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丕烈——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

黄丕烈——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
中国古代文人好以“虫”自比，有两种虫最为人所称颂。

一种是“鞠通”，古琴中的蛀虫；一种是“脉望”，古书中的蛀虫。

生活于清代乾嘉时期的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就自称“书虫”、“书魔”、“痴绝”。

黄丕烈像
说起黄丕烈在中国藏书文化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要套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来概括，应该是藏书界中五百年来数第一。

黄丕烈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不仅在藏书质量、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在书目题跋、校勘考订、刻书事业、藏书文化的推进和传播等各方面达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巅峰。

他一生似乎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访书、购书、读书、校勘。

晚年的黄丕烈生活窘迫，但他无怨无悔，在玄妙观旁开滂喜园书籍铺，实行以书养书的战略，仍然洒脱地做他的书奴。

科场失意藏书始
黄丕烈，苏州人。

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五月，卒于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享年63岁。

黄丕烈祖上本居福建莆田，后迁江宁（今南京），及曾祖始定居长洲（今苏州）。

殷实的家境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少年黄丕烈与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也是为了尊重父辈的愿望，走上了科举考试的道路。

乾隆四十六年（1781），19岁的黄丕烈考中秀才，入长洲县庠。

乾隆五十三年（1788），黄丕烈又以位居第三的名次考中举人，他最初的科举之路可以说还是较为顺畅的。

但也是从这时开始，在以后十多年的历次会试中，黄丕烈不但没有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就连进士的大门也没有敲开。

一次次的赴京赶考和落第南归，黄丕烈经历着期待和失望的煎熬。

直至嘉庆六年才由举人提拔为直隶知县，但他不愿就任。

后由其父出资，为他捐得六部主事一缺，但他无意仕途，旋即弃官归里。

仕途不顺的黄丕烈万念俱灰，于是他选择了收藏书籍作为他一生的追求，“惟此几本破书，尚有不能释然”。

黄丕烈手校、吴湖帆夫妇校藏《梦窗词丙丁稿》
据《黄丕烈年谱》考，黄丕烈藏书之始，是在他二十六岁那年，得校本《楚辞》残本于滋兰堂主人朱文游家；第一次手录善本书，是在二十七岁那年冬，借朱氏滋兰堂藏沈宝砚校本《扬子法言李注》十卷而录之；得第一部宋版书是在三十岁时得《大戴礼记》，其跋云：“十一月中于书肆得宋刻本，适余友顾抱冲欲得惠校本，因照原值归去，以惠校本即宋本也。

”
自此以后，他藏书的嗜好一发不可收，凡遇善本，不惜重金而购之。

他在宋余仁仲刻《公羊解诂》卷首跋云：“（此书）余务在必得，惜书而不惜物，书魔故智有如者。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黄丕烈先后收藏宋版书达二百多部，称雄海内。

他人生几十年的寒冬暑夏，全部都投入到藏书活动中去了。

数度搬家只为书
黄丕烈一生都居住在苏州，先后搬家数次，居所斋名亦多有变化。

他早年居所在城南昭明巷，室名曰“养恬书屋”；33岁时，昭明巷旧居失火乃迁至新居王洗马巷。

是年购得宋代严州刊本及宋景德官刻本《仪礼》两种，因《仪礼》又名《士礼》，内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诸篇，为志其盛，因此，更名王洗马巷新居为“士礼居”，又取名“联吟西馆”、“荛圃”，书室名曰“小千顷堂”。

重修后的苏州黄丕烈故居
嘉庆七年（1802年）的十二月，40岁的黄丕烈再次举家迁居到城东悬桥巷。

因为城东书肆汇聚，仅玄妙观前便有书肆十余家，所以城东悬桥巷便成了黄丕烈迁居的首选之地。

首开祭书礼，后人也效仿
黛玉葬花，丕烈祭书，同为千古风流事。

两百多年前，黄丕烈的祭书活动，在书林就很有名气。

每到年末，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用鲜花作供，焚香，然后大礼参拜，口中念念有词，不外是“长恩默佑”、“子孙永宝”之类的虔诚吉利话。

一圈子爱书的朋友，拿着各自书楼里的镇楼之宝，相互品评玩味，
饮酒诗赋，同人唱和，宾主尽欢。

仪式结束后，大家饮酒赋诗作画，将这一书林盛事刻于文集，传流后世，祭书之会，不仅是文人的雅聚，而且是藏书家之间交流经验、互通有无的一次聚会。

《国语》二十一卷，清嘉庆五年黄氏读未见书斋刻本
黄丕烈祭书的时候，学界名流陈鱣、顾千里、吴翌凤、石韫玉、瞿中溶都参加过。

从嘉庆六年（1801）至十六年（1811）及二十一年（1817）除夕，黄丕烈共举行祭书十二次，后因经济拮据而无力举行了。

嘉庆六年（1801）除夕，黄丕烈在读未见书斋中，“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首开祭书之礼。

黄丕烈的祭书活动，在后世也有很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就曾重举祭书之典，陈列每年新收的古书善本珍籍，遍请同好，恭行祭书之仪。

“佞宋主人”名扬天下
“佞宋”是黄丕烈藏书的最大特点。

明末清初，宋版书日益减少，存世的宋版书渐渐成为藏书家追求的目标，以至形成书史上的佞宋之风。

民族大学馆藏宋版书《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七》
宋版书大多精于校刊，许多著作最接近原本原貌。

从传世实物看，宋版书是现存最早的印本书。

宋版书大多是名家书体上板，多采用唐代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或秀雅古劲，或笔势生动，或从容华贵。

宋版书刻工精美，良工云集，刀法一流，字体及开本硕大，令人爽心悦目。

纸墨精好，墨色鲜艳，油光可鉴，无论黄麻纸还是竹纸，精品书如群星闪耀。

触摸宋版书是很多古籍研究专家终其一生的愿望，但事实上，能够看一眼实物、甚至看一眼影像都很难。

因为它珍稀，因为它昂贵，更因为它刊印精美，装潢考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黄丕烈就好宋刻，只要听说有宋元精椠，或旧抄善本，就一味搜求不舍。

久而久之，得宋刻古籍一百多种。

嘉庆七年（1802年）末，黄丕烈请顾广圻撰《百宋一廛赋》。

“百宋一廛“是黄丕烈专藏宋刊本之处。

两年后，顾广圻撰写完成，并雅称黄为“佞宋主人”，黄丕烈欣然认可，且以自号。

南宋刻本陶渊明《陶靖节先生诗》，国家图书馆藏
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

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数据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

黄丕烈原已购得《陶渊明集》，格外希望二陶集能够聚合。

藏书家周春江将《汤注陶诗》卖出后，黄丕烈就追踪购买，先出40两银子，没想到吴东白已随即将书售与一个叫蒋梦华的人，后来黄丕烈又通过友人吴子修向蒋梦华借来，久经磋商，嘉庆十四年（1809年）才以一百两银子的价格买了下来。

他感慨说：“此余佞宋之心固结而不可解者，后人视之毋乃讪笑乎。

”黄丕烈把费尽曲折买来的宋版《陶靖节先生诗》和原先自己收藏的宋版《陶渊明集》放在一起，给藏书室起名“陶陶室”。

斯人已故去，而如今在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中，还保藏着这两部珍贵的文献，
记载着这段藏书故事。

错失影宋本，竟大病一场
像黄丕烈这样的书痴，得到一部好书自然欣喜若狂，但得不到的时候也会坐立不安，最极端的时候，他竟会直接大病一场。

陶正祥是当时著名的书商，家有五柳居，过手珍奇异本甚多。

嘉庆十一年（1806），其子将其得到的一本《影宋本周易集解》拿给陈鱣看，并要高价出售。

陈鱣正准备从陶氏手上购买此书时，有好事者给黄丕烈通风报信，于是黄氏急忙派人到五柳居去购买，但陈鱣与陶氏商购在先，且不肯将书让于黄氏，为此，黄丕烈急得大病一场，卧床不起。

《注本隶释刊误》一卷，清嘉庆十年黄氏士礼居刻本，书牌
陈鱣知道此事后，作为黄氏好友于心不忍，把此书让给他。

黄丕烈买到此书之后，病也就好了。

病好之后，黄丕烈自号“复翁”。

他特意制作了一个楠木箱子来盛放这部书，每到年底祭书时，把此书置于首位。

等到黄氏晚年贫困之时，对外出售部分图书，陈鱣知道后派人以30金的高价向其议购此书，并最终将这部书购归其向山阁收藏。

抱残老人，两残本由他合二为一
黄丕烈还好收残本、重本、未见本，故此自号“抱残老人”。

好收残本、重本、未见本，目的是为了从各方面保存、了解所藏书籍原貌。

他曾说：“余喜蓄书，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烂不全者，亦复蓄之，重出者取为雠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

”关于黄丕烈收残本之举，在历史上还流传着这样一段趣话。

（吴）韦昭注，（清）黄丕烈撰《国语二十一卷附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一卷》，清嘉庆五年（1800）黄氏读未见书斋刻本，2册，纸本，28.1×17.8cm
有一部书，他先从陈鳝处得半部从未见过的刻本，过了几年，他又从张绍仁家收得此书同样刻本的另外半部，将两个半部归为一处时发现竟能合而为一部完整的著述，这就是他所藏的《庆湖遗老诗集》。

事后，他曾不无得意地说：“蓄重出之本与未见之本，此余一己之独见也。

”
黄丕烈有一处藏书处，名为“读未见书斋”，里面藏的书，多是世上所罕见的书籍。

黄丕烈好收未见本，一是因为他兴趣广泛，喜博采广收；另一方面，他深知未见本是藏珍贮宝之处，因而有意于对未见本的收集工作。

正因为如此，他的藏书品种多样，有很多稀有而珍贵的版本。

丰富而优质的藏书，为黄丕烈日后的图书校勘和刊刻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黄丕烈&顾广圻，校勘界的黄金搭档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毫不吝惜地称黄丕烈为“校勘最专门名家”，并将《士礼居丛书》列为“校勘工作的代表书籍”。

而黄丕烈和前文提到的顾广圻，则堪称校勘界的黄金搭档。

顾广圻像
清代乾嘉之际，考据之风大盛。

以黄丕烈等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宋明以来游谈无根、主观臆断的空疏议论，强调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致力于材料的搜辑整理，校勘之学遂兴。

乾隆五十八年（1793）左右，黄丕烈聘请顾广圻为“西席”，约有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顾广圻为黄丕烈校勘、抄录和序跋了许多古籍或抄本，这可以说是清代藏书史上少有的“天作之合”，令人艳羡。

嘉庆七年（1802）春，黄丕烈赴京参加会试，顾广圻也离开黄家，参加由阮元主持的《十三经注疏》的校勘之事。

同年秋天，顾氏自杭州返回苏州，黄氏也已在夏天从京城回到苏州，两人再度相见，顾氏不胜感慨地对黄氏说：“近日喜讲古书者竟无其人。

”
前文提到，嘉庆七年末，黄丕烈请顾广圻撰《百宋一廛赋》，此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对“百宋一廛”中所藏宋本书籍一一作了生动的描述，这是一篇凝结了二人共同心血的版本目录学名文，也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顾广圻撰写的《百宋一廛赋》
黄丕烈在长期校书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第一，黄丕烈提出校书要广罗众本，择善而从。

这是我国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

他读校过的留下校勘文字的图书版本有数百种，其中精心而完整校过的本子少说也有数十种。

他校勘古书，一般都是搜集多种不同版本进行互校。

严可均《百宋一廛校书图》
第二，黄丕烈主张校书要严守家法，以传统的“死校”为主，不轻易改动一字。

校书有“死校”法和“活校”法。

所谓“死校”，就是据此本以校彼本，只指出其错误异同，不改动原本。

而“活校”则可以下判断，改原本。

他采取“死校”的方法，是为了保存古书的本来面目，防止发生武断和臆说的错误。

他不轻易改动一字，以便后来的学者参考研讨，也便于原本完整流传。

在宋元版本流传日少的情况下，用“死校”之法，将宋元刻本的文字内容一字不易地校于近刻本之上，在近刻本上留下宋元版本的原貌，使之得以流传后世，以利来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百宋一廛
黄丕烈主张“死校”，绝不是泥古不化、一成不变。

实际上，他也时常采用“活校”法，他是在以恢复古书原本面貌为宗旨的前提下，综合采用了各种古籍校勘方法。

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十分可取的，乾嘉间的藏书家和校勘家中，其校本质量最为真实可靠的，非黄丕烈莫属。

古书一经黄丕烈校勘，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善本。

这当然是与黄丕烈善于“死校”的校勘方法分不开的。

他的校勘实绩，直到今天，仍在古籍整理和有关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校勘《穆天子传》，竟能治病
有一次，黄丕烈重病，但得到一部明代翻刻的《穆天子传》。

这部书是明万历时程荣校刻的汉魏丛书本。

全书共计六卷，8514字。

其内容主要记述周穆王西巡狩猎、在畿田畋游及盛姬之事。

他批校此书时，曾“遍借诸家藏本，手校于此”。

黄丕烈校注《穆天子传》
他批校此书用了八种善本校对，也就是说经过黄氏批校以后，一书在手，可以知道八个本子的情况。

他在重病时以校对书中的文字自娱，心情由此好起来，病也痊愈了。

这部“顾校黄跋”的代表作品，具有重要学术和文献价值。

如今可在天津图书馆看到其原貌，并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有“黄跋”，即一级名品善本
对于藏书界来说，黄丕烈所作的题跋，俗称“黄跋”，就像阿里巴巴藏宝洞中的芝麻开门，已经成为古籍善本收藏界的一个专门术语了。

黄丕烈习惯于为他所收藏的古籍善本一一撰写题跋，这些题跋有900种以上（一说有千余部），至今已有814篇被后人多方搜集，编辑成为极富价值的版本目录。

在光绪八年（1882年）代表他版本学成就的藏书题跋，才第一次被搜集出版，这就是《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黄丕烈撰《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清光绪八年跋吴县潘氏刻本
遥想当年黄丕烈神游在古版经典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古典书，那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其乐融融。

他将题跋的写作当作全面表现自己一生活动的一种文体和形式。

他的家庭、儿女、日常生活、藏书生活、学术观点、学术活动、好友交游乃至诗作，都不遗巨细地出现在他的题跋中。

他的题跋不仅保存了大批珍贵的版本学资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他本人生平、思想和建树的主要参考文献。

经他拣选、题跋过的古籍，即使不是宋元佳椠，也因跋文中丰富的藏书故事、严谨的学术考证，
以及版本自身的稀有性而受到后人珍视，故有“黄跋”之称。

黄丕烈跋文
早在嘉庆年间，黄氏藏书刚刚散出之时，凡有“黄跋”者，每册价格就比未经题跋的贵上十金。

历经战火及文化劫难，散落民间的“黄跋”早已稀如星凤。

按现代确定的善本古籍定级标准，凡有“黄跋”之书，即可列入一级古籍善本。

忍痛转收藏书，珍藏佚散殆尽
私家藏书，没有聚而不散的，有的遭天灾人祸，有的为子孙售卖。

黄丕烈的藏书也逃脱不了这一魔咒。

他的全部藏书，在嘉庆末年开始散出，至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

嘉庆二十年（1815），黄丕烈曾忍痛将其视为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的宋版《前汉书》一百二十卷转售与汪文琛，并在书前写下：“此北宋精刊景佑本《汉书》，为余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藏箧中三十来年矣，非至好不轻示人。

郡中厚斋都转偶过小斋，曾一出示，继于朋好中时一及之，奈余惜书癖深，未忍轻弃，并不敢以议价致蔑视宝物，因思都转崇儒重道，昔年出资数万敬修吾郡文庙，其诚挚为何如。

”
黄丕烈题跋明抄本《画鉴》
黄丕烈《玄机诗思图跋》诗注中说：“吾家百宋一廛中物，按图索骥，几为一空。

”“按图索骥”之人指的就是汪士钟。

在该跋中黄丕烈又说：“此书（《唐女郎鱼玄机诗集》）曾为艺云主人指名相索，予曰：'留此为娱老之资，虽千金不易也。

'从此无有过而问焉者。

”稍后即在这年黄氏就去世了。

黄丕烈的藏书中，善本秘册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

继而又先后归杨绍和海源阁、瞿镛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皕宋楼。

这是清代藏书链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一环。

其藏书现存于国内者，绝大多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等；流往国外的，则藏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此文库
成了日本乃至世界上的汉学重镇。

一生藏书，名标史册
黄丕烈的藏书活动包含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所有现象：藏书、藏书室名、藏书印章、校书、受书、易书、借书、抄书、刊书、版本、古书修复。

在所有这些方面，黄丕烈都有精彩表现，都有独特的思想理论，对后世的藏书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他在古籍界被视为传奇的人物，以书为尚，苦心集藏，使蔚然之风经久不息，延绵至今，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