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南路交通对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影响

古代中西南路交通对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影响*桂林，地处五岭之表、漓水之滨，不仅是闻名世界的风景胜地，也是尽人皆知的文化名城，然而在2000多年前，她还是一片蓁莽遍野、野兽出没的蛮荒之地。

短短的2000年，桂林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发展？说者见仁见智，但大多忽略了一点，即古代中西南路交通对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一、中西南路交通促成了桂林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通道路，在唐代以前主要有三条：一条是西北陆道，从陕西西安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沿天山南路逾葱岭，到达西域各国，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一条是西南水道，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昆明，过横断山，到达南亚诸国，此道鲜为人知；一条是南方海道，即从岭南的合浦或广州出发，渡南海到达交趾、日南、九真诸郡及扶南、林邑、菲律宾、爪哇等南洋诸国，再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孟加拉、天竺（今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伊拉克）等南亚、西亚国家，以及东非沿海，此道早在先秦就已开通，汉武帝以后日趋繁荣，素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又有“海上陶瓷之路”之名，其重要性不亚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

南方海道的出发点合浦、广州地处五岭之南，与中原的交通很不便利。

五岭即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由西向东横亘在两广与湘赣交界之处，绵延数千里，崇山峻岭，险峻无比，只有几处可以通行，这几处是：1、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由湖南零陵经广西全州、兴安到桂林的谷地，简称湘桂谷地，地势低平，且北有湘江、南有漓江在兴安分流，相距甚近，便于沟通；2、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由湖南道县越桂岭凹口到广西贺县、钟山的山路，桂岭北有潇水与湘江相连，南有贺江与桂江相连，但两江相距较远，且桂岭地势较高，不便沟通；3、骑田岭与大庾岭之间由湖南宜章、郴县越折岭关到广东乐昌、连县的山路，折岭关北有耒水与湘江相连，南有连江与北江相连，但航道不甚理想，且折岭地势险峻，难以通行；4大庾岭中部从江西大余越梅岭关到广东南雄的山路，此道最为崎岖，唐以后才较常用。

这四道的交通条件，相比之下，以湘桂谷地的最好，因此也就最先被开通，最常被使用，历代统治者对此道的经营也最为重视。

秦始皇进军岭南，便以此道为进军重点，后来为便利漕运，又命史禄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运河将二江相连，这就是闻名世界的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灵渠，从此由中原南航的舟船，可由长江过洞庭湖，溯湘江，沿灵渠下漓江直达岭南各地。

秦始皇又下令在灵渠与漓江汇合处建筑关隘（后称严关）和城堡（后称秦城），以便控制这条交通要道。

汉武帝攻灭南越王国，统一岭南后，仍以此地为控制岭南要塞，当时的始安县治，就设在秦城。

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大司农郑宏鉴于交趾七郡的运载贡品的船舶，以及南洋诸国的商船，有些从海道直航中原，常被风暴吞没，便奏请增开零陵峤道，即从今零陵沿湘桂谷地往桂林的陆道，这就是著名的湘桂走廊。

从此湘桂谷地的交通水陆并进，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各道。

桂林，正好处在严关和秦城之外，湘桂谷地之南端，水路和陆路均在此汇合，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第一站，也是从岭南前往中原的最后一站。

从桂林出发，水路顺漓江可直达西江，顺西江而下可直达广州，溯西江而上可直达南宁，或在北流河口转入北流河，进入玉林平原，登岸转入南流江，到达合浦。

溯漓江而上，过灵渠，下湘江，可直航中原各地。

陆路，桂林往西可通柳州、南宁，往北可由湘桂走廊前往湖南。

由于具有这样优越的交通位置，桂林的发展就成了必然之事。

而且，这里土地平衍，河流纵横，山青水秀，气候宜人，是理想的开荒垦殖、定居生息之地。

因此，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特别是在汉武帝攻灭南越王国，在岭南设置交趾九郡，中西海上交通开始兴盛之后，桂林的居民迅速增加，很快从一个蓁莽遍野、禽*发表于《桂林历史文化研究文集》第1辑，漓江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第138-147页。

兽出没、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一个阡陌相连、鸡犬相闻的繁华之乡。

到三国时代，以桂林为中心的漓江沿岸地区，人烟已相当稠密，因此吴帝孙皓决定在此设立始安郡，桂林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始安郡治的所在地。

南朝梁武帝改始安郡为桂州。

由于东晋及南朝六国与北魏等国划江而治，偏安江南，以及中原人民大批随皇室南迁，江南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地处由中原进入岭南第一站的桂州，其发展速度比岭南其他地区更快一些。

同时，桂州西面的东宁州（今三江，融安县地）、龙州（今柳州市及地区）也开始得到发展，因此由桂州往龙州的交通日渐繁忙。

至隋文帝统一岭南时，便将桂州、龙州、东宁州及静州（今昭平县地）合并为始安郡，以始安县为郡治所在地，桂林从此成为广西北部的统治中心。

唐代，广西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特别是广西的中西部地区，人口激增，因而设立的州县（包括羁縻州县）也激增。

为了加强控制，唐朝在中西部设立邕管，以邕州（今南宁）为管治。

但是由于邕管是新开发地区，所辖州县又多为羁縻，因此统治是很不稳定的，唐朝在广西统治的重点，还是放在桂管的桂州。

李靖招抚岭南时，就是以桂州为据点的。

他在广西修筑的第一座城池，也是在桂州。

其城周长3里余，高1丈2尺，设门四，东曰东江，南曰腾仙，西曰静江军，西南曰桂州。

从城门的设置方位及名称看，说桂州城是为控制西南而建，是不算过分的。

贞观年间，四川成都人候弘仁自牂柯郡（今贵州境）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趾和桂州。

此道的开通，不仅沟通了广西与贵州的交通，也沟通了由广西经贵州往南诏、吐蕃、天竺等国的交通。

桂州的交通地位，也随之上升：它不仅仍是由中原经湘桂走廊通往海道的中转站，又成为这条新的陆道的始发点。

为了加强由桂州往西南的交通，武则天长寿元年，又开凿连接漓江和柳江的运河。

运河开通后，成为连接西南的大动脉，“为吾粤之民与壤接之滇、黔、衡、楚永蒙泽润”（张钺《重修兴安临桂陡河记》），桂州城的地位，再次上升，“奠五岭之表，联两广之交，屏蔽荆衡，镇慑交海，枕山带江，控制数千里，诚西南之会府，用兵遣将之枢机也”。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唐中期以后，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多次举行起义，以及安南国（今越南）不断侵掠邕州等地，唐朝以邕州为中心统治西南的政策，已经难以执行，不得不取消邕管划归容管。

并大力加强对桂州的经营。

唐宣宗大中年间，蔡袭增筑外城，周长30里，高3丈2尺。

僖宗光启年间，都督陈环又在子城北面增筑夹城。

至此桂州城成为广西第一大城，桂州也就成为广西实际上的统治中心。

因此到宋朝在广西设立广南西路时，就以桂州为路治，桂州从此成为广西名副其实的统治中心。

由此，桂州城的建设，继续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南宋末年，为了阻挡元军从广西经湘桂走廊进攻湖南，南宋统治者连续4次对唐桂州城进行大规模扩建，并在鹦鹉山刻制巨大的静江府城池图以作指挥作战之用。

如今这城图和城墙的遗迹东镇门、宝积山及其以南城墙、古南门，以及由当时的护城河演变而来的杉湖、榕湖、桂湖已成为桂林城池发展的最好见证。

明代，桂林城继续扩展到象鼻山与阳江一线。

太祖朱元璋还把他的侄孙朱守谦分封到桂林为靖江王，以充分利用桂林的交通位置，达到慎固边境、屏卫中原的目的。

由于有了靖江王，桂林才有靖江王府，才有靖江王城，才有靖江王陵。

而正是这一府一城一陵构成了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

二、中西南路交通促成了桂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桂林，长期以来是广西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它的自然条件却并不是广西最好的，因此它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优越的交通位置。

桂林的陶瓷业，从南朝起就相当繁荣。

桂林最早的瓷窑，是在城南10余里的窑头村附近的大窑，窑的东面紧靠漓江（现已东移），水源及航运十分便利；窑的西面是官道，陆运也很方便。

该窑主要烧制青瓷，从其窑式（属龙窑）及遗存器物看，其烧制技术当是在南朝后期由湖南的湘阴窑传入，或者就是湘阴窑的一批工匠开烧的，目的是便利就近销售。

到唐代，由于桂柳运河的开凿，这里的陶瓷产品又可以用船运至西南销售，因此窑头村一带的陶瓷业迅速繁荣起来。

现在遗存的窑址，约有10来座。

直到宋代以后，由于漓江改道东移，以及瓷土用尽，窑头村一带陶瓷业才走向没落。

桂林的铜器业在唐宋时期也相当发达，而这主要是因为西南交通的繁荣。

唐代桂林设有钱监铸造铜钱，远近甚便之，后来民间也广泛开铸铜钱，以至唐朝廷要下令禁止。

当时桂林所制的铜镜、铜盘等，也是铜器中的精品，销量很大。

至宋代，桂林的铜器业更加繁荣。

当时桂林铜工的数量居于全国前三名之列（另二个是产铜的临川、隆兴）。

但是桂林附近并不产铜，它所用的铜都是从西南左右江地区的归化州和古甄峒运来的。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便利的交通，桂林的铜器业是不可能繁荣的。

桂林商业的繁荣，更离不开中西交通。

从岭南运往中原的货物，包括官运的食盐、稻米都以桂林为最后的集散地，由中原来岭南的商船，也都在桂林装卸货物。

即使南洋诸国、南诏、印度的商贾，也有不少来到桂林，出售他们的货物，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桂林的名产桂布、戏面等。

由于中外商人云集桂林，桂林的商业十分繁荣，漓江上下，商船如织，大街小巷，商贾如云，行人摩肩接踵，商品琳琅满目。

因此，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不由得发出赞叹：“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西南通绝域，东北有高楼，神护青枫岸，龙移白石湫，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

”而宋代的汪应辰更说得明白：“逾衡湘而南，靖江为一都会，崇墉复宇，显敞壮丽，通衢之广衍，圜之阜盛，称其为都会之府”。

三、中西南路交通促进了桂林佛教的发展和繁荣桂林的佛教，肇始于东汉，成长于南朝，鼎盛于唐宋，是广西佛教最繁荣的地区，在整个华南也是首屈一指的。

这也得归功于中西南路交通。

岭南的佛教，最初是由中原传入的，大约在东汉末年，苍梧人牟融就曾在交趾随人学佛，回到苍梧后潜心钻研，纂成《牟子理惑论》行世。

由于桂林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第一站，佛教从中原传入苍梧、交趾之前，必然要先经桂林，因此，桂林应是岭南最先传入佛教的地区。

隋文帝开皇年间，广西最大的寺院缘化寺及第一座佛塔舍利塔在漓江西岸的象鼻山西麓巍然兴起，这决非空穴来风，当然是桂林佛教开岭南佛教之先河的必然结果。

开皇十年，由中原而来的高僧昙迁，又在漓江东岸的七星山讲佛布道，并在七星岩口刻上了桂林第一块摩崖石刻“栖霞洞”三字。

也是在东汉末年，天竺、师子等国的商人、使者、僧侣，开始从海道来到岭南，特别是晋以后，以传教为目的的使者和僧侣从海道而来的就更多。

他们大多在交趾、合浦和广州、番禹等地登岸，然后北上到达京师金陵（今南京）及中原各地。

这些北上的使者、僧侣，除少部分从广州北部经桂阳峤道进入湖南或由广东东部经梅州进入福建外，大多是从交趾或合浦北上到达桂林，再经湘桂走廊进入湖南的。

如西晋惠帝末年，天竺僧人耆域，“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涉交广，并有灵异”，后经桂林抵达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