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评弹书目的创新研究

建国初期评弹书目的创新研究作者：王亮来源：《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06期[摘要]共和国建立初期，评弹艺术取得巨大成就，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评弹演出书目的内容与形式的革新。

在内容上，突破了“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秀才中状元”的传统窠臼，而以描绘社会主义生产与建设的场面为主题；在形式上，从作品篇幅、演员阵容、流派唱腔等方面塑造了中篇评弹的新型演出模式，并深获好评，展现了集体组织的优势。

这一革新运动，不仅满足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事宣传的需要，而且使国家掌握了一只文艺轻骑兵，在文娱宣传的过程中，达到了统一社会思想、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

[关键字]评弹；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图分类号：G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4）06-0059-11苏州评弹（以下简称“评弹”）是苏州评话与苏州弹词的合称，是起源于苏州，盛行于江南的地方曲艺，被国学大师俞大纲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

评弹渊源远溯唐宋，兴起于明末清初，后经文人与艺人的共同努力，渐成雅俗共赏的表演艺术而“风行于社会间”①。

评弹艺术的延续，除了艺人的不懈努力、孜孜以求之外，更重要的是评弹书目的传承。

书目演出有着固定的内容与形式。

在演出内容上，主要包括帝王将相的史实演义、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神话故事的民间传说，有人甚至笼统地归纳为“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固定内容。

在演出形式上，则主要立足于长篇，即一部书能说到数月，几近一年，适应有闲阶级生活娱乐的需要。

共和国建立初期，这些被称为“封建糟粕”的书目，被逐步整改或剔除，以实现演出内容与形式的全面革新。

一、内容与形式的革新上海解放之初，评弹艺人已开始编说新书以满足政府的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然而编说新书的过程是曲折的：既要说旧书来养家糊口，又要唱新书以紧跟形势。

在主动与迎合、被迫与无奈之间，他们或左或右地“前进”，逐步改革着评弹表演的传统内容与形式。

演出内容的革新方式主要有两种：一、艺人主动编说新书；二、政府以运动的形式促使艺人编说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书。

首先是艺人主动编说新书。

上海刚解放时，评弹界便组织了首次革新大会书，所演书目皆为艺人自编自演的新书，当时“评弹界一致觉得需要自己革新以求进步”②。

之后，艺人积极与作家合作，创编新的演出脚本，编写或者改编富有时代意义的故事，将“老书中的腐化的，神怪的部分挖去，又把新的材料填补进去，或者改说其他新书”③，如“蒋王档的《林冲》，周陈档的《陈圆圆》，唐耿良的《太平天国》等，将以崭新的内容贡献听众，”{1}并在1950年初上海剧艺界举办的“春节戏曲竞赛”中，荣获佳绩：杨震新编说的评话《李闯王》获得了竞赛最高奖项“荣誉奖”，评弹艺人刘天韵获“个人荣誉奖”。

{2}这说明艺人表演新书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赞扬。

新书虽能得奖，但却不卖座，所以竞赛结束后，艺人们便出现了“返旧”行为，重开传统书目。

于是政府采取措施，推动艺人的“前进”。

在这些措施中，借助运动形式促使艺人编说时事新书，最为立竿见影。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上海戏曲界成立时事学习宣传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剧种，“推动戏曲界用自己的艺术，对一般观众进行时事宣传教育”{3}。

在评弹界，评弹改进协会则经常召开会员大会，学习时事政治，推动宣传抗美援朝的工作。

同时，艺人与作家合作、编创新书，如《三雄惩美记》、《群魔会》、《抗美援朝去斗争》等作品。

在宣传婚姻法运动中，开始时艺人还只是插边花地谈一下，如徐雪月、程红叶、陈红霞在说《九件衣》时，“在插科中，大谈新婚姻法寡妇再嫁问题”{4}。

后来许多宣传《婚姻法》的作品陆续推出，如短篇弹词《一个违反婚姻法的人》便由横云编写，杨振言、朱慧珍在东方华美电台播唱。

{5}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1951年4月25日，评弹改进协会举行传达大会，“全体会员一致表示以演唱镇压反革命的曲艺来响应号召”。

{6}5月初，在电台节目演出中，蒋月泉、薛筱卿分别播唱开篇《陈小毛一斗三恶》，徐云志的开篇《公审反革命罪犯》，杨振言、张鉴国分别播唱开篇《大义灭亲》等，都是宣传镇压反革命的时事作品。

{7}5月下旬，评弹界举行宣传镇压反革命的联合公演，“各书场也都弹唱镇压反革命的评弹。

”{8}政府通过运动形式来促使艺人编唱时事作品，既可使艺人继续说唱新书，扭转艺人集体“返旧”的倒退局面，又可推进评弹内容的革新，充分发挥评弹作为文艺轻骑兵的功用，从而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可见在演出内容的革新方面，经历了两次转变：首先由“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传统固有内容转变为艺人编创或改编革命新书，接着进一步发展为通过运动形式，鼓励艺人编说时事新书。

两次转变，不仅改变了评弹传统书目固有的演出内容，扭转了艺人集体“返旧”的局面，而且促使艺人紧跟形势，编说时事宣传作品，实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戏改目标，进一步推动了评弹演出内容的革新。

评弹的革新首先从内容开始，以“使听惯旧书的听众们，易于接受，将新意识融化在书中，收潜移默化之效”，但评弹的革新绝不能拘泥于内容的创新，“在移步必先换形的原理下，既称新评弹，就（要）有新形式”。

{9}于是在内容革新的基础上，又开始了形式的革新。

新书，既有新内容，自应配以新形式。

评弹演出形式的革新，主要体现于演出篇幅的缩短。

原来的长篇书目，在建国后已为新听客所不容，书场生意逐渐清淡，对此，唐耿良、薛筱卿、杨振雄认为：“社会变了，原有的听众已经逐渐被时代淘汰，今后当觅取新的听众对象。

”{10}寻求新听众，就须演唱新的题材和新的内容，演唱内容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演出形式的创新，新节目应该短小精悍，因此书戏、开篇、短篇书目的演出日渐增多。

书戏，又称“化装弹词”，是由艺人演出的唱书调、念苏白、化角色装的戏曲形式。

书戏早已有之，“始于1911年，原为艺人自娱，仅演折子。

……1949至1951年间曾多次编演《小二黑结婚》、《林冲》、《众星拱月》等书戏，具有一定影响。

”{11}采用旧有的演出形式，说唱适应时代的新书，把说唱的表演转变为增加了表演的说唱，“评弹改进协会的这一新的努力的尝试……比起编一套新书，说半年六月才说得完的要好得多。

”{1}可以说书戏是艺人革新评弹演出篇幅的一种过渡。

但艺人演出书戏，亦有不足之处。

对此，倪五一批评说，原本拿着弦子、琵琶的弹词艺人在演出书戏时双手空空，不知如何安放，而且随着戏台的扩大，身体也不知如何安放，建议请一导演为大家排身段；另外书戏的演出，特别在紧张的场面，要注意“叫板”、“过门”等戏曲表现形式的运用，艺人若运用不当，便会“把台上的空气，一起松了劲了”。

{2}由以说表为主的演出形式，转变为一人一角的书戏演出形式，这种变革使得评弹向戏剧化方向发展，有丢掉自身特色的危险。

对此，周行强调“书戏，只能作为在会书后面的一场补充，也可以说是余兴，……书戏不可能作为评弹的经常业务，而影响了新评弹的展开。

”{3}他警示道：由于评弹本身的局限等问题，“评弹在目前还不可能改进到书戏”。

{4}吉公也认为：“与其另起炉灶表演书戏，还是驾轻就熟全力搞好新评弹”。

{5}因此，书戏的演出，由于戏剧化倾向而为评弹作家所诟病，但终归是一种缩短演出篇幅的过渡，于是演出形式的革新还需寻找其他出路。

开篇，原为开说正书前加唱的篇子，起定场的作用，但随着曲调、唱腔的发展，听众有因唱腔而喜专听开篇的，遂成独立演唱的节目，甚至广播电台亦有专唱开篇的特别节目。

如“弹词作家陈灵犀根据西蒙诺夫原著，编撰了一支《等着我回来》（的开篇），由蒋月泉、杨振言在人民电台唱出，”{6}结果，蒋杨二人“在人民电台播唱开篇以来，备受听众欢迎，……近该台同行又为之撰写《王贵与李香香》连续开篇，故蒋杨在最近期内，拟发行一本新开篇集，”{7}不久“蒋月泉杨振言二艺员主编的…新开篇集‟，将于本月半出版，取名为《空中书场弹词开篇集》，里面除艺员照片与老开篇外，并有《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的新开篇”。

{8}蒋、王等艺人在电台播唱的开篇，最终得以结集出版，既说明电台播唱开篇的流行，为听众所欢迎，也表明开篇在电台上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节目，这也是对评弹传统演出形式的革新。

到了“20世纪50年代，由于流派唱腔的繁荣发展，又有了以唱开篇、选曲为主的演唱会。

”{9}开篇本是艺人们开说正书前加唱的篇子，起定场作用，后来转变为在电台播唱的独立节目，再辅之以时事新书的内容，于是较之书戏，更能体现评弹的弹唱特色。

而且，时事开篇唱词固定，借助电台宣传效果更佳，所以开篇也就成为评弹篇幅革新的一种重要形式。

作家苏味道评价说：开篇是“弹词中完整的独立的作品，它包含各方面的时事常识，尤其与政治结合得很密切。

应当在正书以前，多多运用这个宣传的…轻武器‟，来达到教育的目的。

”{10}但是开篇只有唱词，并无说表，篇幅过短限制了深入的表达。

因此一种更能体现内容完整性的新形式呼之欲出，这就是短篇书目。

短篇书目，亦称“短篇评话”、“短篇弹词”，是评弹书目类型之一，其篇幅短小、人物较少、情节简单，但说噱弹唱一应俱全，一小时左右即可说毕，“是评弹1949年以后创造的新样式，多反映现代生活题材”。

{11}在1950年的春节戏曲竞赛中，黄兆雄“曾编《红灯记》短篇新弹词，供给他同道们奏唱”，姚声江也“曾将《火烧震东市》，编成短篇评话，正在《上海书坛》半周刊连载，笔调轻松活泼”。

{12}较之新编的长篇书目而言，短篇书目有自己的优势：“新编的长篇作品，实在不容易争取新听众和短期听众”，因为“现有的书都嫌过长，须说一年半载才完，听来很吃力，不妨来编些短篇弹词，给听者换口味”，再有短篇书目“内容浓缩，情节紧凑，听时必格外有兴趣”，“肉噱很厚”。

{1}因此，短篇评弹是评弹篇幅革新的方向之一。

同时，作家禾也强调：“在目前推动某项政治任务，或宣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史迹，最最适用的是短篇弹词。

”{2}可见，短篇书目由于篇幅短小，内容精炼，又不失评弹特色，而受到艺人与作家的推崇，同时它也非常适宜于宣传时事政治，成为评弹艺术形式革新的重要选择。

此外，评弹形式的革新还有其他表现。

在唱腔革新方面，评弹曲调原仅有陈调（陈遇乾）、马调（马如飞）、俞调（俞秀山）三种，后经艺人创新而塑造了周调与马调混合的蒋调（蒋月泉）、在马调基础上形成的沈调、薛调（沈俭安、薛筱卿）以及朱介生的新俞调、夏荷生的夏调等等。

解放后，“杨振雄说《武松》新弹词，逢武松出场，如打虎杀嫂等回，常在陈调之前，加唱半阕点绛唇。

陈调的运腔，也有变更，显得格外雄壮，气愤填膺！”{3}在语言运用方面，强调语言应通俗化，“改用白话来写”；{4}反对新评弹使用中州韵，不伦不类，应该“多多采用国语而废止中州韵”{5}。

在说表艺术方面，应该甩掉不必要的挂口，指出“要提倡新书的话，如果再不把这不合理的东西拿掉，请问新在哪里？”；{6}反对“扦讲同道”，认为“它竟完全成为对于同道的无聊的甚至含有恶意的谑笑了”，这是“评弹界的耻辱”，所以在评弹全面改革之机，这一恶习应该抛弃；{7}应该“净化噱头”，剔除陈腐的、浅薄的、无聊的噱头，容许对敌人、反动同志阶级讽刺的噱头，提倡对人民有益的噱头；{8}批评“旧时代的艺人喜欢夸张所谓…活口‟，以能随机…抓口‟为…好本领‟；但事实上却也往往在此等地方犯大错误”，因此强调“活口不足取”，上台之前应做好准备，“必须站稳了立场为工农兵服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