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 报告的“漂绿”与反“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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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漂绿”主要表现为借 ESG 研究之 名行超额回报研究之实。目前已有成千上万的学者 在探索 ESG 投资与阿尔法系数之间的关系，但只 有少数学者关心 ESG 投资是否会对社会责任和环 境产生积极影响的问题。这种过分关注 ESG 投资 与超额回报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忽略 ESG 投资能否 真正影响和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与生态环境的学术 研究，背离了 ESG 研究的初衷。
才能提出治理“漂绿”的系统性对策。 ESG 报告“漂绿”现象日益突出，既有外因，
也有内因。 ESG 报告“漂绿”的外因主要包括利用制度
安排缺陷、迎合评级机构偏好、满足绿色融资需要、 改善企业环保形象等四个方面。
其中，ESG 评级机构偏好为企业和金融机构 的“漂绿”指明方向，MSCI 等评级机构对企业和 金融机构的 ESG 评级，一方面为改善生态环境保 护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正向激励或负向惩 罚，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漂绿” 的强烈动机。知名评级机构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 ESG 评级具有明显的经济后果，高 ESG 评级往往 能够带来积极的股价影响或更好的融资机会，而低 ESG 评级最终会拖累股价或增大融资难度。因此， 迎合 ESG 评级机构的偏好（譬如评级机构对温室 气体排放的评价往往赋予改善程度等相对数更大的 权重，赋予减排绝对数较小的权重，这种做法显然 不利于缓解气候变化），按图索骥式的 ESG 报告应 运而生，按照评级机构公布的评价指标和评分方法 编报 ESG 报告以尽可能获得高 ESG 评级，成为很 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投机取巧 的做法忘却了 ESG 旨在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 生态环境的初衷，不利于企业将主要精力用于降低 碳足迹而不是去迎合评级机构的偏好。 一些企业 和金融机构为了获取高 ESG 评级甚至不惜诉诸“漂 绿”，妨碍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 碎片化披露，把重要的不同组别的碳排放数 据放在不同报告中披露或通过网站、博客等方式进 行披露。
• 存在不充分、不完整或不一致的内部验证机 制，对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和计算缺乏内部治理和数 据鉴证机制。
• 存在不充分、不完整或不一致的外部验证机 制，缺乏由合格和经过认证的鉴证机构对碳排放数 据进行真正的独立验证。
其中，气候相关治理机制不健全使企业和金融 机构的“漂绿”肆无忌惮。高质量的 ESG 报告离 不开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 尤其如此。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倡 导的四要素（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 气候信息披露框架日益成为主流，并被 ISSB 所借 鉴。该披露框架从四个方面对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提 出了 20 项明确要求，核心思想是必须明确董事会 和管理层在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方面的职责与权 限，要求董事会督导管理层评估气候相关风险与机 遇的财务影响，督促管理层制定和实施应对气候相 关风险与机遇的战略，检查管理层应对重大气候相 关风险与机遇的实际表现。所有这些都要求董事会 必须拥有生态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胜任能力，而 现实情况与此大相径庭。纽约大学斯特恩可持续发 展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前 100 家大型公司 的 1188 位董事中，只有 6% 的董事具有环保相关 方面的认证，只有 0.3% 的董事具备气候或水资源 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项由美国银行针对 600 多 家企业与机构投资者所做的调查发现，尽管大量企 业作出了“碳中和”承诺，但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 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扎实计划。气候相关专业知识
笔者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编写的《上市公 司 ESG 实践案例》（上下册）中的 133 家上市公 司 ESG 案例，发现上述十种“漂绿”行为在我国 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且选 择性披露、报喜不报忧、只谈环境绩效不谈或淡化 环境问题的现象比较突出。若不对企业的“漂绿” 行为加以遏制，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有沦 为公关宣传噱头的风险，误导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控 制成效的判断，不利于我国有序实现“双碳”目标。
再如，绿色融资需求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漂 绿”提供刺激。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决 策高度依赖于 ESG 报告，其他条件保持相同，能 够展示更强环保意识和更好环境绩效信息的企业， 更易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取贷款或投资。因此，企 业为了获得绿色金融机构的青睐，提高绿色贷款可 获性、降低资金成本、吸引绿色投资，“漂绿”ESG 报告的冲动在所难免。此外，打着 ESG 或可持续 发展招牌的投资基金不仅可以树立对环境、社会负 责的良好形象，吸引具有 ESG 理念的投资者的投 资，而且可以收取更高的管理费。FactSet 的数据 显示，被定义为社会责任投资的基金管理费比普通 基金高出 43%。在这种以 ESG 投资为荣的资本市
近年来，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 术语热度不减，成为政界、商界、学界最脍炙人口 的用语。与这些时髦用语相伴而生的是“漂绿”“漂 蓝”和“漂粉”等复合名词的诞生，它们从英文中 的 Whitewashing（漂白）衍生而来的。其中，“漂 绿 ”（Greenwashing） 指 企 业 和 金 融 机 构 夸 大 环 保议题方面的付出与成效的行为，在 ESG 报告或 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作出言
在金融界，“漂绿”的显著特点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宣传上夸大其词，对 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绿色基金缺乏严 格的界定或界定标准不统一，不仅造成横向可比性 极低，而且造成许多冠以绿色金融名号的金融机构 和金融产品名不副实。二是夸大绿色金融环保绩效， 或环保绩效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撑。三是言行不 一，从事有悖于 ESG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投融资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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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氛围下，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往往难以抵御“漂 绿”的利益诱惑。这就解释了资本市场上为何很多 ESG 基金徒有其名。
ESG 报告“漂绿”的内因主要包括治理机制 不够健全、内部控制不够完善、数据基础不够扎实 和伦理氛围不够浓厚等四个方面。
双重因素侵蚀 ESG 报告公信力 “漂绿”现象普遍存在，削弱了 ESG 报告的公
信力，成为阻碍 ESG 投资的一大“公害”。标准 普尔发布的报告表明，超过 44% 的投资者在进行 ESG 投资时最大的顾虑就是“漂绿”，他们对企业 和金融机构夸大环保绩效的行为深感担忧。因此， 必须认真分析 ESG 报告“漂绿”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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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日益突出的“漂绿”现象 尽管“漂绿”现象最早出现在消费品市场和服
务领域，但近年来已经蔓延至 ESG 报告或可持续 发展报告，值得关注和警惕。
在 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兴起之前，“漂 绿”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营销领域，突出表现为虚 假广告宣传。2016 年《巴黎协定》签署以来，世 界各国纷纷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布的 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 展报告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漂绿”现 象开始向与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领域蔓延，突出表 现为过分渲染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蓄 意隐瞒企业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劣迹。就 ESG 报告 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而言，“漂绿”在企业界、金融 界和学术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首先，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绿 色基金缺乏统一和明晰的界定，迄今还没有统一的 国际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将国内外的绿色金融规模 直接对比，可比性存疑，似有“漂绿”之嫌。其次， 各种绿色金融规模的统计数据缺乏独立验证，资 金是否都投入绿色经济相关产业也缺乏独立鉴证。 CBI 2021 年 5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3 月期间发行的绿色债券，虽然 77% 的发 行者都披露了资金用途，但只有 59% 的发行者披 露了量化的项目环境影响。再次，追踪绿色金融环 保绩效的信息收集系统尚未建立，评估方法还不完
如此贫乏，胜任能力如此低下，要指望董事会在气 候相关风险与机遇方面肩负起督导、督促和检查管 理层的责任，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只能是“漂 绿”行为肆无忌惮，ESG 报告形大于实。
• 释放无关紧要的道德信号，如发布植树活动 信息以彰显碳意识，而这种植树努力对于降低企业 整个碳足迹微不足道。
• 存在不充分、不完整、不一致的碳排放计量， 包括缺乏对横跨整个供应链的业务项目、经营活动 和各类资产重要碳排放数据的系统性收集。
• 制定定义模糊不清的碳排量指标。
过其实的承诺和披露。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 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 ISSB）即将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披露准 则（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 ISDS），前期将主要聚焦于与气候相关的方面。本 文主要从 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角度，探讨 “漂绿”的表现形式、“漂绿”的外因和内因以及“漂 绿”的治理举措。
在企业界，对碳排放相关数据和披露进行漂洗 成为“漂绿”的主要表现形式。对此，斯坦福大学 的尹（Soh Young In）博士和东京工业大学的舒马 赫（Kim Schumacher）博士在《碳洗 ：与碳数据 相关的一种新型 ESG 漂绿》一文中，将企业在碳 排放方面的“漂绿”概括为十种表现形式 ：
• 发布的碳数据相关事前公告（包括净零排放 目标、减碳承诺以及其他过于激进或缺乏文件记录 的碳管理计划）与事后对碳排放进行计量、报告和 验证的水平不相称的现象，即脱碳计划与脱碳举措 严重脱节现象。
• 过 度 依 赖 碳 抵 消（Carbon Offsetting）， 即 在制订减碳计划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碳抵消的做 法，使减碳目标充满投机性。
• 报告不充分、不完整或不一致，即碳排放报 告缺乏重要数据披露、经常出现重大数据差异，或 者使用不同的披露方法、格式或计量单位。
• 选择性披露，即基于进展预期或相关数据使 用者的声誉影响，报告迥异的重要数据。
Cutt+in前g沿 edge
ESG 报告的“漂绿”与反“漂绿”
文 / 黄世忠
《巴黎协定》签订以来，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切与日俱增，ESG（环境、社会和治理） 议题备受重视，ESG 报告的强制性披露呼之欲出。伴随着 ESG 报告的演进，“漂绿”问题相应衍生。 治理和抑制“漂绿”，需要从推动立法、统一标准、强制披露、独立鉴证、数字赋能和能力建设等六 个方面采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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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edge + 前沿
善，绿色金融的环保绩效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存 在被“漂绿”的风险。
最后，冠以绿色、ESG 和可持续发展等名称 的基金等产品，存在较为普遍的名不副实的现象。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世界上最大的 20 家 ESG 基金进行了分析，它们中的每只基金平均 持有 17 家化石燃料企业的股份，有 6 只基金投资 了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2 只基金持有 世界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股份，1 只基金持有 一家中国煤矿公司的股份。此外，ESG 投资也谈 不上是社会道德投资的先驱者，调查涉及的 ESG 基金不乏投资于赌博、酒类和烟草企业。无独有偶， 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与《经济学人》相类似 的结论。在部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基金中，也 存在投资石化、有色金属行业等与 ESG、低碳及 环保理念相悖的上市公司股票。其中，超过四分之 三（36 只）的主题基金存在高碳投资情况。在 16 只名称中包含“环保”的基金中，有 15 只基金存 在高碳投资。很多资管公司对其投资组合影响气候 变化和生态环境这一问题在意识和行动层面仍存 在较大差距。更为尴尬的是，不少自诩是 ESG 主 题基金的公募产品甚至将贵州茅台作为重仓股，与 贵州茅台 ESG 评级不断被 MSCI 调低形成鲜明的 反差。
才能提出治理“漂绿”的系统性对策。 ESG 报告“漂绿”现象日益突出，既有外因，
也有内因。 ESG 报告“漂绿”的外因主要包括利用制度
安排缺陷、迎合评级机构偏好、满足绿色融资需要、 改善企业环保形象等四个方面。
其中，ESG 评级机构偏好为企业和金融机构 的“漂绿”指明方向，MSCI 等评级机构对企业和 金融机构的 ESG 评级，一方面为改善生态环境保 护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正向激励或负向惩 罚，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漂绿” 的强烈动机。知名评级机构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 ESG 评级具有明显的经济后果，高 ESG 评级往往 能够带来积极的股价影响或更好的融资机会，而低 ESG 评级最终会拖累股价或增大融资难度。因此， 迎合 ESG 评级机构的偏好（譬如评级机构对温室 气体排放的评价往往赋予改善程度等相对数更大的 权重，赋予减排绝对数较小的权重，这种做法显然 不利于缓解气候变化），按图索骥式的 ESG 报告应 运而生，按照评级机构公布的评价指标和评分方法 编报 ESG 报告以尽可能获得高 ESG 评级，成为很 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投机取巧 的做法忘却了 ESG 旨在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 生态环境的初衷，不利于企业将主要精力用于降低 碳足迹而不是去迎合评级机构的偏好。 一些企业 和金融机构为了获取高 ESG 评级甚至不惜诉诸“漂 绿”，妨碍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 碎片化披露，把重要的不同组别的碳排放数 据放在不同报告中披露或通过网站、博客等方式进 行披露。
• 存在不充分、不完整或不一致的内部验证机 制，对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和计算缺乏内部治理和数 据鉴证机制。
• 存在不充分、不完整或不一致的外部验证机 制，缺乏由合格和经过认证的鉴证机构对碳排放数 据进行真正的独立验证。
其中，气候相关治理机制不健全使企业和金融 机构的“漂绿”肆无忌惮。高质量的 ESG 报告离 不开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 尤其如此。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倡 导的四要素（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 气候信息披露框架日益成为主流，并被 ISSB 所借 鉴。该披露框架从四个方面对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提 出了 20 项明确要求，核心思想是必须明确董事会 和管理层在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方面的职责与权 限，要求董事会督导管理层评估气候相关风险与机 遇的财务影响，督促管理层制定和实施应对气候相 关风险与机遇的战略，检查管理层应对重大气候相 关风险与机遇的实际表现。所有这些都要求董事会 必须拥有生态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胜任能力，而 现实情况与此大相径庭。纽约大学斯特恩可持续发 展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前 100 家大型公司 的 1188 位董事中，只有 6% 的董事具有环保相关 方面的认证，只有 0.3% 的董事具备气候或水资源 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项由美国银行针对 600 多 家企业与机构投资者所做的调查发现，尽管大量企 业作出了“碳中和”承诺，但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 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扎实计划。气候相关专业知识
笔者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编写的《上市公 司 ESG 实践案例》（上下册）中的 133 家上市公 司 ESG 案例，发现上述十种“漂绿”行为在我国 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且选 择性披露、报喜不报忧、只谈环境绩效不谈或淡化 环境问题的现象比较突出。若不对企业的“漂绿” 行为加以遏制，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有沦 为公关宣传噱头的风险，误导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控 制成效的判断，不利于我国有序实现“双碳”目标。
再如，绿色融资需求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漂 绿”提供刺激。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决 策高度依赖于 ESG 报告，其他条件保持相同，能 够展示更强环保意识和更好环境绩效信息的企业， 更易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取贷款或投资。因此，企 业为了获得绿色金融机构的青睐，提高绿色贷款可 获性、降低资金成本、吸引绿色投资，“漂绿”ESG 报告的冲动在所难免。此外，打着 ESG 或可持续 发展招牌的投资基金不仅可以树立对环境、社会负 责的良好形象，吸引具有 ESG 理念的投资者的投 资，而且可以收取更高的管理费。FactSet 的数据 显示，被定义为社会责任投资的基金管理费比普通 基金高出 43%。在这种以 ESG 投资为荣的资本市
近年来，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 术语热度不减，成为政界、商界、学界最脍炙人口 的用语。与这些时髦用语相伴而生的是“漂绿”“漂 蓝”和“漂粉”等复合名词的诞生，它们从英文中 的 Whitewashing（漂白）衍生而来的。其中，“漂 绿 ”（Greenwashing） 指 企 业 和 金 融 机 构 夸 大 环 保议题方面的付出与成效的行为，在 ESG 报告或 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作出言
在金融界，“漂绿”的显著特点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宣传上夸大其词，对 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绿色基金缺乏严 格的界定或界定标准不统一，不仅造成横向可比性 极低，而且造成许多冠以绿色金融名号的金融机构 和金融产品名不副实。二是夸大绿色金融环保绩效， 或环保绩效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撑。三是言行不 一，从事有悖于 ESG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投融资 业务。
054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场氛围下，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往往难以抵御“漂 绿”的利益诱惑。这就解释了资本市场上为何很多 ESG 基金徒有其名。
ESG 报告“漂绿”的内因主要包括治理机制 不够健全、内部控制不够完善、数据基础不够扎实 和伦理氛围不够浓厚等四个方面。
双重因素侵蚀 ESG 报告公信力 “漂绿”现象普遍存在，削弱了 ESG 报告的公
信力，成为阻碍 ESG 投资的一大“公害”。标准 普尔发布的报告表明，超过 44% 的投资者在进行 ESG 投资时最大的顾虑就是“漂绿”，他们对企业 和金融机构夸大环保绩效的行为深感担忧。因此， 必须认真分析 ESG 报告“漂绿”的深层次原因，
052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警惕日益突出的“漂绿”现象 尽管“漂绿”现象最早出现在消费品市场和服
务领域，但近年来已经蔓延至 ESG 报告或可持续 发展报告，值得关注和警惕。
在 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兴起之前，“漂 绿”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营销领域，突出表现为虚 假广告宣传。2016 年《巴黎协定》签署以来，世 界各国纷纷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布的 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 展报告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漂绿”现 象开始向与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领域蔓延，突出表 现为过分渲染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蓄 意隐瞒企业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劣迹。就 ESG 报告 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而言，“漂绿”在企业界、金融 界和学术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首先，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绿 色基金缺乏统一和明晰的界定，迄今还没有统一的 国际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将国内外的绿色金融规模 直接对比，可比性存疑，似有“漂绿”之嫌。其次， 各种绿色金融规模的统计数据缺乏独立验证，资 金是否都投入绿色经济相关产业也缺乏独立鉴证。 CBI 2021 年 5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3 月期间发行的绿色债券，虽然 77% 的发 行者都披露了资金用途，但只有 59% 的发行者披 露了量化的项目环境影响。再次，追踪绿色金融环 保绩效的信息收集系统尚未建立，评估方法还不完
如此贫乏，胜任能力如此低下，要指望董事会在气 候相关风险与机遇方面肩负起督导、督促和检查管 理层的责任，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只能是“漂 绿”行为肆无忌惮，ESG 报告形大于实。
• 释放无关紧要的道德信号，如发布植树活动 信息以彰显碳意识，而这种植树努力对于降低企业 整个碳足迹微不足道。
• 存在不充分、不完整、不一致的碳排放计量， 包括缺乏对横跨整个供应链的业务项目、经营活动 和各类资产重要碳排放数据的系统性收集。
• 制定定义模糊不清的碳排量指标。
过其实的承诺和披露。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 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 ISSB）即将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披露准 则（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 ISDS），前期将主要聚焦于与气候相关的方面。本 文主要从 ESG 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角度，探讨 “漂绿”的表现形式、“漂绿”的外因和内因以及“漂 绿”的治理举措。
在企业界，对碳排放相关数据和披露进行漂洗 成为“漂绿”的主要表现形式。对此，斯坦福大学 的尹（Soh Young In）博士和东京工业大学的舒马 赫（Kim Schumacher）博士在《碳洗 ：与碳数据 相关的一种新型 ESG 漂绿》一文中，将企业在碳 排放方面的“漂绿”概括为十种表现形式 ：
• 发布的碳数据相关事前公告（包括净零排放 目标、减碳承诺以及其他过于激进或缺乏文件记录 的碳管理计划）与事后对碳排放进行计量、报告和 验证的水平不相称的现象，即脱碳计划与脱碳举措 严重脱节现象。
• 过 度 依 赖 碳 抵 消（Carbon Offsetting）， 即 在制订减碳计划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碳抵消的做 法，使减碳目标充满投机性。
• 报告不充分、不完整或不一致，即碳排放报 告缺乏重要数据披露、经常出现重大数据差异，或 者使用不同的披露方法、格式或计量单位。
• 选择性披露，即基于进展预期或相关数据使 用者的声誉影响，报告迥异的重要数据。
Cutt+in前g沿 edge
ESG 报告的“漂绿”与反“漂绿”
文 / 黄世忠
《巴黎协定》签订以来，社会公众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切与日俱增，ESG（环境、社会和治理） 议题备受重视，ESG 报告的强制性披露呼之欲出。伴随着 ESG 报告的演进，“漂绿”问题相应衍生。 治理和抑制“漂绿”，需要从推动立法、统一标准、强制披露、独立鉴证、数字赋能和能力建设等六 个方面采取举措
053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Cuttingedge + 前沿
善，绿色金融的环保绩效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存 在被“漂绿”的风险。
最后，冠以绿色、ESG 和可持续发展等名称 的基金等产品，存在较为普遍的名不副实的现象。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世界上最大的 20 家 ESG 基金进行了分析，它们中的每只基金平均 持有 17 家化石燃料企业的股份，有 6 只基金投资 了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2 只基金持有 世界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股份，1 只基金持有 一家中国煤矿公司的股份。此外，ESG 投资也谈 不上是社会道德投资的先驱者，调查涉及的 ESG 基金不乏投资于赌博、酒类和烟草企业。无独有偶， 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与《经济学人》相类似 的结论。在部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基金中，也 存在投资石化、有色金属行业等与 ESG、低碳及 环保理念相悖的上市公司股票。其中，超过四分之 三（36 只）的主题基金存在高碳投资情况。在 16 只名称中包含“环保”的基金中，有 15 只基金存 在高碳投资。很多资管公司对其投资组合影响气候 变化和生态环境这一问题在意识和行动层面仍存 在较大差距。更为尴尬的是，不少自诩是 ESG 主 题基金的公募产品甚至将贵州茅台作为重仓股，与 贵州茅台 ESG 评级不断被 MSCI 调低形成鲜明的 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