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曰生

大德曰生（或：兴事厚生）

1894年7月22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路面积着很深的水，文武百官一大片匍匐在御道两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红缨褪色流下鲜红的水，顺着一张张脸颊往下滴淌，所跪的四周一下子变成了殷红的泽国。慈禧太后好象有意识要考验一下大臣们对自己的忠诚，坐着轿子十分缓慢地从众官夹道中经过，竟连眼皮也没抬一下，视若无物。

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不禁自问：读了这么多年书，难道就为了当个叩头官吗？

这个人，就是三个月前刚刚“大魁天下”，成为恩科头名状元的张謇。照例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旧时代读书人心目中最大的喜事。张謇大器晚成，苦尽甘来，应该非常高兴才是，但张謇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一年后，张謇毅然放弃仕途的追求，辞职返乡，走上了“下海”办实业的道路。

状元下海办实业，是千百年来一个天大的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进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却偏偏颠覆了这个传统，这在当时的朝野和社会上引起了难以形容的震撼。

直到现在，许多人也许仍然感到不解，已过不惑之年的张謇，

经过20多年时间的勤苦攻读，好不容易跻身士大夫之林，完全可以在登上科举制度的金字塔之后，继续爬官僚体系那座更高、更为显赫的金字塔，步入飞黄腾达的仕途颠峰，怎么就说放弃就放弃？何况“下海”从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舍身喂虎”。

但据我分析，张謇弃官从商，虽在意料之外，更在情理之中，其原因主要有四个：

原因之一：坎坷的人生经历。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了26个年头，历经种种艰辛，特别是冒籍风波带来的5年坎坷经历和更名之辱，使张謇从学官乡绅动不动伸手要钱的恶劣行径中，看透了官场积习，从而在心灵里埋下了憎恨下层贪官的种子。

原因之二：险恶的宦海官场。在考中状元前，张謇有着10多年的幕府生涯，对宦海波涛的险恶早有所知。在京城履职的这段十分短暂的时间里，对朝廷的腐败无能也看得真真切切，尤其是群臣雨中跪迎慈禧太后，更使张謇对上层封建官僚集团大失所望，心中弃官另谋实业的志向逐渐明晰起来。

原因之三：激烈的帝后党争。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张謇在京城里一度成为政治上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是帝党中间重要的决策人物之一。随着战事的节节失败，张謇、翁同龢、沈曾植等主战派极力主张弹劾李鸿章，另择重臣，以战定战，因人心而申国势，然而呈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没有结果。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和帝党遭受的挫折，使张謇对宦海险恶的警觉，从而

更加坚定了他弃政从事实业的决心。

原因之四：难逢的人生契机。帝党斗争的失利，使张謇心烦意乱，便找翁同龢商量辞官之事，翁同龢极力劝其缓行，张謇说：“国家现在危机四伏，祸在旦夕，门生不能救国家于水火，只好回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不久他父亲病逝，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于是有了脱身南归的机会。说来也巧，第二年农历八月，一向很器重张謇的洋务派头号人物、两江总督张之洞，得知张謇在家乡准备办实业后，遂奏派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授意张謇在通州办纱厂。这两个客观因素，给张謇弃官从商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当然，促使张謇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痛下决心辞官“下海”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謇爱国主义思想的不断积淀。早在1886年，张謇就产生了“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在替张之洞起草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明确提出“富强强国之本实于工”的思想。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激发了张謇赤诚的爱国情怀和的责任感，他想通过推行“棉铁主义”来实现自己的救国救民梦想，成为尧、舜那样的实际政治家。

1895年冬天，张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通州开办纱厂，以此作为“下海”从商的第一步。那么，张謇为什么首先要办纱厂呢？从我所掌握的史料来看，这并非出于偶然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产业重。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更为疯狂，在像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中，洋纱所占比重最大。棉纺织业是关系国民生计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也是受到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危害最为严重的产业之一。张謇曾在为纱厂撰写的《厂约》中讲到兴办纱厂的动机和目的：“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謇在选择办纱厂的背后，还有着抵制外来侵略的爱国情怀。

二是原料足。通州是全国著名的产棉区，土壤、温度、雨量、霜期都很适宜种棉花，种出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色地洁白并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著称，盛销于东南沿海地区。纱厂的原料可就近获得供应，产品又可就近销售，条件十分有利，加上本地手工棉纺织业很发达，生产的棉布、小布、大尺布畅销东北传统市场，张謇又与这些花、布商人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所以兴办纱厂可以说是地利人和。

三是投入少。在当时来说，棉纺织业投入资本比其他行业要低得多，据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中记载，“百万之锭，即需资本5千万元”。另外，当时通州的土地价格非常便宜，每平方米价格仅为7元，与现在的地价简直是天壤之别。

四是利润高。通州发达的土法织布业，为棉纱提供了销售市场，加上劳力资源丰富，工人工资较低，正、杂各种税也较轻，因此办纱厂有利可图。

然而，大生纱厂的创办，却让张謇领略到了未曾料想的种种

艰难，用张謇自己的话来说，是“千磨百折，首尾五载，忍侮负饥，幸未终溃。”

集股困难是张謇办纱厂遇到的第一难。这里我仅举三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大生纱厂集资募股是何等的艰难。

举例一：大生纱厂创办一开始，张謇就设想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企业制度，搞股份制，他最早拟定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分析了在通州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募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之处完成认购。

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非常诱人，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但募股却很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什么是工厂？”

他到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自己袋里的钱花了清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家。张謇甚至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就连半股也收，最大的一笔仅37两，集股之难可以想象。

举例二：在办厂之前，经过张謇两三个月在通州、海门和上海之间的奔走，有广东人、上海广丰洋行买办潘鹤琴，福建人、上海洋行买办郭茂之，浙江人、宁波富商樊时勋，通州花布商刘桂馨，通州关庄布巨商、海门厅岁贡沈敬夫，以及陈维镛等6个人愿意集资办厂。

因前三位来自上海，后三位来自通州，所以分别称为“沪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