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若干思考讲解

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若干思考――兼评刘国光和高尚全同志的改革新论乔梁乔均1《经济观察报》刊登了高尚全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一文2(以下简称“评改”,“评改”主要是针对刘国光同志《经济研究》“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3(以下简称“问题”一文的,刘国光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感到忧虑,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原因,对意识形态领域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作了论述,并提出了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

“评改”认为,批判“市场经济”的争论由来以久,实质上是反对改革,并提出我们“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

笔者认为,由于争论的内容既涉及到意识领域又涉及到经济改革路径的选择,所以有必要展开讨论和澄清是非。

一、计划与市场问题“评改”认为这次争论的焦点实质是一些人认为搞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于是再次强调“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

但传统观点却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

笔者认为这次争论的实质并不是“评改”指出的这个表象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指向如何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问题。

“问题”一文并没有否定市场,也没有否定市场和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仅仅是反对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

为明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梳理和澄清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一些理论问题。

过去很长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我国一些所谓的权威人士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经济人假设。

认为自私自利是人不变的本性;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1乔梁,男,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乔均,男,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南京2100032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3刘国光:“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个流派,许多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它是主流学派。

直到“十六大”以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影响不是太大。

但是,在此之后由于一些“权威经济学家”的倡导,尤其是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突然在我国升为了“主流经济学”,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将国有企业改革同私有化改造结合起来,一些地方甚至将私有化进程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主要业绩指标之一。

国有企业改革同私有化改造问题曾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如“顾郎之争”,2004。

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仅仅在于卖掉了几个国有企业,争论的实质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否适于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能否解决中国的公平和效率等问题?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带来的负面效应已越来越大,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如的。

首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片面的,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情不符。

对人性问题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

但是,将人性一概视为自私的,显然理论上失之偏颇。

其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张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城乡和行业收入差距较大,人均资源匮乏,失去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不利于和谐社会发展。

另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同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基调不符。

尤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简单地将私有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手段,并以为如此便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显然失之偏颇。

以江苏企业发展为例1,从就业角度看,2003年江苏国有独资大型、国有股份有限公司的就业人数高据榜首,其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臃员高达49.1%、化学纤维制造业臃员高达58.46%、普通机械制造业臃员高达55.05%、专用设备制造业臃员高达55.58%、纺织业臃员高达59.8%、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臃员高达70.13%、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业臃员高达56.16%、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臃员高达32.31%等。

从税收角度看,2003年国有企业上缴税收最高,达129.34亿元,其次是有限责任公司达94.9亿元,外商投1《2004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资企业仅排第三。

国有企业无论在就业方面还是在税收方面贡献率都比较突出,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评改”一文避开理论争论的实质,大谈计划与市场问题,其作者以计划与市场设计师自居,例举了1987年3月20日他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并认为该报告影响了中央领导、影响了“十三大”,才使得“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在理论上有所突破1。

“评改”一文非常反感“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的意见,并对《经济观察报》采访他的记者指出“你对看,反对改革的声音多么大,舆论的压力多么大”。

暂且不讨论“评改”作者是否影响了中央领导、影响了“十三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应该讲不是“评改”作者的独家专利。

“评改”一文也承认“计划与市场”讨论了多年,既然讨论了多年,讨论达到的理论共识就不应该是那一个人的成果。

我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中国人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

今天我们再次讨论计划与市场问题,不是为了反对改革,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改革开放,降低改革成本和风险,稳定地推进改革进程。

有人指责“问题”一文将不提计划的人视为不坚持马克思主义而称之为“文革遗风”,同样“评改”一文将主张加强国家宏观控制的人视为反对改革开放不也是“文革遗风”吗!争论应该理性化,应该少一些棍子,多一些思辨。

一些反对加强计划的人,实质上是赞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否适合中国,计1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划与市场在我国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理论上必须正本清源。

计划与市场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只要计划不要市场和只要市场不要计划同样都是错误的。

二、国营与民营问题国营和民营问题的研究世界各国都存在。

在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西方成熟市场国家,对公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是没有疑义的。

公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产出和社会投资总额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例如,80年代初,法国密特朗政府实行公有化改革,公有企业总数达4000多家,占法国经济产出的17%和社会投资总额的1/3。

英国在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后,公有企业占GDP的比重有11%,在固定资产形成中占1/5。

德国公有企业在产值和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12%和15%,并保持了长期相对稳定。

公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包括公有化和私有化(或民营化两方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有企业比重多大是合理的,而在于政府对公有企业的管理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干预是否适度而有力,公有企业经营方式是否合乎市场经济以竞争为核心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公有企业既能具有平均的社会效率又能发挥协调总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这是西方国家保留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出发点和归宿。

但是,近年来“民营化”在中国争议很大。

根源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一些人坚持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把民营的比重作为了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

甚至将反对“民营化”等同于反对改革开放。

这中极端化的做法遭到了学界和公众的反对。

“顾郎之争”让一个香港学者在大陆内地的公众支持率达到第一,足以看到公众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的基本态度。

陈岱荪、刘国光等同志自身都是学西方经济学的,他们并不反对民营,但是“民营”同“民营化”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大家讨论的是“民营化”问题。

什么是“民营化”?左大培同志将“民营化”视为私有化,笔者认为这个比喻比较恰当。

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为俄罗斯改革设计了著名的“休克疗法”,疗法的结果是俄罗斯的改革步入私有化。

对“民营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所有制法明确规定,就是“把国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业、财产综合体、房屋、设施和财政转让,变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1。

对于私有1王正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化改革的步骤,俄罗斯“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丘拜斯主编的《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一书说:“俄罗斯的私有化从1992年开始实施,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

小私有化是指商业、服务业企业及小型工业和运输业的私有化,已于1993年基本完成。

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其途径基本上是实行企业股份化。

大私有化的实施又分为证券私有化、货币私有化和个案私有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1992年7月到1998年底先后也已基本完成。

”这就是说,国有企业70%已经私有化,“自1997年以来,俄罗斯的私营部门创造了不下于70%的国内生产总值”1。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也为这个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即在通过“产权清晰化”使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在“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地方诸侯经济”以“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

这种方案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主流学者”垄断话语权,使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声音难以发出来。

一些“主流学者”常常偷换概念,对反对“民营化”的观点一概扣以“反对改革”、“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确立的改革开放”的帽子。

民营是中国过渡经济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只重要力量。

民营不同于民营化,民营化就是要私有化。

在中国实施私有化这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是老百姓不能接受的。

中国改革的设计者邓小平同志也是坚决反对私有化的,认为私有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