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简要回顾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祝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
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
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
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
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
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
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
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1893～1988），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 京。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成立，梁氏受聘任教务长， 并接办北京的《村治月刊》，开始投身社会改造运动。 村治学院不到一年停办。1931 年，梁氏到山东邹平创 办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训练部和研究部，他任研究部 主任。本来，“村治”意即“求治必于乡村”，但他提 出“乡村建设”，因为他认为这比“村治”通俗易晓。 后来“乡村建设”便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改良运动 的代名词。
其次，如何解释近代中国所遇到的困境，特 别是乡村衰败的原因在哪里？有人说是在“帝国 主义与军阀”，又有人说是在“贫、愚、弱、 私”，梁漱溟认为这二说都不正确。他提出，外 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 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 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费孝通“团体格局”
中国人则崇拜祖先，以家族体系形成宗法社会。 中国人徇情，缺乏组织能力，毫无纪律，个个都是 顺民，又个个都是皇帝，国家观念淡漠。中国不是 靠法律，而是靠伦理维系的社会，国和家一体。中 国社会不存在阶级，因为土地可自由买卖；土地集 中垄断情形不显著，存在着大量的独立生产者；有 科举制度保证政治上的人才流动。中国疏于国防， 缺乏户籍和地籍，一切国势调查不清，重文轻武， 因此不像一个国家。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社会 循环于一治一乱之周期而无革命发生。
“愚”是指人民不识字，缺乏知识，更谈不上享 受文化。“穷”即在生计上，大多数人民生产低 落，经济困难，挣扎求存，没有增加生产、改善 经济组织的知识和能力。“弱”意味着人民身体 衰弱，对 于公共卫生毫无办法，是一个病夫的国家。“私” 即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的陶冶和 公民的训练，不能自立自强。
在乡村中培养新组织，使其生根发芽，吸收先进的生 产技术、组织方式。除了从乡村着手以外，其他没有合 适的地方。将所要做的工作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新文化， 救活旧农村，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因此，乡村建 设运动起源于救济乡村运动，或乡村自救运动，起源于 积极建设的要求、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村镇建设事业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村镇建设事业的回顾与前瞻叠李兵弟《住房和城乡建设郝村镇建设嗣司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３０年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到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献农桴税费改孳到集体林投制度改革，从乡镇企业兴起到现代农业全面发展的历史性巨大变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树建设，村镇建设模式、农村人毽环境耍貌和农民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纵观改革开放后村镇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令发展阶段：（１）改革开放后到王９９０年代初期的农村建设恢复和繁荣发展阶段（１９７８年一１９９１年），依据这一阶段农村建设妻勺特点，又可分势农房建设时期（王９７８年一王９８５年）和村镇建设时期（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１年）。
在农房建设时期，农民住房建设迅猛发展，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建设高潮，广大农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
我国长期自发进行的农房建设，逐步走上了育霉｜导、有规划、有步骤的发展轨道。
在以集镇为中心的村镇建设时期，乡镇企业的繁荣发晨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建设持续快速增长。
在注重农房建设的同时，也开始注重加强村镇规划，引导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乡镇企业呈现出分数布局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２）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至２１世纪初的农村建设调整发展阶段（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２年），依据这一爨寸期农村建设豹特点，又可分为以小城镇劳重点的村镇建设时期（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和以城市为主导的农村建设跟进发展时期（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
在以卅、城镶为重点的村镇建设时期，农村建设的主要特点是从国家和农村发震的战略高度，以推进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为目标，重点加强对小城镇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小城镇带动了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震，农树离现了第二次建设高潮。
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给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
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
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
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
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
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
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
从《乡村改造》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
从《乡村改造》看⼆⼗世纪⼆三⼗年代中国农村经济2019-09-14摘要：⼆⼗世纪⼆三⼗年代，我国农村⽣活衰落已达极点。
⽆论从哪⼀⽅⾯去看――社会⽅⾯，经济⽅⾯，政治⽅⾯，教育⽅⾯，都是⼀点⽣⽓都没有。
《乡村改造》期刊从不同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并且寻求救济乡村进⾏改造的途径。
关键词：《乡村改造》；农村经济；破产；途径《乡村改造》是由河南省辉县的河南省⽴乡村师范学校发⾏的民国期刊，从1932年1⽉初刊到1937年9⽉终刊，共出版六卷122期。
该期刊以研究农村问题为主旨，其发刊词如是说“中国近年来最严重之现象，即农村崩溃的逐渐扩⼤与迅速；在此种情况下，失业的农民在数量上有剧烈的增加，在⽣活上更形悲惨，如是铤⽽⾛险，或投为军，或流为匪，社会遂益形不安，致造出于农村经济破产之连锁关系。
”“帝国主义者，跋扈军阀，豪绅地主，⾼利贷者以及⽔旱灾害等交相压榨和重叠剥削⽇紧⼀⽇之下的今⽇中国，整个农村的经济是告破产了。
”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农村经济由动摇⽽崩溃，由崩溃⽽破产，终⾄陷于⼭穷⽔尽的绝域，农村问题引起社会的⼴泛关注。
“农村改造，为现在中国经济上政治上迫切之需要，已⽆异议；⽽改造之⼿段，则唯乡村教育是赖。
乡村教育之使命，乃整个农村⽂化之建设，……断定改造农村为⽬前中国社会问题中之中⼼问题时，那么，我们就当承认乡村教育为解决此问题的最紧要之出路。
”“中国是以农⽴国，农村经济的消长直接影响国家的兴衰。
可是不幸的很――中国农村经济现在已⽇趋衰落了。
”以下种种迹象显⽰着⼆⼗世纪⼆三⼗年代农村经济的⽇渐崩溃：⽣产减少；荒地增多；⾃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农民户⼝减少；“穷苦农民，劳苦⼀⽣，竟永不得饱⾷暖⾐。
”整个农村经济趋于破产状态，究其原因，详列如下：⼀，天灾（⼀），⽔灾。
⼆⼗世纪⼆三⼗年代，⽔灾不断，尤以民国⼗年江淮泛滥，更属空前未有，⽔灾波及⼗七省，难民约万万，农产损失更难估计。
（⼆），旱灾。
“前年豫陕⽢三省旱灾，饿死民众数百万⼈，⾄今疮痍未复，今春华北数省，⾬露仍甚缺乏，河南报灾荒者已达⼗七县。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简要回顾
彭大鹏近代的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历尽磨难，历史运动的轨迹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各种社会力量则交织在这波诡云谲的变局中。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
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有600 多个，设立的试验区则有1,000 多处。
用梁漱溟的话说，这些参与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
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
他们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对中国积贫积弱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也不相同，但都试图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改良，探索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出路。
回顾乡村建设运动历史，探询乡村建设者的足迹和路向，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的那个年代涌现出如此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呢？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农村积贫积弱，同时又受工商业经济的渗透，自然经济处于崩溃之际，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19 31 年到1936 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 的水平，10 年间兴建了8 000 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 年代翻了一番。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 年到1937 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城市工商业大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差距的相对扩大。
从文化和社会来看，农村也处于一个凋敝的阶段，城市为传统农民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劳动力转移机会，由此农村愈益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旧的传统和伦理观念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凡此诸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救济乡村”的呼吁。
而且在这一阶段，战事渐稀，中国暂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为各种社会改良和试验提供了机会，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侯建新【内容提要】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
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
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
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英文摘要】Rural area is the broadest and deepest处不表。
）。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
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
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
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
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
又例如，陈翰笙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第三国际和国内取消革命的托派进行斗争。
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村调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启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启示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蹂躏，许多仁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之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却主张用“文化求政治”“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等一套乡村建设理论来关注农村，进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作为改良运动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文化建设、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上的见解直到今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启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然而，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中华大地仍然饱受战乱，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混战，一大批有识之士和革命力量纷纷探讨救国之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振兴中华，使国家走向富强民主之路。
从当时的实践结果来看，毛泽东的农村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无疑是正确的，他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而和毛泽东同一时期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上失败了，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根本错误？时至今日，我们重新认识这一理论，又能带给我们怎样新的启发？一、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早在民国十一年梁漱溟就已萌发了走乡村建设救国这一道路，而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的艰难时期，再加上后来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转嫁农产品，使得中国农村经济雪上加霜，农民难以为继，严重地动摇着国民政府的统治。
要谋求中国的出路，探索民族复兴的前途，梁漱溟认为，就必须要解决农村与农民的问题。
但是，民主政治和暴力革命都不适合中国，“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我们经济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我们经济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
”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历史回溯共32页
上世纪30 年代初，河北定县，晏阳初（左一）和平民 教育促进会的同事们在一起。
晏阳初——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
教育思想
—— 开办平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只是“定县实验”的第一步。 但是如果农民的经济状况不能得到改善，生计问题不能解决，他 们就会慢慢失去读书识字的兴趣。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 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文艺教 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 改造方案。
晏阳初——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
晏阳初（ 1890—1990 ）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 硕士。在那个年代，以他这样的海归背景，谋得一 份体面的美差混上个高官显贵并非难事，但他的头 衔却是：平教总会总干事——这是个靠募捐化缘的 公益性的清贫组织。
他成为了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
——第一步是先调查每村的情况，包括的项目有 每村位置、家数、人数，村长副村长姓名、年龄、 职业，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耕地亩数、主要农 作物、寺庙及宗教信仰人数等等，非常具体详细。 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最后摸清了全县的基本情 况。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切合实际的 乡村建设方案。1930年7月晏阳初制定了一个定 县乡村建设“十年计划”方案，其实施的主要内 容及方式贯穿了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晏阳初——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
博士下乡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晏阳初像一个布道者， 他到处演讲宣传，动员人们同他一起去服务中国的农 民，振兴中国的农村，建设一个新中国。他遇到了许 多志同道合者。
陈筑山——曾在16岁考秀才，后前往日本、美国 留学11年，辛亥革命后成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辞去了 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一职，成为平教总会的平民文 学部主任。
我国乡村建设发展历程、成就、今后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同时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这表明既要建设现代化繁华城市也要建设现代化繁荣乡村，促进城乡发展水平不断缩小。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建设发展历程1、起步阶段（1978-1994）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积极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升，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非农部门，实现了经济繁荣和资本积累，为乡村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掀起一股农房建设的热潮。
农民建了新房，解决了住房面积短缺的问题，但房屋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完善、耕地被占用等问题随之出现。
为规范农村房屋建设，中央成立了乡村建设管理局，指导和协调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
1982年全国第二次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将乡村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规划，“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成立。
并依据中央文件进行村镇规划编制工作，截止到1986年底，全国有 3.3万个小城镇和280万个村庄编制了初步规划。
乡村建设逐步走上有规可循的道路，乡村规划的理论基础、方法、技术和标准也初现雏形。
2、探索阶段（1992-2004）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的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大量流向城市，城乡发展不均衡，二元结构现象突出。
为此，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国家全面发展战略构想中“五个统筹”的首位。
为保障乡村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93年国务院发布《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7年原建设部发布《1997村镇建设工作要点》和《村镇规划编制办法》，2002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原建设部联合印发《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
随后，皖南4个古村落成功申报世界遗产，政府与学术界开始重视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相关的问题。
乡村建设运动素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农村社会。
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1926年，晏阳初（1893—1990）本着“解除苦力之力、开发苦力之苦”的精神，率领一批有志之士及其家属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
这批人中，不少是留学美国的博士、硕士，或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
他们来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之为“博士下乡”。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
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梁漱溟他的乡村建设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即“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卢作孚：“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可以说，“乡村现代化”，是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最高目标。
为此，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在北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十几年间，他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等。
在北碚的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又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致使北碚很快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还是互相支持、互为知己的好朋友。
他们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尽管想法和做法各不相同，但他们建设乡村、富强国家的爱国热情和良好愿望却是一致的。
简述20世纪30年代邹平乡村建设运动
滨州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Binzhou Polytechnic
2016 年 6 月 Jun． ，2016
简述
20
世纪
30
*
年代邹平乡村建设运动Fra bibliotek吴佳（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造成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致使广大农
设”呢？ “因为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建设有许 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 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1］98
梁漱溟先生对于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主要包 括几个方面： 一是哲学思想，支撑乡村建设理论的 基础，二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理解，三是他对中华 文化的阐释，“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 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 意义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的救济乡村之外更 要紧的还是在积极的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 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2］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理论是乡村建设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乡村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新的社 会组织的建立； 乡村建设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促进 农业的发展来带动社会的整体发展； 乡村建设的动 力来源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知识分子的强大作用。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M1010（ 2016） 01 /02-0077-04
一、略述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理论 梁 漱 溟 （ 1893—1988 ） ，原 名 焕 鼎，字 寿 铭。 “我之籍 贯 系 广 西 桂 林，我 之 祖 父 生 于 桂 林，先 父 与我则皆生于北京，先母为云南籍。我生于清光绪 十九年，今年为四十一岁。”［1］2 这是梁漱溟先生在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习会演讲时的一段自我陈 述。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 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乡 村建设以 及 中 国 文 化 和 西 方 文 化 的 研 究 中，著 有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文集》、《人生与 人心》等书。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 也曾经这 样 问 过 自 己。 “我 的 家 庭，从 曾 祖 父、祖 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 活过。我是怎样去搞乡村建设的呢？ 怎么起了这 么个念头呢？”［1］98 这源于先生的人生经历。梁漱 溟先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接触了解英国宪政，深受 启发，认为人民的权力是靠自己争取来的。改变基 础是中国变革的源泉，那么中国的基础在哪里——— 回到乡村。在广州的尝试失败后，梁漱溟先生在河 南开展“村 治 ”，然 后 把 目 光 投 向 了 山 东。 为 什 么 在山东的实践不是“村治”“乡治”而变为“乡村建
略论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乡村建设运动
１ ９ ３ １ 年春 ，梁漱溟等人在 山东邹平县合作 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 究 院。梁漱溟之前不久在广 东提倡 “ 乡治 ” 、在 河南实验 “ 村治 ” ，到 了 山东则确定称为 “ 乡村建设 ” 。由于邹平县 紧邻胶济铁路 ， 距 离济南不 远 ，并且县本身面积适 中 ， 从各个方面看条件都有利于开展乡村建设实 验 。所 以就选址于邹平县。而乡村建设研究院具体分三个部分 ，第一是 乡村建设研究部 ，这里的学员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实验县 担任科长或者辅 导员的职务。第二是 乡村 服务人 员训 练部 ，学 员结 业后各 回原籍 所在 地 ，担任其县关于乡村建设 的骨干 岗位 。第三为乡村建设 的实验 区，主 要是以邹平县作为实验 地。实验 区设有县政府机构 ， 隶 属于乡村建设研 究院 ，县长是由研究 院提名 ， 通过省政府任命。１ ９ ３ ２ 年邹平县从乡村建 设实验区改称为县政 建设实验县 。乡村建设研 究院还 于 １ ９ ３ ５ 年 建立 了 座乡村建设 师范 院，就 位于研 究部 里 ，粱漱 溟 曾经 担任 校长半 年时 间。开设的课程除了乡村建设 的理论 、乡村教育 、精神的陶冶外 ，其他 均与普通师范院校的课 程类似 。 （ ２ ）梁漱溟对纠正乡村陋习采 取的措施 不得不说长久以来 中国的乡村存在很多陋习 ， 像 求神 、女孩裹脚缠 足 、男孩旱婚 、吸食鸦 片等 ，乡村教育的 目的就是为了纠正这些陈规陋 习。梁漱溟通过 针对性 的措施一一纠正 ，确实收到了成 效。他 的乡村建 设运动核心是以社会 为本位 。把 中国农村问题的关 键源 于精神文化 的孱 弱 ，于是就有 了通过儒 家文化兴起 ，取得社会改 良的成果 。 ［ ６ ］ （ ４ ）对梁漱溟乡建运动的认识 梁漱溟想法是将政 治和伦理两大原则混合起 来 ， 成 为一个新型 的混 合体概念 ，是一种饱含儒家思想 的构想。但它实质 上的表现 ，则是把儒 家思想政治化 ， 不通过道德理想转化成为政治 ，而采取其 他手段获得政 治权力后 ，利用政治干预甚至歪 曲学术 ，最终 目的是将 ‘ 道统 ’变成对 农民进行思想精神控制 的手段 。 ” 尽管这样 ，纵观整个历史 ，关于儒家 的此类 理想也从未在其 中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当然在 乡村 建设 中也
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与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比较0803404004 曹宇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一）、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缘由兴起背景既有其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
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
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的城乡市场。
（二）、“复兴乡村”的不同主张持改良主义的知识精英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从建设乡村入手。
由乡村的建设已实现“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二是由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之路。
代表：社会学家吴景超；三是“接受全盘西化”。
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社会学家陈序经。
其中，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乡村建设运动”。
主张从建设乡村入手的乡村建设派又分多种意见和实施方式：一是从教育农民入手。
平民教育派。
代表：晏阳初，河北定县实验。
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标，最终达到“农村建设”、“民族自救”。
另外陶行知。
二是从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入手。
经济建设派。
代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于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主张与做法。
三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
代表：乡建派，梁漱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
主张“乡治”。
村治派，王鸿一。
中华包派，米迪刚。
职业教育派，黄炎培。
教育改革派，陶行知。
乡村建设历史详解
2、社会式 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 各种活动为中心，使毕业生继续接受教育。主要 针对成年人和妇女。 “毕业同学会” 会员可当“表证农 家” 3、家庭式 “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 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男女老少都能得到相 当的教育，分别有户主、主妇——科技盲、法盲 做新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 型农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
梁漱溟——乡治运动
对当时的中国农村的问题，不同的人、学派都有自 己的理论与看法，例如前面的晏阳先生初认为农村问题 归根到底是四个病症，即“愚、穷、弱、私”。还有的 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真正解决 首先需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的暴力统 治。不过梁漱溟确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表面病象，事实 是当时中国是愚而益愚，贫而益贫，弱而益弱，私而益 私，何以会如此，要从表面病象去研究深层病因。他认 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自身，解决了社会内部 的问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国内军阀专制统治就不难 解决。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 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其三是对县政府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县政建设 实验开始后研究院获得了对县政府的领导权。 之前县政府下设有公安局、财政局、建设局、 教育局，但四局归相应的省厅管理，县政府无 法指挥他们的具体业务，由此，研究院对乡村 建设就难有发言权。对此，梁漱溟进行了大胆 的裁局设科改革，统一了县级行政，充实了县 政府力量，为以后推行邹平的社会改进事业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具体区分了不同的研究阶段所具有的研究特点及主要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研究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
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
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
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
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
乡村建设运动 - 中国社会学教学网
乡村建设运动概况
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20～30年代由一批知 识分子倡导并参加的以建设和复兴中国农村和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为主旨的社会改良运动。 参加运动的先后有 600多个团体。主要有：山 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职业教育社、河南镇 平等 3县民团组织、江宁实验县、兰溪实验站、 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山 东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区、广西经济委员会农村 建设实验区等。
所谓“低消费、高福利”
所谓“低消费”，就是讲求节俭，鼓励“新三 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 所谓“高福利”，就是人们对生活感到满意， 认为人生有价值，有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关键是反对单纯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 方式。
“低消费、高福利”的方式举例
让村民生活在村庄过去以来的历史之中，有根。让村民 对未来充满信心，有预期。 让村庄有文化，有舆论，有道德压力，有生活感。 让村民在相互交往中体味人生，不只有外在的经济收入 评价标准，而且有村庄内部的评价标准。 村民不是在家中独自观看电视上别人的表演，而且在生 活中，在相互交往中，在公共空间中，体味着生活中的 酸甜苦辣。让村庄成为村民自己生活的舞台，让村民在 自己生活的舞台上表演自己生活中的悲喜剧，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 文化生产场所，从而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林毅夫观点
林毅夫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内需不足的 情况下，应该通过国家对农村的水、电、路投 资，刺激农村消费，拉动农民需求，从而消化 当前国内严重过剩的工业品供给能力。 林毅夫认为，如果国家有足够的财政资金 投入农村水电路建设，从而解除农民购买彩电、 冰箱、洗衣机的硬件瓶劲，则农民户均占有三 大件的比重可望提高一倍，国内三大件剩余生 产能力也因此可能消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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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鹏近代的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历尽磨难，历史运动的轨迹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各种社会力量则交织在这波诡云谲的变局中。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
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有600 多个，设立的试验区则有1,000 多处。
用梁漱溟的话说，这些参与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
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
他们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对中国积贫积弱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也不相同，但都试图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改良，探索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出路。
回顾乡村建设运动历史，探询乡村建设者的足迹和路向，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的那个年代涌现出如此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呢？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农村积贫积弱，同时又受工商业经济的渗透，自然经济处于崩溃之际，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19 31 年到1936 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 的水平，10 年间兴建了8 000 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 年代翻了一番。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 年到1937 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城市工商业大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差距的相对扩大。
从文化和社会来看，农村也处于一个凋敝的阶段，城市为传统农民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劳动力转移机会，由此农村愈益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旧的传统和伦理观念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凡此诸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救济乡村”的呼吁。
而且在这一阶段，战事渐稀，中国暂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为各种社会改良和试验提供了机会，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的。
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乡村建设者的差异性，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自然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
在民间，影响较大的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派”，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卢作孚为代表的“现代化派”；官方则有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和新桂系的民团建设，在中央政府则有“农村复兴委员会”专门倡导和统筹“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通过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考察和反思，把中国的落后和贫困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失败，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社会，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本位的社会，由于西方经济文化的入侵导致了“文化失调”，解决的办法就是文化救国和文化立国，他对近代以来进行的种种改革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没有对立的阶级，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
正因为中国社会“没有阶级”所以也就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
欧化和俄化的道路在中国均行不通，只有他的从文化改造入手进行的“乡村建设”这个“第三条道路”才能把中华民族导向光明。
他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从来就缺少一种“集体生活”，这是中国难以抵御外来侵略的主要原因。
而“乡村建设”的任务就是要使乡村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团体，有了这样的团体，一切事情都有办法了。
至于如何达到使乡村成为一个“团体”之目标，梁漱溟认为，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二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
梁漱溟首先在广州，之后又在河南推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包括在豫西南开展的著名的“宛西自治”，主要思路是试图利用儒家文化重建破败、失衡中的乡村秩序，主要做法是利用地方乡绅推行地方自治。
1931 年梁转赴山东，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展开了“乡村建设”的实验，试图找出一条“政教富卫”合一的新型农村模式。
邹平实验区的主要办法是：第一，建立乡农学校，分乡学和村学两种，用乡学代替区公所，用村学代替村公所，使基层行政机构教育化，实现政教合一。
乡农学校的校长，实际就是乡村的行政长官；乡农学校的校董，构成乡村的议事机构。
第二，建立农村合作社。
在邹平县，先后设立了信用、运销、林业、产业、信用仓库、购买六类合作社，其中特别重视运销合作社。
在合作社范围内，重点进行了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达到使农村“富起来”的目的。
第三，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以有“室家财产”的人员为主，组建乡村自卫团。
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为领导者和代表，并吸引了一批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参加，实验的开始阶段就有8 名博士参加，，他们放弃了机关和大学的职位以及舒适的城市生活满怀激情来到乡下，在当时被称为“博士下乡”。
由于这些人绝大部分有留学经历，因而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实验过程中体现出了很强的专业性。
晏阳初早在欧洲为参加一战的华工扫盲时就认识到了“中国平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并立下了献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志愿。
20 年代初，他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20 年代中期以后，晏阳初又把平民教育的视点由城市平民转移到了乡村农民身上，开始了他以平民教育推动乡村改革的实验。
晏氏认为中国的落后乃在于中国人的“病”“愚”“弱”“私”，“只有改造之才能使整个国家具有活力。
乡村建设虽始于乡村，但并不止于乡村，它不过是从拥有最大多数人民的乡村下手而已，它的最终目标当然是全中国的富强康乐”。
他们通过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力图解决百姓的愚、穷、弱、私四大病根，增进其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
具体的教育内容分三步实施，一是通过识字教育启迪民智，二是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民德，三是通过生计教育改善民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晏氏提出了“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
教育的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开办平民学校的学校式，二是以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为纽带，用举办读书会、农产展览会、各种比赛等方式向社会辅射的社会式，三是由受过教育的青少年向父母家长辅射的家庭式。
通过多种教育方式，使定县的文盲大大降低。
同时，结合教育，成立农民“自助社”，推广和改良粮棉品种与畜业品种。
与定县实验类似，陶行知在南京建立晓庄师范学校，其办学宗旨不仅是要为当地培养小学教师，而且是要成为社区自治中心。
学校不仅设置了幼儿园、小学、成人夜校，而且办起了面向公众的图书馆、卫生所，甚至组织了自卫队，使教育和社区自治紧密结合。
卢作孚算得上是当时乡村建设运动中最为旗帜鲜明的“乡村现代化”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了。
“乡村的现代化”是其乡村建设的最高目标，他的乡村建设实验的目的很明确：“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是只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乡村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
于是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在北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
与此同时。
他还积极的修建铁路、开发矿山、开办银行、建立农场等等。
一方面他以北碚为实验基地，寻求乡村振兴的道路，另一方面他又积极的进行理论创作，著有《两市村之建设》、《乡村建设》、《四川人的大梦初醒》等。
除了以上这些民间社团外还有以政府为主体推动的乡村建设。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阎锡山就开始改革村治，推行“六政三要”政策。
“六政”是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三要”是种棉、造林、发展牧畜。
1920 年，阎锡山又提出了“土地村公有”的基本设想，力图实现“人群之真富真强真文明”。
为了实现其农村改革设想，阎锡山主张实行“村本政治”，即以编村为政治本位，设立村长、村副和村公所，每一编村管三百户，设若干闾，每闾五邻，每邻五户，闾有闾长，邻有邻长，以村、闾、邻的行政力量，推进农村建设。
在其以“村本政治”为特色的乡村建设中把中农为主要依靠力量，从而稳定了农村社会。
阎锡山也较为注重农村的基本建设，提出了“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人不入校”的口号。
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在广西以民团为组织方式来改造社会，改造农村，使民团不仅作为军事组织，而且作为政治机构，承担起地方建设的使命。
民团的建设，实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
所谓寓兵于团，即以民团作为后备军。
民团建立后，起初只办常备队，很快便改为办后备队，对适龄壮丁实行轮训，每期三个月，训练结束后编为后备队，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应征入伍。
民团不仅仅是军事组织，而是军政合一、军民合一、政教合一的一揽子组织。
桂系通过民团，推行其”三自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
桂系把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三民主义是三自政策的理想，而三自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实践。
欲实现民族主义，必须先能自卫；欲实现民权主义，必须先能自治；欲实现民生主义，必须先能自给。
在三自政策下，民团与基层政权相结合，推行保甲制度，在团兵训练中灌输民权主义，使其懂得行使创制权、选举权、复决权、罢免权四权，利用民团从事筑路、造林、公耕及其他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
因此，广西民团完全有别于其他省份单纯军事性的民众武装组织，而是一种具有军事、政治、经济多种功能的基层民众组织，一支“生产化”的部队。
以民团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广西建设，使广西和山西一样，取得了“模范省”的称誉。
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国民党政府改变策略，在农村问题上不再以触动原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力量为突破口，而改以技术措施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突破口，把农村改革的重点就放在了发展生产力方面。
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指导下，国民党实际统治区开始组建农民银行、农民借贷社、信用合作社和农业仓库，以图解决农村资金问题，同时，大力开展兴修道路、垦荒造林等活动，试图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
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由于日本的入侵而被打断，但是它取得的成绩还是被广泛承认的。
乡村建设者们提倡把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用理论来指导实践，通过建立试验基地，建立农场，亲身考察和试验来寻找救乡富国之路。
在生产实践中，“中华平民促进会”引进的棉花良种，引进猪种改良本地猪。
邹平试验区则用来杭白公鸡改良本地鸡种，5 年就使邹平境内变为来杭鸡的鸡种区，还培育了小麦优良品种邹平洋麦。
在实验过程中，他们对乡村农民的作用和价值有相对充分的认识，在乡村建设中或多或少的体现了“民本”的思想，主张以农民治理农村，这和二十世纪50 年代联合国提倡的社区发展理念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政治结构的限制，乡村建设运动向深层推进的时候就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不能不削弱它的效果，正如梁漱溟所说，高谈“社会改造”却落到个“依附政权”的地步；号称“乡村运动”，结果却是“乡村不动”，乡建运动最终走向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改造政府的道路”。
这是不是为我们当下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某些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