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绥靖政策研究述评

国外绥靖政策研究述评
作者：徐蓝《光明日报》（2015年07月18日11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会质疑这一基本事实。

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绥靖政策，也是促使二战提前爆发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中，绥靖政策便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至今不衰。

国际学术界对绥靖政策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绥靖政策实行情况的考察。

可以说，凡重大的绥靖行为，学术界的研究都有所涉及。

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而英法等西方国家却姑息迁就；1934年，英国“政治绥靖”日本政策的提出；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并在英、法、美的实际纵容下最终得手；1936—1937年，英国和日本关于英国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谈判；1936年，英、法以“不干涉”政策为名而最终使德、意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上台执政；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法、美等国拒绝援助中国和制裁日本；1938年，英、法对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默认，英国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海关利益的非法协定，英法两国进一步助纣为虐,与德、意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最终被肢解而英法无所作为，英日两国签订的英国实际承认日本侵华具有合法性的《有田—克莱琪协定》；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后出现的“奇怪的战争”，以及1940年英国与日本达成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的协定等，学者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个案探讨。

从中我们不仅依次看到了英、法（有时也包括美国）等国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妥协退让甚至出卖其他国家领土主权利益来对付侵略者的窘相，更看到贯穿其中的绥靖主义外交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演变及至达到顶峰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与法西斯国家不断扩大侵略并行，终于使大战提前爆发。

其二是对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探讨。

在有关英国对纳粹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方面，西方学者大致形成了两个学派：“正统派”和“修正派”。

“正统派”产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但直到当代，一直有新的成果问世。

该派认为，绥靖外交是英国政治家基于一种对凡尔赛条约的道义上的“罪恶感”而产生的；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一种“错觉外交”，其致命的“错觉”就在于他认为希特勒追求的目标仅仅限于修正凡尔赛条约；张伯伦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和平，而他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当时的防御战略不能保卫英国免遭空中进攻），因此实行了故意把小国牺牲给希特勒的绥靖政策。

“修正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

当时的英国政府陆续解密了30年代的档案，因此大多数修正派学者避免通过道义来评判张伯伦，而是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广泛讨论了张伯伦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军事、战略、意识形态、舆论等情况，以说明绥靖政策形成的原因。

他们的看法主要包括：（1）基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军事和经济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内阁成员认为实行抵抗独裁者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如当时的陆海军参谋长们就不断警告英国并没有准备好同时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敌人作战，并建议政府实行绥靖政策。

（2）从国际视野来观察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外交政策，应该强调欧洲存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还有经济体系和社会组织对英国形成绥靖外交的影响。

（3）决策者被社会和公众舆论所束缚，公众舆论持续反对急速地重整军备，坚持和平与反战，同时也不赞成对独裁者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立场。

另外，还有一些修正派学者认为，张伯伦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认识到英国和法国不能维持欧洲的秩序，他希望保持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并相信在另一场大规模战争中，英国将失去这种地位。

所以张伯伦希望通过高水平的谈判，能够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消解希特勒的怨气。

但是，这条路径要靠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来达到目的（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因此，
他们认为，绥靖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的合乎逻辑的现实主义政策，而不再是一种基于投降的可耻政策。

显然，这是一种更同情、更宽容地对待张伯伦和绥靖政策的倾向。

西方学者关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对日本的政策研究，是从40年代开始的，当时档案还没有解密，史料运用受到限制。

而大量的研究成果则产生于60年代以后，并在70—80年代形成了规模。

这时的研究成果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对英国对日政策进行深入的个案探讨，主要形成了两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对日本侵略中国，有绥靖日本的一些行动，但是没有绥靖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绥靖行动是1938年英国和日本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和1939年的《有田—克莱琪协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整个日本侵华过程中，英国不仅有对日本的绥靖行动，而且有绥靖政策，但是这种绥靖政策并没有达到像《慕尼黑协定》那样的程度，因此没有“远东慕尼黑协定”。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绥靖政策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不同的看法。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有对法西斯国家割让领土的行为才算是绥靖政策，而英国对日本在中国作出的那些让步，并没有把中国的某一块土地割让给日本，英国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因此不是绥靖政策，只是绥靖行动，更何况英国还对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

无论是研究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实行绥靖政策的“正统派”观点和“修正派”观点，还是研究英国对日本实行的是“绥靖行动”或“绥靖政策”的看法，抑或人们对绥靖政策形成的原因进行怎样深入的探讨与分析，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特别是英法）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和挑战，实行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手段，换取与法西斯妥协，从而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外交政策。

所谓牺牲其他国家，是指这种牺牲可以从经济利益到领土利益；所谓保住既得利益，包括经济、政治利益，如消弭国内革命危机、稳定资本主义秩序，等等。

历史已经证明，绥靖政策并不是维护和平之举，而是纵容法西斯国家扩大侵略促使二战提前爆发的错误政策。

在对绥靖政策的评价中，正统派的看法值得重视。

例如，研究这一政策的“正统派”代表人物、已故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在其1948年出版的《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一书中认为，英法推行绥靖政策是为了维护和平，绥靖主义者是“以和平的名义、绥靖的名义宽恕德国的不义和侵略”，但是他也承认《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德国的征服国策，英国的绥靖国策，就像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们将在一个交叉点即“慕尼黑”结合起来，并成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当代正统派学者对绥靖政策的批评也很中肯。

如英国牛津大学R.A.C.帕克在其1993年出版的《张伯伦与绥靖：英国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一书中就认为，张伯伦像相信宗教一样相信绥靖，以至于尽管有多种选择，包括对法国承担明确的义务，进一步加强与国联的协调，以及与苏联结成联盟等等，但都被张伯伦拒绝；张伯伦依靠其高超的政治技巧和策略能力，使每个人确信，绥靖政策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行动方针，并因此而破坏了对许多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的支持；如果不是张伯伦如此固执地相信绥靖德国的好处，将会更早地建立起阻止希特勒扩张主义的屏障；正因如此，当战争爆发时，英国和法国没有成熟的同盟，并处于一种虚弱的军事地位。

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其2012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也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慕尼黑协定》签订时，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准备与德国打仗。

实际上这也成为欧战爆发后仅仅10个月，纳粹德国就横扫欧洲大陆，法国仅仅抵抗了六个星期就迅速败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