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建安二十四年蜀失荆州所遗历史悬案解析

汉建安二十四年蜀失荆州所遗历史悬案解析作者：赵河清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6期[摘要] 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进攻襄樊并非破坏诸葛亮分兵北伐战略的擅自行动，而是为完成隆中“跨有荆、益”战略而发动的最后之役。

诸葛亮于隆中为刘备设定的有生之年入主中原的时间表，以及刘氏集团以曹氏集团为恒敌的北定中原匡复汉室这一政治目标，均不利于蜀汉在三国博弈中的战盟策略变换，加之蜀国在时空上的诸多不利，导致了蜀汉始于失荆州的一系列失败。

刘备和诸葛亮不救关羽是因为存在两难问题：其一，与吴开战既无胜算把握，亦有违联吴抗曹的生存策略；其二，不好处置关羽。

[关键词] 隆中战略；时间表；三国博弈；不救关羽；两难隐情[中图分类号]K2342；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6-0160-05汉建安二十四年年底，趁关羽北攻襄樊之机，东吴联手曹魏偷袭南郡得手，关羽陷于困境进退失据，而益州方面未施援手，对于其中隐情，陈寿未著一词。

章太炎首提诸葛亮借吴人之手除关羽之说，继之刘备借刀杀关羽之论（两说合称借刀论）也见诸报刊，对借刀论持不同看法的诸家辩论至今，未有定论①。

本文对跨有荆、益的空间战略、关羽发动襄樊战役的动机和目的、曹刘孙在统一和均势博弈中的得失、被长期忽略的诸葛亮为刘备集团入主中原所设定的时间表这四个问题的关联性分析，揭示刘备和诸葛亮不救关羽的隐情，得出否定借刀论的结论。

一、《隆中对》空间战略的含义“跨有荆、益”是诸葛亮于隆中为刘备立足建政制定的空间战略，但学界对从何地而“跨”的认定有所不同。

“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秦川而情摇于广野”[1]（P253）。

王夫之蜀汉北伐弱点论虽然未明说由何地出兵，但从其表述可推大本营被置于江陵和成都，持由长江跨两州论。

持此论者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关羽单方面擅自发动襄樊战役，破坏了隆中分兵北伐的第二步战略，因而关羽对失荆州负有完全责任。

但根据田余庆“跨有、荆、益”的另说，对襄战动机与失荆原因必有不同解释。

田余庆联系诸葛亮襄阳居所的地理背景解读草庐对，对“跨有荆、益”的认识更贴近诸葛亮原意。

对由长江跨荆、益之成说，田余庆在《“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未发异议，但在稍后的《东三郡与蜀魏历史》一文提出了由汉沔西城、上庸和房陵东三郡跨有荆、益的新解。

“向宛洛”和“出秦川”的战略策划明显地是沿汉中与襄阳之间的东三郡而“跨有荆、益”这一地理背景的产物。

刘备据汉中慑秦川，关羽攻襄樊震宛洛，刘封、孟达居东三郡为策应，是为东西两路北伐战略所做的铺垫[2]（P233-235）。

这一观点对解释襄樊战役诸问题和破解刘备和诸葛亮不救关羽之谜至关重要。

荆、益乃东汉一级行政区，汉中归益州，襄阳属荆州。

刘备如占控荆、益两州，即可获得与曹、孙争锋的空间资本，故正在作书的曹操听说孙权借南郡给刘备，竟被惊掉手中之笔。

隆中战略的第一步是占据包括汉中和襄阳的荆、益全境，第二步以汉中和襄阳为大本营兵分两路，西路“出秦川”，东路“向宛洛”，以实现还汉帝于旧都的政治任务。

因张松和法正背叛刘璋，以及刘璋为讨张鲁主动邀请刘备入川，由东三郡先取汉中再取成都的战略未及付诸实施，刘备直接由长江西进蜀地。

至215年，刘备虽已有荆州三郡和益州大部，但汉中和襄阳被曹所控，隆中战略的第一步并未完成，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曹刘的汉中和襄樊争夺战。

曹操失之赤壁，得于关中，211-215年，曹军平定秦川，取凉州，再夺汉中，刘备北上争锋，曹操亲自率军增援，但汉中于219年5月还是落入刘备之手。

刘备力夺汉中，有些出乎曹操意料之外，“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3]（P961），曹操此言指法正，但据有汉中，应在草庐谋划之中。

刘邦建汉基于汉中，而刘备所得汉中，经频繁战事已衰败凋零，曹操又将8万多人口从汉中迁出，使汉中作为军事大本营的作用或战略价值已远不如汉高祖之时，但因汉中介于成都与长安之间，仍是蜀军北出秦川的重要据点。

后汉都城由长安东迁洛阳，对于志在“北定中原”的刘备，襄阳的重要性超过汉中。

王夫之评曰：以形势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1]（P252）。

顾祖禹论襄阳道：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

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

彼襄阳者，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犹足以固东南者也[4]（P3484-3486）。

中国古代凡多元竞逐或南北对峙时期，襄阳战略机枢地位立刻凸显，为南北诸家或近或远的战略目标。

襄阳是荆州牧刘表的治所，“刘表若以江陵为治所，怕是早为北敌所灭”[5]。

周瑜和吕蒙先后献策孙权据襄阳以蹙操，赤壁战后曹操失江陵但却固守着襄阳，而刘蜀荆州军北进中原，必先夺襄阳。

诸葛亮于隆中并未细画如何夺取汉中和襄阳，根据蜀国生存发展逻辑，可推测，得江陵和成都后，刘氏高层必定酝酿讨论并制订了相机夺取汉中和襄阳的计划。

田余庆在《东三郡与蜀魏历史》中已明确指出据汉中和攻襄樊是为北伐所做的准备。

张作耀亦指出：刘备取得汉中，又取得上庸、房陵，控制了沔水上游。

而关羽北上取襄阳，正是刘备试图有效控制荆州北部的战略组成部分[6]（P212）。

从汉中和襄阳出兵取关中和南阳，其战略态势比从成都和江陵要有利得多。

汉中易手，曹营震动，先有南阳侯音反叛，后有梁、郏、陆浑军民遥应关羽，因而关羽进攻襄樊既有蜀汉君臣的共识和默契为预谋，亦有战机，关羽擅自发动襄樊战役之说难以成立。

二、分兵北伐入主中原的时间表“出师未捷身先死”，不独杜甫有此遗憾，古人替诸葛亮惋惜者颇多，宋人程颐：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7]（P371）胡寅：向使孔明未死，岂但擒懿，长安以东破竹而下矣[8]（P338）。

王十朋：假令（孔明）无死，师一再举，吴、魏可吞，礼乐可许[9]（P989）。

钱时：天假之年，使得展尽底蕴，尚可还中原之旧，而武侯不幸死矣[10]（P27）。

明人胡居仁：诸葛孔明三年不死，则天下定矣[11]（P51）。

袁了凡：使天假亮以年，懿其能终守哉？[12]（P322）张溥：享年五十有四，呕血卒军。

以天下之才，限于中寿，万世痛之[13]。

诸家所见略同，即诸葛亮多活些年头，北定中州还政刘氏的目标必定实现。

以上诸说虽属事后之言，流露出倾向蜀汉的思想感情，但也肯定了诸葛亮的个人作用。

汉末动乱之时势造就了一个豪杰群体，曹操、刘备、孙权等人，谁不想在自己手中结束分裂战乱，再建统一有效的国家中枢，安定天下开创治世？两汉人寿命短于今日，战争时期更甚。

征战十余年，统一天下仍不可预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不免感叹“去日苦多”。

以恢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更深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3]（P876），上表献帝曰：常恐殒没，孤负国恩，寤寐永叹，夕惕若厉[3]（P886）。

以诸葛亮之智，不难洞察刘备心思，“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3]（P913），此番说辞虽无具体年月日，但已婉转地将兴刘复汉的时间设定在刘玄德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的时间表并非诸葛亮主观臆定，其一，有“天赐”荆、益可资；其二，有人谋可凭，诸葛亮以曹操为例曰：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3]（P912）。

入主中原时间表是以刘备生年而定，预设刘玄德将称帝于洛阳，如诸葛亮所言：“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

”[3]（P999）但包括诸葛亮在内的智者明君，对历史本身的运动规律和演进路径不可能做到全知和全控，他们只能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扮演各自的角色，完成特定的任务。

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短时段。

汉亡后再建统一王朝是长时段任务，一代人寿命时间属短时段。

刘备、诸葛亮等人要在有生之年结束分裂战乱实现统一，条件过于苛刻，时间过于短促。

关羽孤军发动襄战，刘备独行东向夺荆，与其视之为躁动急进，不如理解为时不我待。

但凡事只争朝夕也难免致错，对此宋人有独到见解，胡寅认为刘备“虽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失策沮威，亦已多矣”[8]（P325）。

秦观则以为：亮虽无死，曾不足以取天下，况于兴礼乐乎！至言天下有变，则一军向宛、洛，一军出秦川，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者耶！[14]（P207-208）“羽勇盖天下，忽之吕蒙；昭烈谋略战胜，忽之陆逊，二者皆失在知进不知退”[13]（P32）。

可将张溥此评理解为刘备和关羽在抢时间，因纵观刘关“奔窜求存”史，二人恰是知退之人。

胡三省云：懿所惮者亮也，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以觇寿命之久近耳，戎事何必问邪！[15]（P2295）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才能由衷钦佩，但生命有涯，事业无限，通过了解对手身体状况预知较量结果，乃司马懿过人之处。

至克服汉中，刘备和关羽能征战沙场的时间不多了。

此时关羽已身经百战，深谙以攻为守之道，南郡两面受敌，消极防守，有坐以待毙之忧，因此虽面临多重困境，关羽仍冒险一战。

襄樊战役是着险棋，亦“诛操一大机会”[10]（P20），假设襄樊战役胜利，蜀国将获对曹、孙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关羽将有大功于蜀国，而失败的后果是严重的，这已为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悲剧事件所证明。

失荆州及关羽之年，刘备已58岁，能否于有生之年北定中原恢复汉室，在刘备看来决定于能否再控荆州，于是倾国力出三峡，发起夺荆之战。

夷陵战败，223年刘备病逝，至此，将军、上将、荆州均失，诸葛亮分兵北伐战略已无实施可能，入主中原的时间表由刘备名下转移至诸葛亮身上，但诸葛亮亦难完成此任务，他只能为刘氏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可见，时空上的不利局面，成为刘备集团的致命弱点之一，对蜀汉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襄战动机目的及刘孙关系张作耀写道：襄、樊是江陵的门户，只有夺得襄阳，才能控制汉水，确保江陵安全而进一步谋夺荆州全境，也才有机会北向宛洛，进一步谋击曹操，所以非争不可[16]（P259）。

南郡之失改变了隆中计划，是刘备集团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因此对失南郡原因的追究和探讨成为三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数颇多的研究者将失荆原因聚焦于关羽的性格特征。

借刀论认为“刚而自矜”、“目空一切”、“矜其骄气，陵轹于人”不仅是关羽丢掉南郡的个性原因，亦是诸葛亮和刘备借东吴之手除关的根本原因。

果真如此吗？赤壁战前刘备因无尺地寸土，长期寄人篱下，得荆、益建国后方成为角逐天下的一支可观力量。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确实给曹操带来莫大好处，但它亦使曹背上“汉贼”之名，成为内外拥汉力量的攻击目标；以帝室宗亲身份复刘继汉一般被认为是刘备的政治优势，但此举亦是刘备给自己戴上的军争枷锁。

恢复汉室的旗号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人心师出有名，但只要被曹挟持已成傀儡的献帝活着，刘氏集团“必当结好东吴，专力攻魏”[13]（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