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三人行,我必为师

企业文化：三人行，我必为师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那多被用在上层人虚心向下层人讨教的方面，儒家风范，“不耻下问”，严于律己是矣；但它另一方面又在吃人的礼教中消磨了不知多少人堪为师表的锋芒，实际上成了循规蹈矩的代名词。然而，对于尚没有脱颖而出的后来者，地位相对低，可只要是“三人行”中之一，只要有自己的长处，就完全有可以为人师表之处。能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难能可贵。因为它要勇于冲破上智下愚的思想牢笼，进行一种“将相宁有种乎”的自我革命。从生活在基层的实践者的角度看，“天生我才必有用”，有用处既可为师处。位卑则不足羞，官盛则不必谀，既然有为人师表之处在我手中，我们完全不必自愧形陋。

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原本没有天然的界限，只要我们进入一定的社会角色，尽管可能尚没有在某种资格上“出师”，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已经在另外的关系中为人之师了。比如在小辈面前，我们总得拿出长辈的风范。已为人父母，就是在做儿童最早的启蒙老师。在“三人行”中，能不能当老师，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既使大家职务有高低，分工有不同，也不能抹煞官教兵，兵教官互动的可能性。既然大家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认识问题也只是站的角度有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有所得也各有局限，彼此之间正可以相互补充校正，从而构成对“庐山直面目”的完整认识。就算智力水平有高低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一失一得之间的反差，正是后者的可为师之处。况且，“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既使在特定的师生之间，也是教学相长的，学生敢于为老师之师其实就是敢于超越老师的表现。“青取之蓝，而胜于蓝”，有“胜于蓝”之处使是学生为师之时。做为企业的普通员工，做好“百工之人”的工作，或许只为生活所迫，过去为“君子不耻”。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职场竞争的加剧，我们必须体现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在“君子不耻”之处为君子。尤其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还要富而思进，做百工之中的君子势所难免。

当然，我必为师指的是一种可能性，要将可能变为一种现实，仅仅有想为人师的愿望、敢于为师的勇气还是不行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还要做出术业有专攻的切实努力，并且有所创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也。”处处想为人之师那是一种浮躁，不切实际；而专攻一术，锲而不舍，用心恒一，为师之处终将水到渠成。既然想到我必为师这一层意义，那么无论推出什么样的百工产品，都要精益求精，力争一流。而且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专攻一术志在成功，有继承有发展，只要有所成就便具有了为师的实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绝不是妄自称师。我们必须坚信这种可能经过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成为现实，从而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

三人行，我必为师，并不是那种偶然性的“一字之师”，也不是固执已见或者卖弄学识的小聪明，而是一种微言大义背后的悟道。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掌握了道，便有了为师的资格。但是问题在于，“闻道有先后”，只有先闻道，才具有为师的实际意义。在知识创新浪潮此起彼伏之际，我们必须积极开拓为师的新领域，争取为师的新机会，而不能坐等为师机会的降临。敢于为师就是要敢于抢占科技的制高点，在人类创新的前沿阵地上抢先摘取某个领域“闻道”的桂冠。毫无疑问，在人类创新的前沿阵地上，能者为师，只要我们确实能够为人们释疑解惑，确有称能之处，成为一代大师也是当之无愧的。

我国古代不乏倡导以民为本的有识之士，但他们的这一思想多为帝王家用作了维护统治的工具。如今是民自己以自己为本，当然要拿出些敢为帝王师的豪气。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既使只有为一字之师的能力，也应当将这种能力发挥出来；既使达不到挥斥方遒的境界，也要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尽匹夫之志。在小农经济中，人们从感悟修心到安分守己足矣。但是在当今全球化的竞争中，我们绝不能甘心做小国寡民，必须显露锋芒，“惊异于世界”，领导潮流。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师夷长技”已经跨越了三个世纪，时代不允许我们继续停留在“邯郸学步”的状态，我们必须拿出属于自己堪为“夷”师的长技，在国际大讲台上占有自己应有的教席。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师夷”的往务，在历史的长河中“善假于物”任重而道远，只不过我们在继续积极吸收国外一切有价值的科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奉献出自己的新“物”，以便别人可“假”，这正是企业自主创新所要完成的任

务。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坚信三人行我必为师，让民族的竞争意识插上科学求实的双翼，使每个员工都能在这种新的东方企业文化中彰显自己的个性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