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空间形式_巨型区域和全球城市

2011 Vol.26, No.234 Novel Spatial Formats: Megaregions and Global Cities萨斯基娅·萨森 著 许玫 译新型空间形式：巨型区域和全球城市文章原载于徐江等人编著的《巨型城市区域的管治与规划：一个国际比较的视野》（Governance and Planning of Mega-City Region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edited by Xu, J and Yeh, A.O.H. UK: Routledge, 2010.)；作者授权本刊发表中文译文。

作者：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 ），见1页作者简介译者：许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国际城市规划》杂志编辑经济活动的尺度、空间和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产生了新型的空间形式。

其中较为突出的全球城市和巨型区域，引发了一系列新旧全球城市间地理格局的产生。

反过来，这些转变也要求我们重新解释和制定政策框架，以适应这些新的空间形式，尽可能实现利益和分配潜能的最大化。

笔者并没有回顾这一转变过程的全部要素，而是检验了巨型区域和全球城市的空间特性和经济内容。

政策问题相当复杂，行政部门之间也存在多样化，需要单独进行讨论，本文不再赘述①。

尽管巨型区域与全球城市是不同的形式，笔者认为其中依然可以分析出相似的运行机制。

突出的有两个，一是扩张及其结果，即巨型区域尺度和全球尺度的扩张；另一个是地理分散和集聚经济新种类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分别在巨型区域和全球城市中运行的机制。

对这两种非常不同的空间形式的共同分析基础进行详细说明，能够帮助我们发展一种更为清晰的实证研究方法或者政策。

这些不同的空间形式也有助于评估政治决策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一个国家中更为全球化的城市（或城市群）与其他区域之间更进一步的经济一体化，后者目前在国家疆域体系中发挥的是次级功能。

换言之，采用巨型区域的尺度可能有助于连接“先进者”和“落后者”。

因而，巨型区域成为涵盖全球化城市和省级城市及其区域的一个尺度。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先进者”和“落后者”的这种连接是否也可以通过强化全球政治经济中“先进者”和“落后者”之间的联系而扩展到跨境城际网络。

一种后果是，不仅“先进者”得到了特权，“落后者”也一样得到特权。

前者很典型，世界级城市和硅谷的形成无不“瞄准”了这种资源。

更确切地说，在一个巨型区域里，通过复制全球尺度上现有的做法，特别是以外包的形式，“落后者”也能与“先进者”积极地联系到一起，并且，因为低成本地区与“先进者”处于同一个巨型区域中，它们可能以一种创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这并不是要去制定聚焦于最先进部门的通常的经济政策，而是更关注于较贫困的区域；不是作为一种救济而是将它们视同先进部门的一部分。

毕竟，当大型企业把它们的工作外包到世界各地的低成本区域时，它们也将其任务进行了外包。

很多先进的经济部门兼有不同的任务，使之既偏爱在低成本区域也偏爱在高成本密集区域来承担这样或那样的任务。

仅举一个例子，这种联系的塑造将为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中一些较贫困地区带来价值，因为这些地区可以被开发来接纳现在外包给低工资国家的经济活动。

一个关键的目标是避免伴随这些离岸活动所产生的竞次现象（a race to the bottom ），假如总部和低工资的活动都在同一个国家，那么事情就简单了许多。

第二个目标是为今天占据主流的发展路径——比如为诸如生态科技园区和高档办公园区的高端经济活动提供优惠政策——提供备选或补充的路径。

除了将落后者或者说不太成功的区域纳入目前主要针对成功区域的政策框架之外，还要理解在城市层级中处于中列的城市如何顺应如今的全球城市间的地理格局。

就美国而言，① 本文源自两个大型课题，它们包括政策讨论和详尽的参考资料（RPA 2007; OECD, 2006）。

很多这样的中档城市也是巨型区域的一部分。

在巨型区域和城市间地理格局之间搭建起来的分析桥梁基于这样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企业现在的业务链成为这两种空间形式的一部分。

这在现有的全球城市知识体系之外，开启了一套全新的关于经济全球化和场所的研究议程。

这里笔者从一份最近的研究中检验了2008年的数据，该研究针对世界上70多个“全球中心”，其中包括9座美国城市。

研究的目的是在通常的前20座全球城市之外扩大全球城市的范围，减少对这20座城市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在我们理解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城市上所造成的主导性影响。

同样地，检验美国最大的9座城市也扩展了原先人们所熟悉的美国3座或4座全球城市这一范围。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全球城市功能的地域介入类型和数量也在扩大；例如在美国，这些功能已经走出了纽约这一座城市。

我们也因此能够捕捉到全球城市间流动的增长和多元化。

这就是本章所要阐述的问题。

第一节简要介绍了巨型区域和全球城市以及它们的城际地理格局。

第二节汇集了关于这两种空间形式的关键性研究。

第三和第四节则分别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对巨型区域以及主要和次要的全球城市的繁衍进行了分析。

两大新型的空间形式全球范围一个主要的明显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大型城市化区域的形成，从某些角度来看最佳的说法就是巨型区域。

笔者采用了RPA①关于美国十大正在崛起的巨型区域的定义，这些区域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RPA, 2007）。

通常它们仅仅被看作有很多共同点的场所——更多的人和更多的无穷无尽的城市景观。

从最根本上来讲，巨型区域是一个地理范围内人口增长的结果，在那里城市和大都市区域相互融合。

而且这样一来确实需要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电力设施以及各种形式的区域规划和协调，正如今天所能看到的那样。

但是，这些意味着城市化经济扩展的条件是否是要考虑的全部内容？笔者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巨型区域是一个内部经济非常多样化的地域，可容纳各种空间逻辑——尤其是关于集聚和分散的逻辑，有可能产生高成本高密度的区域和低成本低密度的区域。

我们知道，大型综合企业的运转需要这两种区域。

因此，由空间逻辑的这种多样性可以推测，巨型区域这一尺度能够用来探索新型的发展战略，希望既有利于巨型区域内更先进的地区也有利于不那么先进的地区。

这种探索将利用创新型管治这把“大伞”和新型的公私合营模式。

比城市更大的大都市区和区域，其共同的优势是可以分享交通基础设施，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推动住房市场的强劲走势；也有望推动办公楼和科技园区的开发。

但更复杂和难以琢磨的是，巨型区域的经济交融的利益是否能超过这些所熟知的规模经济形式。

关于这个题目还没有权威性的研究。

为此，实证方面的研究只是局部的，在城市层面上可提供的证据是不完整的，这在研究巨型区域这一新类型上尤为突出②。

不过，该题目的某一特定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分析和证据——城市层面特定的集聚经济类型为全球企业和市场带来的优势——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检验巨型区域层面的一副镜头，而不仅仅局限在城市化经济形式上。

集聚经济应该从所熟知的城市化经济形式中区分出来，因为它们涉及到多样化因素的复杂交合，而不仅仅是诸如更多的人利用一条铁路线或者所能产生的规模经济等。

不同于通常的论断，我认为巨型区域层面的具体优势包含并来自于一个区域空间中并存的多个类型的集聚经济形式。

这些类型的集聚经济形式如今被分散到各种经济空间和地理范围中：中央商务区、办公园区、科技园区，以及产生自大型（不是特别大）通勤带上的交通和住房效率、低成本的制造区（如今通常是离岸地区）、旅游目的地、农业专业分支（如园艺或有机食品）以及全球城市中很明显的各类集聚经济形式。

每一个这样的空间都代表着截然不同的集聚经济形式，并且至少在不同地理环境上可见端倪，无论是从城市到乡村还是从地方到全球。

这里的论点是，巨型区域足够大和多样，以至于比现在还能容纳更广泛的集聚经济和地理环境类型。

这将利用巨型区域区位的优势，超越城市化经济形式的概念。

一个巨型区域也因此能被视作这样一个层面，即它可以在复杂经济体需要多种类型的集聚经济形式和地理环境这一事实中受益。

这种多样的集聚经济形式从以专业化、先进的企业服务为特色的高度集聚经济形式到以郊区办公园区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低收入制造业为特点的适度集聚经济形式。

巨型区域能够将这种多样性结合在一个单一的经济巨型区内。

实际上，大体来讲，它能够为外包给其他地区或国外场所的特定（并非所有）活动的回归创造条件③。

因此，本文的一个关键议题不仅是对巨型区域的内容发问，例如对其经济部门、交通基础设施、住房市场、制造和传播的商品和服务种类、进出口业务等进行x光扫描式的分①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译者注②关于对次级国家层面的数据所存在的缺点进行的确切检验，请参考国家科学院2003年的报告，也可参见OECD, 2006。

③除了公司运营链各部门按地区分布之外，也有人提出应对各种商品链的更多部门实行分区，例如，参见Gereffi et al., 2005。

萨斯基娅 · 萨森 新型空间形式：巨型区域和全球城市35本期主题析，还要对巨型区域内的经济互动进行说明，以期发现能够重新纳入到该区域的要素（例如，现在外包到其他国家或外国地区的工厂或日常行政工作）以及不断涌现的巨型区域的优势。

对巨型区域和全球经济发问的一条途径是通过跨境连接的特定全球环路来进行。

一个巨型区域内存在着多种次级经济体，这意味着这种跨境环路可能也是多样的（Sassen, 2008a, c; SAIS, 2008）。

识别这些环路对于部分次级经济体来说（例如硅谷和好莱坞）比另外的经济体要容易得多（例如中西部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机械行业和华尔街）。

如今关于这些全球环路的最佳数据，除了专业公司的研究和商品连锁店（例如沃尔玛）之外，关注的是全球金融和专业性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城际网络。

特定的网络连接着特定的城市群，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关于城市在全球经济中多种角色的详细情况。

城市间地理格局的形成对新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新的文化空间以及新的社会网络所需要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做出了贡献。

部分城市间地理格局是稠密和非常明显的，如人才、游客、艺术家和城市特殊群体中的移动人口的流动等。

其他城市间地理格局则是稀薄和难以看见的，如，由所涉及的金融工具类型决定的，连接着特定城市群落的高度专业化的电子金融交易网络。

略微稠密一些的是多种产品的全球商品链，联系着进出口中心。

我将在本章稍后部分简要分析一下某些专业化的城市间地理格局。

这些城市间地理格局中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维度，也是笔者在研究中偶然发现的维度，是当今全球经济对不同城市和地区的专业化能力起到的积极作用。

这与更通常的说法是对立的，也就是全球化使全球经济同质化，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