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特 稿·SPECIAL REPORT 24
记者：请结合现实情况，用CREO2017研究结论，分析一下从现在到2035年、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如何逐步变成主导能源？
王仲颖：2016年，可再生能源占总终端能源消费的6%。

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9月，全国基建新增发电能力中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比上年同期多投产35万、197万、146万、1977万千瓦。

截止今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8655万千瓦，占全国规模以上电厂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5.2%。

从全球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未来几十年依照中国宏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和能源体系去碳化需求，可再生能源份额将大幅增长。

2016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2.7亿吨标准煤。

“低于2℃”情景下，2050年该值增加8倍，达到21.86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下则增至16.63亿吨标准煤。

“低于2℃”情景的主要趋势是首先发展风能，2035年前的中阶段发展太阳能。

2050年前的长期阶段，将扩大太阳能发展规模，迅速提升生物质能利用率。

由于水资源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限，因此两种情况下均遵循相同的增量增长。

“低于2℃”情景下，2050年可再生能源涵盖大部分能源需求。

2030年之前的能源转型初期，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将快速增加。

两种情景均预测中国能源需求于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

2050年，“低于2℃”情景的终端能源需求为33.21亿吨标准煤；既定政策情景为35.3亿吨标准煤。

提升能效措施是两种情景能源需求趋势类似的主要原因。

记者：根据CREO2017，到2050年前后，我国能源需求侧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王仲颖：到那时，我国能源需求侧将产生重大改变。

目前工业领域占据终端能源利用的指导地位，但到2050年，尽管能源需求总量将与现在保持同一水平，但能源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变——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费量大幅下降，交通和建筑能源消费将上涨。

终端部门电气化程度提高主要源自可再生能源的贡献。

两种情景均是如此，“低于2℃”情景的电气化程度和可再生能源份额更高。

2050年，“低于2℃”情景下52%的终端能源需求为电力，既定政策情景该比例为39%。

工业用化石能源很大程度被电取代。

到那时，中国走上绿色、多样化供能之路，减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代之以非化石能源。

“低于2℃”情景下该发展趋势更为明显，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供能的63%，相比之下，既定政策情景则为47%。

据此可以说，
从现在到2050年
可再生能源逐步成为主导能源
CREO2017展示了我国能源系统到2050年的两条发展路径。

一是低于2℃
情景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由严格的碳预算推动；二是既定政策情景发展路径，这一
路径由当前实施的能源政策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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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2℃”情景下非化石能源的快速、决定性发展是我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

记者：到那时，电网传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仲颖：两种情景均加大了电网基础设施投资，用以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促进在区域内外高效传输清洁电力。

到2050年，中国电网将在更大的平衡区域实现密切整合，整个中国电网发展为一体化市场。

中部和东部省份为主要输入地区，西南和东北则是净输出地区。

“低于2℃”情景下的电网扩容总体比既定政策情景高。

两个情景均表明，到2050年中国的输电系统继续完善，且依靠价格手段按照市场原则调节电力供需两侧，从而促进新增电网的大规模投资。

记者：依据CREO2017，从目前到2020年这段时期内，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采取怎样的政策？
王仲颖：总体上要注意四方面。

一是2020年前可再生能源仍需延续固定电价政策，其中海上风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需要延续到2020年后实现规模化发展。

应更好利用竞争性招标推动价格下降，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站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规模。

二是随着2020年后逐步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在电力市场价格基础上，率先对新增风电、光伏电站建立基于定额补贴的市场溢价机制。

初期可按目前固定电价的差价补贴标准确定溢价补贴标准，未来适时合理调整、逐步降低定额补贴标准，或者建立与招标电价结合的差价合约机制。

三是在2017年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在2020年前建成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发电侧）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售电侧），逐年提升配额比例要求，形成市场化绿色证书价格形成机制和逐年上升的未履约价格惩罚水平。

四是切实发挥即将正式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对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公平竞争的作用，逐步建立起新建建筑和工业用热的可再生能源用热强制安装或者供热比例要求制度。

记者：近日，《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印发，说明三地能源协同发展进入实质落地阶段。

依据CREO2017研究成果，该地区该如何实现能源协同发展？
王仲颖：京津冀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消费重心之一。

同时，京津冀作为我国的“首都圈”，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优化转型的产业布局和依然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京津冀的清洁能源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是，目前京津冀区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不高，多样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潜力没有充分挖掘，电网等基础设施发展不同步，急需通过创新驱动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

CREO2017研究显示，京津冀可通过全面协同能源转型实现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

在低于2℃情景下，203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8165兆瓦，占总装机比重的47.8%；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将达到83922兆瓦，占全部发电装机的31.3%。

雄安作为国家级新区，2030年可实现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50%以上。

记者：具体而言，实现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目标需要哪些保障措施？
王仲颖：针对京津冀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任务，京津冀需要加强以下5方面的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提高京津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协同性；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是创新市场化机制体制；五是加大宣传提高公众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