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学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全国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主要内容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竞争。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

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似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为后世文学启蒙起到了促进作用。

1、在理论探索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探索，以是对人性人情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探索。

2、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文艺观念的新探索的指导下，文艺界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新气象，出现了一些干预社会现实、描写人情人性的作品。

百花文学的创作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

（在当代中国，"特写"与"报告文学"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

但在这个时期，刘宾雁、耿简等的写作，并不是那种要求写"真人真事"的特写，而是可以概括、虚构的"研究性"特写。

这种体裁，后来没有得到发展。

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经很久了。

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

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文革"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

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

在此前后，《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取材、主题上具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表达方式。

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杂文等。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

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

从时间、也从作家精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

另一个特点是，写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

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朝气。

他们在革命中
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

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

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

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

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另一种趋向，催生了一批有人道主义倾向、要求文学向"艺术"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负累的作品，如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边上》，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

同时还鼓舞了一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如周作人沈从文等。

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

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

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后继影响：
上述的创作，在1957年夏天之后受到批判，它们的出现，被批评家描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注: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年报》1957年9月17日)。

二十多年后，在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学的环境中，这些"毒草"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

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作品(主要是小说、特写)汇集成册，书名为《重放的鲜花》。

将它们重评为"鲜花"，编者在《前言》中有这样的说明:"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楝、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

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黄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

《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

"可以看出，对这些作品的评定，虽说会有"毒草"与"鲜花"的相反结论，但批评者理论依据和视角，却相当一致。

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它们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难而复出的"文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