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如何调整内部权利结构

——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调整内部权力结构只是时间问题，有些公司已经这么做了。 诺和诺德中国的管理体制 诺和诺德对于在中国投资的结构上的设想，产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的投资体现在：在北京建立一个总部和研发中心，在北京之外建立一个大型的生产工厂。随着中国项目的深入，诺和诺德在沈阳建立了NNSBP，在太仓建立了中外合资苏州宏达制酶有限公司，在天津又成立了NNTB。虽然在北京上地的仅为NNTB的分公司，但它是名副其实的诺和诺德在中国的首脑机构——诺和诺德的中国总部。以1997年被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批准的诺和诺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为标志，诺和诺德正式理顺了其在中国各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即诺和诺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为诺和诺德公司的中国地区总部和研究发展中心，在中国被称为投资性公司。而NNCB、NNSBP和宏达则为其全资或合资的子公司。至于后来的青岛华源上来看，中国的地区总部并不是在中国的各个部门的直接领导，这些部门的直接领导大部分在丹麦，比如，设在中国总部楼内的酶制剂销售部门，它的直接上级设在丹麦的酶制剂销售总部，而不在中国地区总部。中国总部的功能是：负责公司在中国总体形象的建设，包括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公共关系和涉及公司的各种公共事务；建立统一的中国人事政策，比如薪酬、招聘、培训、雇用合同管理等等。我在后来与其他跨国公司接触时发现，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实行的都是这种管理体制。任何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都无一例外地希望自己拥有足够的权力去实现他心中的经营目标，而这种体制授权有限，使他们无法达到目的，那些强势的领导人会感到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安森州对此就常常感到愤愤不平，他曾让杨森转告我，希望我能出面去做做其他部门头头的工作，以使他能够顺利地指挥而不遇到困难。我告诉杨森，这类问题在中国是无法解决的，其根源在哥本哈根，如果哥本哈根各部门的头头不肯放权，如果CEO不去调整这种权力格局，我们在北京是无法解决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各跨国公司的境外总部不去调整这种权力格局，主要是由于在境外总部的各专业部门的掣肘，而我认为保持这种格局最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尽管各公司在中国发展得都很快，但在各跨国公司全球市场中的权重还没有达到不得不调整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调整这种权力结构只是时间问题，有些公司已经这么做了。
如何管理好手下员工 作为副总裁，我常遇到的问题是：你管什么？按照国人的习惯是你分管哪些部门。公司的基础的传统的管理部门非我所长，一个历史悠久的跨国公司拥有十分齐全的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这些部门在中国只需要我的支持而不需要我的直接管理。概括地说，我要干的事是外国人在中国干起来有困难或干不了的事。当然对公司来讲是很重要的事，否则就不需要干了。具体来说，我负责与中国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的事务，这包括保持与相关的各级主管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应对法律法规的变更及行政体制的改革可能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与上级主管部门相关事务的处理和对内部各部门与上级主管部门相关事务的支持等等。我还要负责公司与各行业协会、学会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相关事务；包括建立与公司业务相关的行业协会及学会的联系；作为公司的代表出任各协会及学会的职务；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研究开发提供支持和服务；建立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并保持联系和更新。我曾负责过公共关系的工作，但更多地是提供支持和协助；我是苏州宏达制酶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处理与宏达相关的事务；我是企业的工会主席，因此负责工会事务；我曾作为天津工厂的副总经理，参与天津工厂的对外管理工作。作为诺和诺德（中国）公司的副总裁，我是诺和诺德（中国）公司最高管理小组（Chinamen）的成员。我对诺和诺德（中国）公司的总裁负责并直接向他报告，这是在2000年公司分立之前的情形。公司分立之后，我不再参加新公司的管理小组的工作了，但是我的基本工作内容没有大的改变，除了上述工作外，我还根据自己的特长做了一些我认为有必要的工作。 我的过渡职能。我为公司做了一些带有过渡性质的工作。一个公司在初创时期，除了主要的运行职能外，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全健全的管理功能的，但这不等于没有相应的工作发生，而我常常是这些工作的承担者。比如产品注册工作，很显然，如果产品没有获得国家批准，那么生产和经营工作将无法开展，而那时，公司在中国境内尚无负责注册工作的专门机构和人员，在开始的四五年时间里，我一直负责这项工作，以弥补机构和人员的不完善，待时机成熟之后，公司在中国正式建立起产品注册机构，我便将前期的注册工作和相关资料一并移交，从而完成这项工作的过渡。产品的商标注册也是这样。公司在中国设立知识产权工作机构和人员是2006年的事情，这就是说，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凡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事情均是由我出面处理，而当这些机构成立之后，我便由直接处理转为侧面支持工作了。最初的法律事务也是这样。这些工作既是过渡，也是铺垫。 我对各相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应该说这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从总体上说，在总裁无暇东顾时，在外国人出面不是很方便时，我以公司领导的身份出面给予必要的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还会从上级主管部门的角度对有关部门给予支持。比如，通过每年参加商务部领导与跨国公司的对话会而获取有关政策的资讯等，我会向有关的财务、法律、研发、知识产权等部门通报，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和相应的调整。我也会把他们遇到的问题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以谋求解决。我还会为市场、销售和研发机构搭起他们与相关行业协会之间的桥梁。 我的信息集散功能。企业的运行是要靠丰富的信息资源来支持的，跨国公司尤其如此。可是，一个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真正是两眼漆黑，由于中国刚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又由于语言上的困难，跨国公司所能获得的经营环境方面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与企业经营有关的综合信息。在刚刚加入诺和诺德时，我对信息的收集是十分小心的，因为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和收集企业的经营信息有时是难以界定的，更何况是外国企业，后面还有一个“里通外国”的悬剑会随时落下来，必须恪守决不越过雷池一步的原则。那时，要查清国家对外资企业的相关政策与法规，或反映外企进入中国后在运行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就要经常约请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进行面谈，甚至有时下层的官员们也不知道哪些信息能向外国人披露，哪些不能，于是高级的涉外官员们便异常繁忙。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便达成一种共识，即让外国企业怎样做，必须让外国企业知晓，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一样，在运行过程中必须得到必要的信息支持，否则引进外资便无从谈起。我开始收到各级主管部门编印的政策汇编，也可以买到不断更新的涉外政策的光盘，各级主管部门开始经常组织与外国企业的对话会，我是常客之一。一次，北京市的张茅副市长在座谈会上询问大家是否知道上级主管部门的信息发布情况，在获取这些信息上有什么困难。虽然有些企业仍然提出各种困难，但是我告诉张茅副市长，诺维信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只要上级主管部门发布了信息，我们随时会拿到。同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诸多涉及企业经营的市场、标准、规划、法规、价格等信息也得到了公开，所有这一切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连续多年订阅一个咨询公司出的电子版的《经济一周》，我必定在周五上午浏览，从中了解国内一周的政治经济要闻。我订有多种刊物，从中我可以了解到上级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法律法规和对它们的解读，我可以知道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的热点问题，并且可以了解到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我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他们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由于我可以经常参加国内级别较高的研讨会，我可以直接听到他们的报告甚至与之交流。在每年都要召开的投资性公司与商务部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流会上，我不仅可以了解到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最新的政策变化，而且我还可以知道其他跨国公司在中国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以及他们对目前热点问题的看法，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有这些信息，我会对其进行加工、择录、剪辑、存储，然后分发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使其能够了解并获得支持。我一直认为，各部门几乎没有时间来采集这些信息，但是他们是需要的。作为一个跨国公司，如果没有人来收集、研究和分析这些信息，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缺失，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认为我是合适的人选，我可以弥补这个不足。没有人指示我去做，但大家都知道我在做，他们随时会向我索取各种资料或要求我提供帮助。另一类信息是商业和技术信息，工业酶制剂的应用涉及几十个行业，由于我负责行业协会的工作，我会得到对于公司经营有较大影响的行业协会所发布的信息，这主要是通过参加行业的会议、阅读行业的信息刊物而获取的。同样，我会将有价值的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和人员。这是一件既花时间又极其辛苦的事情，常常使我不堪重负，但我乐于此事，就像我每天必看央视的《新闻联播》一样，它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使我跟上了这个快速发展的世界。它不断为我补充着新的知识，使我这个工程师出身的人能去和经济学家对话，能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发表我的看法并以我的实践去论证和支持一些经济方面观点。 开始时，我与负责公共关系的经理张京洪在一起工作。之后，我与他一直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在公司初创时期，为了宣传公司的整体形象，我曾约请我的老朋友、《中国医药报》的副主编郭云沛来公司访问，继而，我的老上级、《中国医药报》的党委书记刘国权又亲自带队，让记者、编辑和报社的领导及工作人员来公司参观，他对我说：“我要让大家知道跨国公司是什么样。”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邀请《中国化工报》、《北京日报》等许多媒体的记者访问我们独具特色的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并接受采访。我接待过很多重要的来访者，我邀请京洪和红梅一起参加，随后，或通过京洪主管的内部刊物《四海一家》，或通过红梅主管的中文网站发出消息或图片。前不久，海淀科技园区与香港凤凰卫视合作，拟将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通过凤凰卫视向欧洲介绍，我觉得这是宣传公司的极好机会。我与京洪积极配合，安排凤凰卫视对公司进行了详尽的采访，这也是近年来电视台对诺维信最为详细的全面报道。今年两会期间，令人关注的消息是：人大通过了“两税合一”，这也是两会期间的新闻热点。一家报纸通过京洪对我进行电话采访，目的是要报道跨国公司对“两税合一”的看法，我对记者说：“任何一个企业都希望自己有较好的业绩，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有助于外资企业获得较好的业绩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希望有好的优惠政策的支持。但是，我们能理解国家对税收政策的调整，国家根据引进外资的实际情况和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原则，实行“两税合一”，我们没有异议。我们希望有优惠政策，但我们并不依赖优惠政策，我们的盈利和业绩的取得主要靠我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我们这样说，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处理公司危机。我已经说过，在诺和诺德遭到诉讼时，我出面去打官司。我出面与海关打交道，去应对海关提出的境外半成品进口价格问题，使问题获得较为顺利的解决。一个我近二十年没去的地方，一个月内我居然飞了三次，我必须去。我与财务人员一起去税务机关解释和说明，接受税务机关的质询，消除了误会。由于公司遵纪守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防患于未然，多年来并未遇到太大的危机，但是，我时刻注意媒体对各商业公司的危机报道，注意研究危机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和处理方法，比较这些危机的处理结果，及时提醒大家注意，以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危机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我知道它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出现。 我是特使。在厦门的一个庆典，惟明无法出席，但诺维信不能缺席，我听到惟明在大声对秘书说：“让老爷子去。”我知道他要我代他出席。许多时候，总裁无法分身，副总裁出席也很自然。但是，比如并购案的先期工作，惟明常常授意我先期前往，他其后再去。这不仅是职务的问题，还要考虑年龄、经验、经历和综合能力。同样，诺和诺德的并购案由我出面，柯瑞森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是不管部长。由于我与社区的关系很好，社区有质量很好的中小学，于是送年轻员工们的孩子到社区的中小学上学便成为了我的一项工作，无论从做副总裁还是做工会主席的角度来看，我都要尽力而为。有些员工买房子砍价也找到了我，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与上地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有一面之交，我打个招呼或写个条子会有一些降价。老外求我帮助家人找工作，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销售部的倪子龙是法国人，住在清华西门的万春园别墅，他的妻子是位生物化学博士。其实她在我们的研究中心工作很合适，但是，夫妻二人不能同时在公司工作的规定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于是倪子龙找到了我，他知道我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很好，希望我能帮助他的妻子进入北京大学的生化实验室工作，没有工资也可以，他的妻子实在是不愿意呆在家中。我觉得这件事正是应该由我来做，于是我找到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副院长王忆平博士，恰好王博士是从法国归来的留学生，王博士很快地为倪子龙的妻子办好了手续，让她高高兴兴地上了班。北大按教育部的规定发给她工资，那时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工资还不是很多，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做了她喜欢做的事情，她很愉快。好在国家开放了，否则这会是很难办的一件事。有时我也要和警察打交道，我们的面包车夜间在圆明园东门遭到流氓的袭击，恰好我在车内，司机董敬荣为了保护车辆，遭到毒打，我上前阻拦，被抢去一百元，事情发生时，我刚出院不久，无奈我和杨森只好去派出所报案。研发中心的邢燕陪同外籍专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