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新论》章节要点

导论部分讲到了西方学者对科学的反思与中国科学的困惑。

西方学者对科学技术从学术背景、文化、政治及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非常值得我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认真地思考。

从政治与科学的关系来看，健康的科学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相互关联的，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科学研究制度也不会健康有序地运行。

科学研究者需要自由地探索，科学不应该被置于工具理性的地位，不应该受到政治目的的支配。

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具有影响力和独创性的科学家的原因。

从教育制度与科学的关系看，邓小平早就认识到，要繁荣科学技术，教育必须先行。

然而，当代中国教育却存在着很多问题。

我非常同意邓老师的观点，所谓的素质教育在实践上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现代形式，对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起着极大地破坏作用，应当坚决放弃。

教育应当奉行邓小平提出的智力发展和“三个面向”的理念，教育的核心是智力开发。

开启受教育者的智慧大门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从文化制度与科学的关系看，科学不是一种简单的智力现象，科学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数万年文明和文化的土壤之中。

当代大学的首要职责是传承人类文明，创新人类文化，开发人类个体的智慧，更新生存思路，使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及现代人的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应该遵循最起码的原则——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个人是何种身份，拥有何种文凭，只要他的研究、发明和创新经得起实践检验，整个社会都应当予以尊重。

物质与实在这一章节，邓老师通过阐述、对比列宁、邦格和张华夏的物质概念，提出了自己重新定义的物质概念：物质就是具有质量或能量的实体。

实体就是一切变化中的不变者，一切生灭的本源，是不可毁灭的终极实在。

具有质量或能量是物质的根本特性，是物质本身具有而不依赖与它与他物的关系的特性。

物质是独立自存的，是独立之有，而不是旁他之有。

物象不是独立自存之物，而是旁他之有。

物质具有两大根本特性——质能特性与实体性。

物质是万象之源，而实在并非仅仅是物象，它还包括人类心灵所造就的精神现象。

迄今为止，关于实在之谜的科学理论，都不是揭示出来的，而是心灵和智慧的创造。

对于物质与实在的关系，邓老师通过案例的讲述与分析使我对其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凡是物质的都是实在的，但凡是实在的却并非都是物质的。

物质与实在是真子集合的关系，就存在而言，物质仅仅是存在之有的一部分，并不是其全部。

科学认识何以可能这一章节主要讨论了人类何以能够认知自然。

探讨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探索人类智慧的源泉、性质和界限。

自然界的物象本身并不会主动地向人类昭示它的秩序，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把物象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实践活动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

人必须依靠自然而生存，这就需要了解自然界各类物质的属性，并建立起相互作用的关系。

人类头脑中的因果观念是在实践活动中通过符号化的图式建立起来的操作程序。

书中讲到了一个观点令我印象深刻：“实验方法就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一种‘逼婚’和‘强暴’。

”细细品读下来，这种比喻十分精妙。

自然界的物象秩序是隐蔽起来，单纯通过人的感官是不可觉察的，必须借助技术的手段和方法才能将其掩蔽之物去除，使隐晦的部分呈现出来。

另外，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观条件是，在自然物象面前，必须拥有高度的激情，对自然物象没有激情和敏感的人，是不适宜做科学研究的。

相互作用：自然界的复杂性这一章节首先谈到自然万物，相生相克。

依赖现有的科学理论方法无法理解复杂性现象，因为无法通过现行科学理论中常用的数学方法对复杂现象进行建模分析。

书中邓老师提到：复杂性根植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探究复杂性必须从事物的特征、性质和关系入手。

只有深入探索事物在微观层次上的作用原理，才能获得宏观物象变化的所以然理解。

这一章节的第二部分讲到系统论与复杂性。

系统是我们方便认识事物的一种认识框架，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复杂性现象，系统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广泛而紧密，构成一个网络。

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暴露了为科学赢得荣耀的数学方法的局限性，故此，系统论主张事物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要求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变量因子都纳入我们思维
的描述和框架之中，不能省略和简化，只能采取唯象的描述方法。

为实现这一目标，系统论提出分层次处理各类要素变量的方法。

这为我们研究复杂性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

科学的边界这一章节，邓老师从人类智慧的特性出发，为我们解读了科学与人文、科学与宗教、科学与技术、科学与伪科学这四者的关系。

人类智慧的特质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而工具理性是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思维方式。

在人的实践理性中，两种理性应该是互补的并不可分离的实践智慧。

科学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诸多成果之一，科学应当与人类文明的其他分支系统保持和睦共处、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姿态。

通过邓老师的层层解读，我认识并理解了上述四者的关系。

人文不是科学，而是学科。

因为人具有多样性，对人的研究得不出普遍真理的结论。

人文为科学导航，科学需要人文智慧的引导才能健康发展；宗教不是科学，宗教负责信仰，科学承担理性的责任，两者可以和平共处，甚至相互支持，相互贯通；技术不是科学，技术就是人们做事的方式，技术的行为导向不是以揭示自然物象的奥秘为目的，而是以改进人们做事的行为方式为目的；伪科学不是科学，诸如炼金术、占卜、算命以及那些不能由观察和实验程序予以检验的理论都不是科学。

科学发展的模式这一章节是邓老师的独创内容。

“发展”一词表示科学所取得的进展，也含有“进步”的意思。

邓老师为我们阐述和分析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劳丹关于科学发展的认知。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观大胆地断言了科学理论进步的路径——通过猜想而进步，但这只是科学理论进步的情形，科学不只是由理论构成的，实验是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库恩将科学的进展过程说成是“革命性的”，他这种“科学革命说”的理论要点是革命前和革命后的新旧范式是不可通约这一论点，这种说法有其缺陷；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是把退化的研究纲领转换为进步的研究纲领。

科学理论的增长是通过研究纲领之间的转换来实现的。

这种理论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研究纲领；劳丹关于科学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进步体现为研究传统的进步，即如果一种研究传统解决了两个相互竞争的研究传统所共有的那些问题，那么这个研究传统相对于与它竞争的那个研究传统来讲就是进步。

当然，我更加同意邓老师的观点：研究科学发展应当采用宏观的、粗线条的框架体系；在研究科学的进步方面应当采用微观的比较分析方法。

“进步”是一个历时的、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先前竞争的理论而言的。

科学与文化这一章节首先为我们解释了文化与科学的关系：文化孕育了多样化的思想传统；多样化的思想传统则催生、促进了科学的繁荣昌盛。

孕育近代科学的文化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必须深入地探索、研究古希腊文化对于科学发展的关系；同时，结合我国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探索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有力地促进科学技术在我国的繁荣，这才是关键。

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开放、包容、自治、民主和辩论的生态系统。

开放的意思是指中国文化需要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分，对于科学来说，文化没有地域、优劣之分。

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是科学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包容是一种学术生态，科学是探索“天道”的学问，在这里，不容许“官道”插手，同样不容许“人道”混杂其中。

天道、人道、官道各行其道；自治是针对科学理论的创建过程而言的，它是科学研究不同于工业化生产的奇特之处，一项科学研究不可能通过集体创作的方式完成，科学研究的成果注定只能是个人“工艺品”；民主是指即使某种权威的科学思想或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但也不能因此压制反对或对立的发表，对此，书中邓老师对我国的学术等级制度提出严厉的批评；辩论是科学研究所应有的文化环境，通过辩论，才可以达到解蔽的境界，才能开放自己的观念，才能交互印证，最终达致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