强调银行自己以市场为基础衡量风险状况，建立内部风险评估体系。

对于信用风险，新协议提供了三种循序渐进的方案供银行选择：由监管当局利用外部评级结果确定资本水平的标准化方案、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

意义：新协议决定了国际银行业监管新的发展方向，各国的监管理念将由单一的严厉政府管制走向与监管对象协调和配合的协同监管，注重让市场的力量来促使银行稳健、高效的经营。

2007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折射出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严重漏洞，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

并表监管是指对银行集团在并表基础上的审慎监管，即在单一法人监管的基础上，对银行集团的资本、财务以及风险进行全面和持续的监管，识别、计量、监控和评估银行集团的总体风险状况。

目前，并表监管已经成为巴塞尔委员会以及各国监管当局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并纳入到各国监管实践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议程，不断得到探索和完善。

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加拿大、香港等监管当局均已实施了较为成熟的并表监管，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泰国等已于近年出台了并表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

并表监管不仅是各国监管日益注重的基础建设，母国的并表监管能力也成为许多国家审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趋势对银行业监管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跨业跨境经营带来的资本计量、内部交易风险、大额风险暴露等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风险传染、风险转嫁等等为我国的监管实践提出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将为每一家外资法人机构和外国银行建立一份完整的综合监管信息档案。

并表监管能够将分散的外资银行监管信息进行综合，为每一家外资法人机构和外国银行建立一份完整的综合监管信息档案，可以帮助银监会更充分地了解一家机构，从而对外资银行实施有效的准入管理和风险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