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十一号周宅的老住户
鲁迅“齐家”理想的破灭
鲁迅“齐家”理想的破灭北京西城八道湾十一号以前是“周三人”兄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奉母亲鲁老太太一大家子合住的大宅门。
当1919年12月鲁迅胜利地将全家老小迁入之初，情绪极其高涨，在稍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郑重地在此主持祭祖典礼，兴高采烈地为孩子们燃放花炮。
这时作为长子的鲁迅如释重负。
按中国传统，父亲不在了长子就是家长；家长权力，责任也最重。
中国人又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详见《礼记·大学》），“齐家”主要的责任在于家长。
在理论上鲁迅早就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他说自己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即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到新文化运动起来，更写下了《狂人日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但理论好谈，思想也还比较好变，而感情则难改，具体事情一旦落到了自己家里，到自己身上，传统的力量就大得惊人。
鲁迅在思想上对旧文化大造其反，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仍然躬行传统的孝道，讲究“修身，齐家”，宁可自己吃很多辛苦，首先要把母亲服侍好，一切顺着她的意思来（所以他在包办婚姻中默默地接受了朱安，结果让自己和朱安都痛苦不堪），又要对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家小，全心全意地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
不过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大家庭只维持了不到四年时间，就先是慢慢松动，终于突然破裂了，鲁迅本人愤而走出了八道湾——先前的设想完全失败，为“齐家”所做的种种努力、牺牲和奉献化为泡影。
从1919年鲁迅买下八道湾十一号院这所住宅，到2020年这成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校园里一块名曰“周氏兄弟旧居”的特区，这九十五年时间里的起伏变迁相当复杂，要完全弄清楚，须看新近出版的《八道湾十一号》（黄乔生著，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一书。
此书并不是作为学术专著来写的，全以叙述的笔调展开，甚少论断；但其中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学术内涵，不但益人神智，也能促动人们对这座大宅门及其相关人物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及其影响
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及其影响作者简介：赵泓（1966-），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摘要：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
它由周作人等人介绍进入中国，先在文学团体的成员间传播，继而通过北京、上海知识文化界影响到大批思想激进的学生。
当时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以及后来的乡村建设运动、人民公社和“五七”指示，均源自新村的梦想。
??关键词：新村主义；传播；影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2-0000-00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广泛影响到中国思想界的一股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
它的创立者和系统阐述者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先驱武者小路实笃。
由于新村主义杂糅了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颇受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在五四时期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且深刻影响到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目前研究新村主义的文章已有不少，但新村主义通过何种渠道进行传播，它跟工读互助团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等，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的传播路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和中国无政府主义集大成者刘师复曾设计过类似新村的组织，［1］357??但他们都是单纯从无政府主义角度去构想新村的，和实笃提倡的新村主义不尽一致，而且没有什么影响。
新村主义成为一股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并使得一些人争相模仿，则是在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创办《新村》杂志并传入中国之后。
??将新村主义系统介绍到中国的是五四文化名人周作人。
他和实笃第一次通信开始于1911年。
是年，《白桦》杂志登出购买增刊《罗登号》的广告，周作人去函预购。
以后二人书信往来开始频繁起来。
《新村》杂志创刊于1918年7月，“理应看作日本新村运动的起点,虽然新村运动的实践是同年12月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的”。
［2］665??周作人与《新村》直接发生关系始自1918年10月。
据10月25日周作人日记，周当天寄出了《新村》杂志一年的订阅费。
八道湾胡同11号的风波
八道湾胡同11号的风波一八道湾胡同11号----熟悉鲁迅的人，都很熟悉这个地名，这是鲁迅在北京的故居。
知道周作人的人，应该也知道这个地名，因为这里也是周作人在北京的故居。
周氏兄弟，在五四大潮涌来时，同时站在文学革命的前沿，由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双双成为新文化运动营垒中的领军人物，同称为“思想界权威”，可谓双峰并峙。
可惜后来，二水分流，一位成为“民族魂”、一位却沦为了汉奸…… 八道湾胡同11号----说是鲁迅的故居，因为鲁迅在北京的居所，经考证虽有4处之多，但是八道湾甚至比现在作为鲁迅博物馆的西三条胡同21号院还有名。
从1919年11月搬入，到1923年8月迁居砖塔胡同61号，鲁迅在此住了近4年时间。
时间虽短，却在这里写出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不朽著作和译著，数量达百多篇。
说是周作人的故居，因为这里同样是历史文化名人的周作人的居所。
从1919年搬进至1967年辞世，住了近49个年头，在这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
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苦雨斋”，后更为“苦茶庵”。
在此写下了大量风格清涩、幽默的小品、散文，所汇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谈虎集》、《看云集》等。
八道湾胡同11号----是周氏兄弟的房产。
由鲁迅经手、卖了绍兴祖产后购买。
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
当年鲁迅与母亲、原配朱安住在前院，周作人及其“苦雨斋”在后院。
那时，周作人一家住在后院北房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北房中间三间，鲁迅最初住中院西厢房，也就是后来的“苦雨斋”，之后才搬到前院。
1923年鲁迅搬出，不久周母、周建人一家也搬离，而周作人一家在这里一住就住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周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入狱。
1949年出狱，周作人一家又搬回中院。
二八道湾胡同11号风波初起鲁迅一家，住在一起，其乐融融。
但仅过4年，1923年鲁迅就匆匆搬离。
周氏昆仲反目，八道湾风波乍起。
鲁迅和他宅子里的树们
古诗十九首， 读过 “ 白杨何萧萧。 松柏夹广路” 之 句。
但 在 南方终 未见过 白杨 ，后 来在北 京才初 次看见 。谢
在 杭著 《 五杂 组 》中云 ：
“ 古人 墓 树 多植 盥 梧螽 楸簟 。 南人 多种 松 柏 ，北 人 多
浓郁 的花 香就开始 漫溢缭 绕在 院墙 内外 ，不 管是慕 名 来 访还是偶 尔经过 ，人 们无不 为这里随风 袭来 的阵 阵 花 香而如 痴如醉 。夏天 到 了的 时候 ，小 院里则 是枝 叶
花木店云松阁来家种树 ， 这天的《 鲁迅日记 ＞ 记载 “ 云 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
梅、榆梅各二 ，青杨三”。现在，鲁迅 当时种植的树
木 ，如碧 桃 、刺梅 及两株 紫丁 香和三棵 白杨树 都没有 了 ，但剩 下的两株 白丁 香却依 然茂盛 ，树干粗 壮 ，树
冠如盖 ， 成 为这个 小院最 引人注意 的景观 。每到 四月 ，
新居 的第二个 星期天 ，正在女 高师读 书 的绍 兴老 乡许 羡苏 、王 顺亲 和 原来 一起 在砖 塔 胡 同 ６ １ 号 居住 的 俞
氏三姐 妹俞芬 、俞芳 、俞藻一 起来 西三条看 望鲁迅 先
生。 鲁迅 兴致勃 勃地 带领这 伙小 丫头参观 自己 的新居 ， 顺便介 绍 了自己在前后 院种树 的规 划 ：前院 打算种植 紫 白丁 香各两株 、碧桃 树一株 、榆 叶梅 两株 ，后院 的 土质不如 前院 ， “ 打算 在北面 沿北墙 种两株 花椒树 ， 两株 刺梅 ，西 面种三株 白杨树 。 白杨树 生长 力强 ，风 吹树叶 沙沙响 ， 别有风 味 ” 。 因为过 了最好 的植树 季节 ， 直到第 二年春 天 ，鲁迅 的种树 计划 才得 以落实 。１ ９ ２ ５ 年 ４月 ５日是 中华 民国时候 的植 树节 ，鲁迅请 著名 的
鲁迅故居之八道湾十一号考察
鲁迅故居之八道湾十一号考察作者：牛梓蓉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3期摘要：坐落在北京西城的八道湾十一号院子，曾经是周氏三兄弟的宅院，1996年因旧城改造，八道湾即将被开发拆毁的报道引起轰动，直到2009年官方消息发布八道湾十一号院，将作为三十五中校内文物保留。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八道湾十一号作者简介：牛梓蓉，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02鲁迅在北京的故居有四处，分别是：宣武门外绍兴会馆、八道湾十一号、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和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居住时间最长的是绍兴会馆，时间最短的是砖塔胡同。
绍兴会馆是公共住所，鲁迅和周作人在那里借住；砖塔胡同则是短期租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造鲁迅故居和博物馆，而八道湾十一号的保留与拆除，成为多年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
无论是出于对鲁迅又或者是对周作人的追忆，八道湾一直以来是众多关注周氏兄弟的人们想要亲眼目睹的地方，虽然北京鲁迅博物馆在鲁迅生平陈列中有关于八道湾的院景照片，也陈列出周宅庭院全景的模型图，再加上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中提供的周丰二先生1987年绘制的住宅平面分布计图，但所有这些材料都不能满足人们对八道湾实地考察的欲望。
1、鲁迅对八道湾建筑的设计建造鲁迅1919年2月开始四处寻找房源，7月选中了这套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院子，开始作图设计改造修建，从看房、议价、办各种契税、筹借款项等，这些几乎都是由鲁迅一人完成。
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搬入八道湾居住。
按照黄乔生先生在《八道湾十一号》中的介绍顺序，从后门进入住宅，挨着后门入口西北的这个小跨院，根据周丰二1987年绘制的八道湾十一号平面分布图，在1919年鲁迅来此处看房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大约到1940年，在西院建瓦房12间，灰被平房8间，廊6间，曾为鲁迅同乡章川岛一家所住，后来成为民俗学家江绍原一家的住宅。
“两个巨石重镇”与八道湾十一号
本刊以此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北京是鲁迅除故乡绍兴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从1912年到1926年，整整14年。
在这14年，鲁迅开始了自己的新文学创作并迅速达到顶峰。
北京也是鲁迅最喜爱的城市，在1926年离开北京后还多次表示过返回北京居住的想法。
鲁迅在北京曾经居住过四个地方，这些地方都得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保护。
另外，鲁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如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也都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当年不经意的生活足迹不仅影响了当时人们的交往轨迹，而且持续影响着此后北京的城市变迁和城市风貌。
从本次刊发的三篇文章，可以窥见一个特殊人物的生活对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在空间观念和空间规划上的深刻影响。
壹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有四个：宣武门外绍兴会馆、西直门内新街口八道湾11号、西四砖塔胡同61号和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
居住时间最长的是绍兴会馆，时间最短的是砖塔胡同。
绍兴会馆是公共住所，非专有住宅，属于借住；砖塔胡同则是短期租住。
可以作为鲁迅旧居的只有八道湾十一号和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后者被保护下来，旁边还建了鲁迅博物馆。
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八道湾十一号，渐渐增加居民，成为大杂院。
2009年，因为北京金融街的扩张，原来在金融街边缘的第35中学被搬迁到新街口地区，2014年学校建成启用。
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人们称为“周氏三兄弟”或“周氏兄弟”，曾共同居住过的八道湾十一号被圈在校内，现已成为“周氏兄弟旧居”。
无论如何复原，拆迁后，这个地区的胡同肌理难免大大改变。
虽然在总体规划中考虑了这一点，在学校院内用转了几道弯的回廊演示胡同的格局，并在路上立牌说明，周边也保留了几座四合院与之呼应，但纪念馆设在校内，观众进出不便，维持安静的教学秩序、保障安全与旧居免费开放、服务社会之间存在矛盾。
当初，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鲁迅旧居旁为建博物馆，拆掉周围大片民房，只保留半截胡同，现在观众只能靠照片、绘图来想象当年鲁迅在此居住时的情形。
老北京院门
《大都》一书中，对这种栅栏门的描写曾有几处，这里选有代表性的引述如下:"从米市大街朝西一拐弯，进了胡同，这就到了。墙外种着四五棵槐树，两树之间留着间隔。树身外面用粗砖像矮墙似的砌高起来围着它们，砖块当间砌的时候留着透亮的空隙，砖垣上面平圆顶抹了几层光滑硬实的洋灰……铃铛还没住声，忽然大门自动地打开了，马车骨碌碌地奔进门内一条狭长的泥径来。这两边都是房屋的砖墙……前面是一块空敞的泥地院子，除了西北角的几间屋子，这院子少见的空旷。玉英带着静山、金妈都下了马车，跨上了四五级台阶，迎面紧掩住的是四扇绿漆油饰的屏门，当中漆了四块斜正方形的红方块儿，油着四个饱满的黑字。"这一段描述了自进栅栏门到进院的场面，主要是停车场和马号。
最简单的如意门，只用瓦组成线纹、"五花象眼"等透空的花纹。这种大门的门扇减小，只用两扇门簪，石枕为石墩，而非石鼓，开启灵活。
到了民国年间，原有的皇族显贵开始败落，所用宅院陆续出卖。购买这些住宅的新富们为了遮掩，就在原广亮大门的基础上，在门道内砌墙，门道封在大门口内。这种由广亮大门改成的如意门不少。这样的大门，往往在山柱上留下原来装门的槽口痕迹，甚至原有的门不拆，又在外檐下再加一道如意门。
广亮大门的屋顶一般不吊顶，后来为了整齐也有加的。屋脊有两边斜伸的“清水脊”，也有“元宝脊”。广亮大门的门，立在房屋进深的一半处，一半甚至更多的使用面积留在了门外。民国后为了治安的考虑，有的在门外加了一层铁栅栏。广亮大门与王府大门一样，门外也有上马石、拴马桩或拴马石等。
金柱大门所说的“金柱”，就是檐柱以内的柱子。金柱大门，就是将门框安在金柱上的大门。在规模上，金柱大门显然比广亮大门要小，门也窄，有的只有半开间。其他方面如大门的构造、屋顶、雕饰等，均与广亮大门同。其门洞仅约一步进深，大门道的檐柱上有些装饰，整体上显得比广亮大门轻巧。
[评论随笔]许广平的虚伪与周海婴的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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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随笔]许广平的虚伪与周海婴的极品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鲁迅死后，所有的财产都有许广平接收了，原配什么也没有。
许广平以入狱和邮路断绝为由解释她不给朱安生活费，其实呢？事情出来之后“邮路”立刻通了，许广平又可以寄钱了。
看了许广平和朱安的通信，感觉许广平真的是非常虚伪，字里行间都是在哭穷，同时历数自己对朱安的付出，到好像知道这些文字是会流传出去的。
至于说一家人的感情，我在里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对于鲁迅生前死后朱安的遭遇，许广平是有责任的，她宣扬她在付出，其实她霸占了朱很多包括丈夫和丈夫留下的财产，在丈夫去世后，她霸占鲁迅的财产不算，还克扣朱安的基本生活费，四处哭穷，四处宣扬自己为朱安如何付出。
许在那个年代是怎么的人，为尊者讳，我就不多言了，相信读过一些关于周、朱，许的故事的人都知道。
许说为了朱的出路，她委屈自己承认是同居关系，问题是他们不是同居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光明正大的师生关系？当年在一幢小楼里住着还号称师生关系，想必许自己也没有脸说出口。
而且海婴已经出生了，简单的说许广平从来就不是一个真诚的人，朱安和她相反，是个真诚的旧式女人。
周海婴的极品牵扯到的是周家最无耻的男人，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名副其实的“贱人”lx和羽太信子闹翻还有一个原因：老三周建人娶了信子的妹妹芳子，3个孩子，后来却跑到上海和王蕴如同居还生了一堆私生子女。
羽太信子认为周建人学lx,而且lx背后支持周建人抛弃妻子的行为，原因是周建人养二奶钱不够，lx 还寄钱给他，于是更加仇恨lx.周建人比lx更绝，lx好歹是真的和朱安没有感情，从来没有成婚，并且打算离婚但是因为朱安不允和担心朱安离婚后的处境才没有离婚，并且终生供养朱安，周建人是自愿娶芳子，四个儿女(长子夭折，周鞠子、周丰二、周丰三)不能用“父母之命没有感情”之类来开脱，但是却趁着到上海和王蕴如同居生子大摇大摆如合法夫妇般。
1937年春节，周氏母亲八十岁。
天津“抗日杀奸团”锄奸事迹
天津“抗日杀奸团”锄奸事迹作者：刘岳来源：《百年潮》2013年第12期八道湾的枪声北京八道湾11号，是鲁迅1919年11月购买的新宅。
不久，二弟周作人全家也搬来同住。
1922年，周作人与哥哥鲁迅绝交。
鲁迅带着母亲和夫人朱安，愤而离开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84号。
从此，周作人“鸠占鹊巢”，成为八道湾ll号唯一的主人。
1939年1月1日10点20分左右，在八道湾周作人苦雨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面色平淡的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家住南锣鼓巷板厂胡同13号（老门牌）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
这时，工役徐田走进来，递上一封信，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周作人）。
周作人接过信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的衔头。
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
于是，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
沈启无从桌子对面起来，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
两名学生进了客厅，一个穿青色大衣、戴黑毛皮帽、足穿黑皮鞋，一个穿古铜色大衣、戴灰色毡帽。
周作人一见学生进来就站了起来，一位学生对另一位学生说：“这就是周先生。
”只见离周作人只有一米远的学生，略微迟疑了一下，迅速从衣袋中掏出手枪，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
无巧不成书。
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只是擦伤点皮，但周作人还是应声跌倒。
沈启无闻听枪声，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说：“我是客人”。
学生以为他要反抗，又是一枪，射中胸部。
沈启无应声仆地。
得手后，两人赶忙向外跑。
周作人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也站起来跟了进来。
躲在门外的工役徐田，以前在侦缉队混过差使，懂得一点格斗，就跟在行刺的学生后面，拦腰抱住一个，双方扭打起来。
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有几个人力车车夫在这取暖闲谈。
大家听见枪响，又看到徐田和学生打了起来，便进来协助，四个人扭成了一团。
没想到学生有后援，开枪相助，车夫方秉贵胸部中一枪负伤，车夫张启明腹部连中两枪当场毙命。
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
精心整理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周作人为什么会成为汉奸？历史在必然的同时有很多偶然。
假如周作人没有当汉奸，那么他一定也会跟他的大哥鲁迅一样功德圆满，一定会备受世人崇敬。
但是这毕竟是假设。
真实的历史是：周作人自1939年始“下水”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1945年至1949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解放后，在困苦和屈辱中度过，1955年还被北京市法院判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7年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寂寞的死去。
1937年，北平陷落前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宣布南迁。
但是南下的队伍中始终没有看见周作人。
周作人的很多朋友和关心中国文化前途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写信给他，或者在报纸上撰文，盼望周作人南下，据说，原本他也与诸同事好友计议着南迁。
如果真是那样，也许逃难的颠簸竟可以抵消他此后一生的坎坷与羞耻——他可以就此躲过了任伪职当汉奸的机会，可以堂堂皇皇地做一辈子教授。
但是，为何周作人最终还是没有南下呢，最终以至于沦落为2、周作人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
他对当时形势有错误的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
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
所以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3、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他妻子是日本人，使他对日本文化有特说明：1、羽太信子是贪图享乐的人，一直过惯了奢华的生活，自然不肯颠沛流离地加入到难民的队伍中。
况且，占领北京的是来自她祖国的军队。
据周海婴讲：八道湾的房屋高敞，是被称为三进的大四合院。
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
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
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
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
鲁迅为何被指为“汉奸”
鲁迅为何被指为“汉奸”鲁迅乘五四新⽂化思潮步⼊⽂坛后，⼀直处于舆论的风⼝浪尖，其中最耸⼈听闻的论调之⼀，是指称鲁迅为汉奸。
说鲁迅是汉奸，主要有以下理由：其⼀，鲁迅在⽇本留学七年有余，其⼆弟周作⼈、三弟周建⼈⼜分别娶了⽇本⼥⼈⽻太信⼦和⽻太芳⼦姐妹为妻，更有传闻，后来鲁迅与周作⼈兄弟失和，是因为鲁迅与⽻太信⼦私下有染。
其⼆，鲁迅与书店⽼板内⼭完造关系密切，⽽内⼭则有⽇本军⽅间谍的重⼤嫌疑，通过鲁迅搜罗了⼤量情报。
其三，鲁迅撰⽂揭露国内⿊暗，有⼈认为这是损害民族形象，为外族⼊侵⼤造舆论。
其四，⽣逢乱世，鲁迅躲进租界寻求保护伞，1932年上海“⼀⼆⼋”事变发⽣后，鲁迅通过⽇本⼈的帮助，只顾⾃⼰⼀家⼈避难消灾。
1934年初夏，鲁迅在给友⼈的信中提起：“汉奸头衔，是早有⼈送过我的，⼤约七⼋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暗，北洋军阀的⿊暗。
那时上海报上就有⼀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我则因为⼥⼈是⽇本⼈，所以给⽇本⼈出⼒云云。
”爱罗先珂是俄国童话作家、诗⼈，⾃幼失明，后游历于中国、⽇本、印度等国，并因“宣传危险思想”两度被⽇本政府驱逐。
在北京期间，爱罗先珂曾寄住于⼋道湾周宅，与周⽒兄弟结下了深厚情谊。
1933年7⽉，上海《⽂艺座谈》杂志发表署名⽩⽻遐的《内⼭书店⼩坐记》，其中写道：“内⼭书店是⽇本浪⼈内⼭完造开的，他表⾯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本政府做侦探。
”⼜说：“不久以前，在《⾃由谈》上看到何家⼲先⽣的⼀篇⽂字，就是内⼭所说的那些话。
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坛⽼将’，连⼀点这样的⽂章都⾮‘出⾃⼼裁’！”“何家⼲”是鲁迅的笔名，这在当时⼴为⼈知。
⽽鲁迅怀疑⽩⽻遐乃张资平的化名。
张资平是30年代初红极⼀时的作家，创作了⼤量贴着“⾰命”标签的三⾓恋爱⼩说。
鲁迅曾⾟辣地嘲讽张资平⼩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个“△”，彼此积怨很深。
其时，适逢美国学者埃德加·斯诺撰写《鲁迅⽣平》，写好后请鲁迅审阅。
北京四合院保护困局：50年间消失80%
“50年的时间，80%的四合院消失了，这个速度是让人吃惊的。”一直坚定从事北京旧城保护的民间人士、老北京网“掌柜”张巍，提及这个数据的时候总是眉头紧锁。他说，以这个速度消失下去，若干年后，人们恐怕只能在网上浏览老北京四合院了，那将是很悲哀的事情。在张巍看来，近几年密集的拆迁、搬迁和翻新，看重的只是土地的价值，而土地上文物的价值却一再被忽略。
早在1996年6月，在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西城区八道湾胡同将被拆毁的消息后，以《城记》一书记录北京城变迁和古建筑命运的新华社记者王军，追到了北京市文物部门，又追到规划部门，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也纷纷撰文，请开发商“手下留房”，希望有朝一日将八道湾的现有住户搬迁出来，恢复这座院子的本来面貌。
随着北京35中新址地块拆迁工作的启动，2009年6月26日，《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被贴到了八道湾胡同口，公告显示：拆迁工程于7月中旬开始，当地单位和居民要在8月10日中午12时以前完成搬迁。
八道湾胡同11号——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一座众所周知诞生了《阿Q正传》、承载过周氏兄弟恩怨的四合院——八道湾胡同11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几块木板勉强支撑着院门，院墙上裸露着碎砖头，院子里私搭乱建的简陋棚屋密密匝匝，旧家具、自行车等杂物随处堆放着，完全不见当年三进大四合院宽绰而豁亮的宅门气派，只有那些“原装”老屋的青砖依稀可见，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有的不凡过往。
76岁的刘大妈是八道湾11号的老住户，“院龄”四五十年了。她说：“这些年，来八道湾11号的人越来越少了，来了也没什么可看的。”
对于四合院的大量减少，大多数人认为是城市规划的问题，是城建部门不重视不保护造成的，这的确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与此同时，四合院原有住户对拆迁的默许甚至是期待，也加速了四合院的消失。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本刊记者/孙冉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
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
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
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
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
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
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
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
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终稿]鲁迅在北京的故居
![[终稿]鲁迅在北京的故居](https://img.taocdn.com/s3/m/d38c0958842458fb770bf78a6529647d2728343e.png)
鲁迅是周树人先生的笔名，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原籍浙江绍兴。
学名梓寿，字预山，预亭，入南京水师学堂时始改名树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校学习，曾加入光复会。
宣统元年（1909）回国，次年，曾执教于绍兴府中学堂。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
民国元年（1912）五月五日，他随教育部迁移到北京，开始了在北京长达15年的生活。
在京期间，先后住过绍兴会馆、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号。
阜成门西三条21号。
001、1912年5月—1919年11月，住在绍兴会馆。
00鲁迅来北京的第一晚住在长发店，第二天移居绍兴会馆。
《鲁迅日记》壬子日记五月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
山会邑馆是浙江山阴、会稽两县会馆，清道光年间（1826）年著名学者章学诚等筹资兴建的，规模不大，中华民国成立后，两县合并为绍兴县，山邑会馆亦更名为绍兴会馆。
00绍兴会馆00鲁迅最初住在绍兴会馆内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后来移入补树书屋。
00这是一处偏僻冷静的院落，相传院内槐树上曾吊死过一个女人，长期没人居住，床板上的臭虫把人咬得无法入睡，迫使他不得不睡到书桌上。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是这样描写的“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里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
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
” 鲁迅曾在这里创作《狂人日记》。
002、1919年11月—1923年8月，住在八道湾11号。
001919年8月19日，鲁迅在广和居收契后买下八道湾罗姓屋，《鲁迅日记》“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
周作人与郑德音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imonthly NO.6，2020 Sum NO.69内容提要：郑德音是１９２５年北京“女师大风潮”中６名女学生“干将”之一，后加入中共地下党并被派遣到苏联留学，国共合作破裂后回国参加地下活动，是１９３０年中共北方“左联”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执行委员），１９３２年５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其后郑德音本人、北方“左联”其他领导人孙席珍（中共党员、书记）、刘尊棋（郑德音之夫、中共党员、执行委员）以及郑德音的亲属多次向周作人请求救援，周作人除了经济上予以救助外，还转托易培基、许寿裳、蔡元培、胡适等人为郑德音获释进行多方努力。
郑德音于１９３４年２月出狱，随后多次到八道湾１１号周宅向周作人致谢。
本文通过对与郑德音相关的史料进行汇集和解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周作人与中国“左翼”文化人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
本文的依据为影印本《周作人日记》、周作人日记原件、周作人致许寿裳书信影印件和周作人藏信原件，其中周作人１９３５年日记有关内容和周作人藏信的有关内容均为首次发表。
关键词：周作人、郑德音、被捕、营救周作人与郑德音◎ 周吉宜（中国现代文学馆）◎ 周一茗（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1932年9月25日周作人给许寿裳（季茀）写了一封信，里面谈到，一名过去的女学生郑德音，因被怀疑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郑有不满一岁的幼儿在家待哺，自己的身体又有病，现在来信求救，希望许寿裳将此事转告蔡元培，请蔡出手相助。
该信原文如下：（参见图一）季茀兄：久未通候，惟起居佳胜为慰。
弟现专任北大功课，尚不忙碌，但困于尘劳亦未能多读书作文，春间偶在一校讲演，经学生记录刊出，兹以一册奉寄，乞赐教正。
又有一事奉讬，有郑生德音系 兄长女师大时学生，章士钊时被除名，由尔时国民政府派往俄国留学，今年夏间在曲阜第二师范教书，因嫌疑被捕未释，有不满一龄小儿在家，自己又患病，寄信请求设法，唯弟在平别无可讬者，因此可否乞 兄费神对 蔡公一说，如能为一援手，感同身受。
朱安与北京八道湾十一号
朱安与北京八道湾十一号朱安1919年12月29日随鲁迅一起住进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在这所大宅院里住了不到四年,1923年8月2日,随鲁迅一起住进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朱安在八道湾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声息,还不如仆人和猫狗(周家一直是雇佣人的,鲁迅刚到北京住会馆时就有佣人)。
周丰一有两篇文章饶有兴致描述八道湾的仆人和猫狗,一篇是《缺犬残猫》(1936年7月,原载第93期《论语》)讲的是八道湾养过的猫啊狗啊;另一篇是《我家的仆人》(1936年10月,原载第103期《论语》)。
鲁迅和周作人这两大笔杆子不写家庭琐事,二十几岁的周丰一却把家庭琐事写的很有趣味,字里行间亦可以看出些东西来:“仆人老妈最难用。
”我好像听见谁这样说过。
真的,老妈难使唤,仆人更难,我现在不嫌麻烦,把我家的一笔仆人总账开了出来。
我们是民国八年到的北平(那时当然叫北京),住在南城的某会馆,仆人是伯父(注,鲁迅)正用着的一个人,等我们移到现在住的地方(注,八道湾),那仆人也就跟了过来,因为他作惯了,用个生人总比不上用熟人,因此他照常在我家作事。
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仆人的家眷也由南城迁来了,与我们作了街坊,因此却烦事百出了。
我们由南城移到西城来了不久,会馆内另一仆人愿意跟我们,一个不够用,就叫他也来了,岂知没几个月他竟一病病倒,而且死在门房里了。
接着我家来了一个说话不清的老西儿。
……他(胖子)家一有缺少东西的时候,便从我们这里拿过去,身边好带的便带了过去,不好带的便隔墙一扔,好在隔墙就是他家的院子。
大的如藤椅,小的如扫帚簸箕等物,都是可以从墙上扔过去的,我却一次也没有看见过,可是看拿着毛巾包出去的时候却有,那时我并不知道那里面包着的是米。
……十一号的生活有日式的一面,四合院里有单独的澡堂,并不多见。
后来周作人死在这间澡堂,这院里有冥冥之气。
大前年晚春的一天下午与止庵先生访十一号,还专门想确认一下澡堂的位置。
八道湾十一号我见有两张平面示意图,一张是孙瑛绘制的,院内每间房屋是谁使用的,皆有考订,可信度很高,因为她亲访过周作人。
难以命名的场所:八道湾十一号
作者： 董炳月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版物刊名： 现代中文学刊
页码： 108-112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3期
摘要：“记忆之场”这一概念为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提出。
我在阅读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的过程中,不时想起这一概念。
何谓“记忆之场”?诺拉解释说:“记忆之场属于两个王国,这既是其意义所在,也是其复杂性所在: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
”“从’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上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不过这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1八道湾十一号,正是。
鲁迅资料收集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
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
"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
在八道湾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地方缅怀鲁迅
关于房子，鲁迅先生曾经用“铁房子”来比喻社会，曾经描写过三味书屋等房子，但是，鲁迅先生对于他曾经住过的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即将被拆，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依照鲁迅先生的性格，他应该做出让房地产商最高兴的决定，拆，一切旧房子都应该拆掉。
但是，对于我们打小就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的人来说，鲁迅先生住过的地方，写过《阿Q正传》的地方被拆掉，让我们很纠结。
那天，我们到鲁迅先生住过的八道湾胡同，只见除了那座曾经被鲁迅买下的四合院外，周围的房子连同八道湾胡同，都已经被拆除了。
在这里，即将盖起一座三十五中学。
我们来到鲁迅先生住过的地方，讨论着哪间是鲁迅先生的居室，哪一间是鲁迅母亲和朱安夫人的居室，哪一间是周作人和日本太太的居室。
这里是文物吗？在我们来说，应该是。
但是对于房地产商来说，没有文物这种东西，有的只是钱。
而鲁迅的独子周海婴对于这座房子的评价是：“这里不是鲁迅故居，而是汉奸故居。
”对于叔叔周作人，周海婴的评价只是“汉奸”。
因此，这座房子的命运就随着周海婴的论断，不可避免地即将被拆迁了。
留下几幅照片，一百年后，大家要重提这一段历史时，说不定用得上。
朋友们，请跟我来，这里，曾经是鲁迅先生住过的地方。
这座院落是鲁迅先生买下的，把母亲、以及母亲给他娶的朱安夫人（但是鲁迅从来没有与她圆房）、弟弟周作人及其日本太太都接过来居住。
这里才是原来四合院真正的门。
走在前面的是诗人、摄影家兰草，和军史专家老王。
废墟后面的前院正房，据说是鲁迅的母亲以及朱安夫人居住过的屋子。
前院东厢房，里面还有一位和善的小伙子，他是拆迁办的人，将要目睹这座四合院的毁灭。
他说，经常有我们这样的四五十岁的人，拿着相机来这里缅怀鲁迅。
诗人兰草在尽可能多地留下一些历史遗痕。
大门左面的房子，据说是鲁迅的书房，《阿Q正传》就诞生在这里。
后院的正房，原来是周作人和日本夫人的居室。
在这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周家兄弟反目成仇。
周作人给鲁迅写下绝交的纸条“不许到后院来”，后来鲁迅搬出了这处自己买的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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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十一号周宅的老住户
□谢其章
上个月底，南方某出版社编辑文君来京，要我做她的向导参观砖塔胡同和八道湾鲁迅故居。
在砖塔胡同我领她进了鲁迅故居，破烂的景象令她震惊，只看了几分钟，院子西屋出来两个女子说“我们要锁门出去了”。
文君悄声说:“鲁迅故居住着俩卖菜的?”我说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被卖菜妇赶出后，我又带她去了八道湾，我是知道八道湾那一片全拆了，文君说望望废墟也算尽了崇敬之情。
八道湾十一号也该算作周作人故居，周作人死在这座大院。
大院沦为大杂院后，房客众多，民俗学家江绍原(1898一1983)一家住过。
徐淦《忘年交琐记》里说道:“左右院子里的房屋，住着在西安大学执教的江绍原先生的家属，还住着北京图书馆外供部馆员王先生一家和三五家别的房客，包括一位侍候过鲁老太太鲁瑞和鲁迅夫人朱安的老女工。
”“前院正中三大间住着解放军的一个排，每天清早在院子里吹号升旗。
”“住前面(院)的解放军战士纪律严明，从不到后面(院)来。
”周作人研究者很多，哪位有本事做个《八道湾十一号房客考》?
在我看过的关于八道湾的文章里，徐淦这篇提供的细节最多最可信，谁也比不上徐淦与知堂老人的“近距离”——与知堂老人同居一个屋檐下一冬。
“(知堂)对家务活一点也不沾，除了每天早晨亲手撒儿把杂粮喂飞来的麻雀。
”八道湾的天上还会有麻雀飞过。
江绍原的二儿子江幼农(1932一1969)，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14岁初中二年级没有念完就卧病在床，最后全身关节僵直，连吃饭都要别人喂。
在母亲朱玉坷的照顾下，江幼农自学了中学和农业大学课程，还学习了俄语，写了书，翻译了专著，成为青年的榜样，被誉为“中国的保尔”。
1957年新华社以《战胜瘫痪的人》为题发出新闻通稿，在全国各大报纸刊出。
那年江幼农入团了，还被选为当地街道休养学生团支部书记。
1962年他入党了，新华社又以《他没有残废》为题发了新闻通稿。
积极热情地鼓励从四面八方飞到北京八道湾他的病房。
这里经常聚集着来访的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这里留下了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奇的身影；这里还有来自苏联、越南、柬埔寨等国际友人的问候。
放置江幼农病榻的小屋充满了积极向上、刻苦奋斗的气氛。
接待来访活动成为江幼农的乐趣。
在他的一本日记本上，2397位来访者留下了姓名。
在江幼农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自学了中医，不仅调理自己的身体，还为亲友开方治病。
1969年11月22日，江幼农在八道湾病逝，他与老邻居知堂老人一样受到红卫兵的殴辱。
老弱病残本该是社会最同情最照顾的群体。
我在《张爱玲佚文发现记》里说过“我的这堆《亦报》是江幼农的旧藏”，因为上面用曲别针别着江幼农发表在《亦报》文章的底稿，勾勾画画，标示与原稿不一致的地方。
另有
一个依据，有那么几期，报头写有“江幼农八道湾11”，这可能是邮局送报人写的。
我还认为这堆《亦报》(或一部分)的物主有可能是周作人呢，因为知堂老人说过“平时《亦报》来时，家里的人看了，再送给江幼农去看，一总看的人总有五六个吧”。
(《一日三秋》) 江幼农手稿用纸很少有正规的稿纸，多是白纸自己打格，而且两面都写满字。
偶尔有“北京新街口聚义纸店印”二十乘二十五的五百字稿纸，令人想到知堂老人日记中经常出现的“新街口”。
徐淦客居苦雨斋时，“新街口”亦频现——“有一次提到周作人，他(饭馆伙计)忽然竖起大拇指讲给我听:‘周先生是个好人，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他!他老人家当大学教授和做官的时候，每月发薪发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面分给四近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
谁要是去向他告帮，他从来不叫人失望，总是十块十块地接济人’”。
这堆《亦报》中还夹有其他报纸，我在1948年4月11日《北平新民报日刊》“鼓楼”副刊上看到江幼农的一则短文《征求各种动物书籍》:
编辑先生:本人现在于动物一门，非常感觉兴趣，想买一些关于这类的书籍看看。
日前曾上开明书店询问，价格实在惊人，只好望洋兴叹!现在因为患病，不能到商场去买旧书，所以拟请赐贵版一角之地，敬向读者征求。
凡有关动物、昆虫、鸟类、鱼虾……的习性、生活史、珍话、趣闻等等书籍，肯惠然割爱者，请将书名、价格、内容、页数等，详为示下，合当上函接洽。
又本人只有购买旧书的能力，所以希望割爱的朋友，能把售价尽力定的低些。
若肯借读，更是欢迎。
地址:新街口八道湾十五号。
江小原敬上。
“江小原”是江幼农的本名。
“八道湾十五号”可能是十一号的旁门，也就是四十年代周作人买的后罩房右边的那个小院。
这张买卖房契曾经在拍卖公司上拍过两次。
摘自《佳本爱好者》，谢其章/著，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