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金融合作生态环境若干问题研究

京津金融合作生态环境若干问题研究
伴随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京津两地金融合作不断加大。

目前，京津金融合作生态环境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京津金融合作的发展。

针对京津金融合作生态的现状，本文提出了完善京津金融合作生态环境的对策。

关键词：金融生态一体化市场体系区域合作
京津金融合作生态环境的现状
（一）区域产业合作环境
京津地区智力资源密集、制造业基础深厚、科技产业互补性强。

2005年以来，京津两地签署或参与签署了《京津城市流通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泰达宣言》、《京津冀旅游合作协议》、《共同建筑市场合作协议》、《北运河开发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天津开发区与北京中关村协会联席会战略合作协议》、《华北五省、区、市文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北五省、区、市工商局区域合作协议》等，优化了京津产业合作的环境和机制，积极推进了京津区域产业的对接和协调发展。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助推器，京津两地区域产业合作规模和领域的扩大，为京津两地金融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北京作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和信息发布中心，金融机构资金充足，具备全国独一无二的金融资源，是“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国家金融决策和监管部门，国内外金融巨头、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协会的集聚地，金融资本的蓄积量远大于资本的需求量，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存贷款余额迫切需要通过投资方式的创新推动资本的转化。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以来，随着天津城市建设和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建设的加快推进，对多种金融业务的需求量持续加大，成为国内外投资的重点地区。

与此同时，2006 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使滨海新区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上具备了先行先试的金融创新优势。

但是，由于天津金融业规模小、资源少，迫切需要外部金融资源和资金的注入，提升天津金融业的综合实力。

因此，京津两地金融产业发展和定位的差异性，为推进京津金融业的合作奠定了可行性。

（二）政策法规合作环境
在金融政策上，京津一直以来都对金融业具有一定的政策优惠，为京津两地金融业的成长和壮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但从目前京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来看，京津两地间的政策法规都是针对本地管辖范围内的金融业务类型，而很少涉及京津区域间金融合作的政策法规，仅有北京市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涉及了建立京津冀金融合作机制的相关内容。

此外，在法制上，由于我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司法与行政并未分离，行政在我国的金融生态中干预性还很高，而司法审判实行属地和属人原则，京津之间金融业务上的纠纷，处于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在采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上很容易因审判地点不同而造成不同的结果，从京津两地金融业的法治环境来看，其经济金融发展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不规范、地方保护主义、司法不公和司法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在经济发展、
就业压力的影响下，容易导致政府对金融业不适当的直接或间接的行政干预，从而影响银行贷款质量。

（三）金融机构合作环境
早在2000年6月，京津两地开通了“京津区域票据自动清分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跨城市的支票流通，为京津金融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2006年1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建设的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开始在京津等六个省市试点运行，克服了京津支票只能在同城范围内使用时对资金流、物流和人流的限制。

2011年10月，京津冀三地银监局在河北廊坊签署了银行业监管合作备忘录，提出通过建立信息交流、检查互助、定期磋商等协调机制，实现对互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京津两地金融机构监管与合作环境的改善，对促进京津金融合作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但是，京津两地分属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和北京营业管理部管理，各地在管理方法、考核机制、统计信息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加大了金融政策协调的难度。

对于全国性商业银行而言，因为机构多、摊子大，在管理体制上各分行目前均处于相互独立状态，跨省市及跨行合作难度较大，而区域性银行更是受本身管理体制的限制，在不同省市之间调拨资金的难度较大甚至无法操作。

这就使得京津的金融服务限制在各自行政区域之内，难以实现金融资源在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

（四）信用信息合作环境
从全国城市社会信用体系的单向比较来看，北京和天津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国内处于前列，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京津两地的信用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如目前京津两地社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信用评级未完全在贷款决策、贷款定价中起到核心作用；基层信贷人员对评级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归集和评估；企业的诚信意识比较淡薄，评级体系中的财务数据不准确、不全面，风险得不到真实反映等，都阻碍了京津两地金融业的合作和金融业务跨区域的发展。

完善京津金融合作生态环境的对策
（一）深化京津金融合作的产业经济环境
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开始向服务主导型这个方向发展，而天津现在还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主要是工业主导型、投资主导型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持，需要信息业的支持，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

因此，北京和天津应加大在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间的对接，加大北京研究开发、技术创新、营销及管理咨询机构与天津制造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此推动京津两地产业间的合作共赢，通过增强产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切实改善京津两地间金融业产业合作的生态环境。

（二）优化京津金融合作的政策法规环境
在优化京津金融合作的政策法规方面，一是可以全面梳理现有制约京津金融合作的政策法规。

对有悖于京津两地金融业合作的机制、体制等进行及时废止，把两地间的金融机构合作政策环境纳入京津两地金融业发展规划体系，使政府以服务者的角色为京津区域金融一体化提供一个公平的金融政策环境，为京津两地金融市场的自由开放提供空间，最大限度地增加金融一体化的可预测性，降低风险性。

二是完善京津金融合作方面的地方法规。

一方面要根据京津两地各自的金融运行特点，加强金融法规建设，制定合理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京津两地金融监管部门要签署金融合作协议，建立双方多层次的金融监管机制，通过京
津两地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建成基础扎实、反应灵敏的监管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金融风险预警协调机制、金融风险处置协调机制和金融突发事件处置机制等，提升京津两地的金融协同监管能力，共同防范金融风险。

再有，在优化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方面，京津两地可以建立突破地方行政干预的诉讼管辖机制，实行执法人员异地交流制度，减少地域性和行政性因素的影响。

（三）提升京津金融机构的合作水平
提升京津两地及金融机构的合作水平，一方面，要建立起京津两地政府、金融部门、企业要建立畅通、对称、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

政府作为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建设的主导力量，应以各种不同方式适时向金融发布和推介有关经济和社会信息，向金融机构推介优良项目，促进金融机构掌握真实情况并尽快对企业实行授信；同时，政府在制定有关经济发展规划，支持企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时，应及时向各行业通报，咨询金融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推进两地金融机构展开跨区域合作。

另一方面，京津两地金融企业也应主动加强与政府、企业的联系和沟通，经常通报京津两地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存在问题和解决措施，争取政府和企业的支持。

（四）提升京津金融机构的信用信息共享水平
京津两地应加快制定推进金融信用体系办法，通过制定京津两地间征信数据开放和使用管理办法和京津两地间通行的社会征信行业管理办法，促使京津两地间征信机构、征信活动、征信市场、征信产品等方面的行为的统一化，减少区域制度摩擦。

此外，在征求人民银行总行意见的基础上，建立京津冀地区统一的信息披露制度，促进区域信用环境建设的同步发展。

通过信息共享的内容体系的建设，对信用不良企业和个人建立档案，在一地失去信用，在另一地受到实行“不开立账户、不发放贷款、不办理结算”的制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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