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思想的层面上看中国的法制现状

从法律思想的场面上看中国的法制现状
——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自从进入大学开始法理学的学习以来，老师似乎总在向我们灌输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法制现状不容乐观——法律观念不为群众接受，法律运行存在诸多问题等等。

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是一个中国的法学专业的学生，个人觉得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在看过《西方法律思想史》后，我以外地得到了一点点灵感——中国的法律现状问题，有其法律思想方面的深刻原因。

下面，我简单的列举一下我总结的观点。

一、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中国法律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中断
综观整个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古希腊的法律思想萌芽发展到现代西方大陆法系的评价法学（以及由它发展出来的法律解释学和法律论证学）与英美法系的新自然法学、新分析主义法学、法社会学的三足鼎立，整个发展历程是自然的、顺畅的，呈现出新学说继承、充实、完善、发展旧学说的特点。

举个简单的例子便如罗马征服希腊后，法律思想并未中断而是由西塞罗介绍至罗马并由五大法学家解释发展最终形成《查士丁尼法典》。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最重要影响便在于，法律思想能如实如时且较好地反映、适应并推动社会发展。

造成西方法律思想发展如是之特点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延续过程。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基本上完整地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法学是一门秩序关联学说，在这样一个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转观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展了几千年的法律思想中断了，而外部力量的强烈刺激以及内部几股势力的积极作用，推动着中国的法律思想朝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演化。

然而，这个缺乏物质基础和历史积淀的“新生儿”在中国“水土不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法律思想畸形发展史，而现代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则因为下面将提到的原因而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健全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并没有专门创制一套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理论体系
正如大家所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它们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所构建的理论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思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没有法律，自然也无所谓有法律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为此而创立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

或许并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我下此结论过于武断与草率（即使我读过他们的全集，我也没有资格，没有信心完全地确定这个结论），我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之一即为我翻阅《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过程中并未看到类似“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论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思想的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个人认为唯一的可能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并未创制这样的学说。

当然，图书馆的书架上有成套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时间关系，并没有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产生背景，个人觉得马克思的“法哲学”承继自黑格尔的学说（黑格尔是德国哲理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哲学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的哲学很大一部分继承他的学说）而非纯粹及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

至此，个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纯粹而完整严密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理论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并没有形成。

这也是导致我国的法律实践缺乏法律思想指导而存在诸多法律问题的原因之一。

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法律思想方面未能实现苏联化以及中国化从而没有诞生真正的社会
主义法律思想
翻阅《西方法律思想史》时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整个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中，竟没有出现一个苏联籍的法学家，而平时听课时也从未听老师提到过某个名为“XX斯基”、“XX诺夫”亦或“XX维奇”的法学家及其著作——个人不禁有了这样的缓役，苏联在它存在的七十多年里或许并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法律思想方面的苏联化。

联系到苏联的历史，个人似乎更加确定我的推断。

首先，前苏联在斯大林执政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及社会事务多由政治强权处理，而法律则处于一种被“悬搁”而“存而不论，形同虚设”的状态，这就使法律思想的形
成缺乏实践基础；
其次，斯大林执政后把个人崇拜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在那种个人崇拜盛行的状态下缺乏辨别能力而盲目跟风人民群众很容易忽视法律而笃信领袖人物的言行，这也不利于形成社会主义法律思想；
最后，斯大林曾经发动大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在那场浩劫中，苏联许多有智慧有能力实现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专家学者惨遭迫害，这样，形成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难度就相当地大了。

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联接替恐怕也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未实现苏联化有相当大的关系。

再来看中国，个人认为马克思普遍真理也未能与中国的法律实践很好地结合，原因有以下几点：
1.建国后，中国普遍地向苏联学习，沿用了苏联的一系列体制、制度与思想，因而中国当时的
法律思想应该也与苏联大同小异（很重要的一项依据便是中国的法学教材来自苏联），这样，问题就来了——首先，当时苏联的法律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产物，用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不妥当的；其次，即使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法律思想方面已经实现苏联化，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也未必吻合，盲目地借鉴也是不合适的。

2.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但它
们都未包含完整的社会法律思想。

综观党的第一、二、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结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层面最重要的成果即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而它所阐释大多是“什么是依法治国？”和“为什么要依法治国？”，而对于“怎么样依法治国？”的论述则相对较少而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3.当代中国的法学家们引进了大量欧美法学的成熟思想，却未能完全使之适应中国的“水土”。

这是由中国与欧美不同的思想传统造成的。

将西方的法律思想史与哲学史对照着看，不难发现，西方的法律思想是有其极其深刻的哲学传统和哲学渊源的。

一般认为，西方文明的思想渊源是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那么，就让我们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开始论述。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内部蕴涵着深刻的矛盾，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进行深刻研究并将其明确为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出现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而这场名实之争在近代则演化为经验论和唯理论这两条路线，而它们则分别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哲学渊源；其后，经验论和唯理论再次演化为新的历史形态并与法学更加紧密地结合从而推动法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说了这么多，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并没有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走的是完全两条路子），中国人骨子有仍旧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伦理道德，那些引进的西方思想要“服水土”还是十分困难的。

写到这里，我的意图已经相当明显。

许多同学都抱怨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无聊，认为它没有实际意义。

而我想要说的是，意义是要靠人去发现的，至少在现在的中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任务之一便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法律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法律思想层面的中国化，创制出真正完整严密系统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中国的法学专业的学生，理应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去努力为这一任务的完成做一些能做的事情。

同时，我更希望中国的政府以及专家学者担负起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