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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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了解这部目录书的分类情况。

总目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录收《四库全书》的着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着作6793种、93551卷。

具体如下:“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

“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

“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

“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类。

全书总共44类。

二、了解其目录的着录事项,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书名着录:主要阐释书名的由来,考辩书名的流传变化与名实异同。

例:“晋葛洪撰。

洪有《肘后备急方》,已着录。

是编乃其乞为句漏令后,退居罗浮山时所作。

抱朴子者,洪所自号,因以名书也。

”《抱朴子内外篇》·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篇卷着录:主要是对书籍卷册情况的着录与考辩。

例:“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

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

”《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版本着录:主要包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刻,附注题跋校注者与流传情况等。

例:“宋晁迥撰。

迥有《昭德新编》,已着录。

是编即迥《法藏碎金录》也。

明代久无传本。

嘉靖乙巳,其裔孙栗以翰林院检讨兼管诰敕,得此编于内府而刻之,改题此名。

前载迥逸事数条,及栗所为跋。

跋称十卷,与《宋志》合。

此本止四卷,盖又佚阙矣。

”《迦谈》·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真伪着录:主要是对于典籍作者、书名及所载内容的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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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言六书,後明八法,於是字学、书品为二事。

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

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

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

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後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

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

射义投壶,载於《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体经。

均退列艺术,於义差允。

至於谱博奕,谕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

△《古画品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南齐谢赫撰。

赫不知何许人。

姚最《续画品录》,称其写貌人物,不须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

点刷精研,意存形似,目想毫發,皆无遗失。

丽服靓妆,随时变改。

直眉曲鬓,与世竞新。

别体细微,多自赫始。

委巷逐末,皆类效颦。

至於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雅壮之怀。

然中兴以来,象人为最。

据其所说,殆後来院画之发源。

张彦远《名画记》,又称其有安期先生图传於代,要亦六朝佳手也。

是书等差画家优劣,晁公武《读书志》谓分四品。

今考所列,实为六品,盖《读书志》传写之讹。

大抵谓画有六法,兼善者难。

自陆探微以下,以次品第,各为序引,仅得二十七人,意颇矜慎。

姚最颇诋其谬,谓如长康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列於下品,尤所未安。

李嗣真亦讥其黜卫进曹,有涉贵耳之论。

然张彦远称谢赫评画,最为允惬。

姚、李品藻,有所未安,则固以是书为定论。

所言六法,画家宗之,亦至今千载不易也。

△《书品》·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梁庾肩吾撰。

肩吾字子慎,新野人。

起家晋安王国常侍。

元帝时官至度支尚书。

事迹具《梁书·文学传》。

是书载汉至齐、梁能真草者一百二十八人,分为九品。

每品各系以论,而以总序冠於前。

考窦皋《述书赋》,称肩吾通塞,并乏天性,工归文华,拙见草正。

徒闻师阮,何至辽?使铅刀之均锋,称并利而则佞云云。

其於肩吾书学,不甚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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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了解这部目录书的分类情况。

总目以经史子集提纲,部下分类,全书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录收《四库全书》的着作3461种、79307卷,又附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着作6793种、93551卷。

具体如下:“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

“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

“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

“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类。

全书总共44类。

二、了解其目录的着录事项,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书名着录:主要阐释书名的由来,考辩书名的流传变化与名实异同。

例:“晋葛洪撰。

洪有《肘后备急方》,已着录。

是编乃其乞为句漏令后,退居罗浮山时所作。

抱朴子者,洪所自号,因以名书也。

”《抱朴子内外篇》·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篇卷着录:主要是对书籍卷册情况的着录与考辩。

例:“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

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

”《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版本着录:主要包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刻,附注题跋校注者与流传情况等。

例:“宋晁迥撰。

迥有《昭德新编》,已着录。

是编即迥《法藏碎金录》也。

明代久无传本。

嘉靖乙巳,其裔孙栗以翰林院检讨兼管诰敕,得此编于内府而刻之,改题此名。

前载迥逸事数条,及栗所为跋。

跋称十卷,与《宋志》合。

此本止四卷,盖又佚阙矣。

”《迦谈》·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真伪着录:主要是对于典籍作者、书名及所载内容的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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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程传补》·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国朝孙承泽撰。

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

是编以程子《春秋传》非完书,集诸儒之说以补之。

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阙略者详为补缀。

书成於康熙九年。

按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作一卷。

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殁。

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

”陈振孙《书录解题》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

襄、昭後尤略。

”考程子《春秋传序》作於崇宁二年,书未定而党论兴,至《桓公九年》止。

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後,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

是书《桓公九年》以前全载程《传》,十年以後以《经说》补之,《经说》所无者采诸说补之,中取诸新安汪克宽《纂疏》者居多。

《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

其书坚守胡安国《传》,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未必尽当程子意也。

又所补诸《传》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无《传》者亦为补之。

则是自为一书,特托名於程子耳。

考陈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

学者苟优柔厌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阙也。

”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国朝姜希辙撰。

希辙字二滨,馀姚人。

明崇祯壬午举人。

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

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

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国朝王夫之撰。

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

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於其父,故以“家说”为名。

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

如文姜之与於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讨之则不免於杀母。

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

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不当归狱於哀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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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

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

《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

《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於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

元明以後,体例相沿。

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於总集。

末大於本,而舆图反若附录。

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

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

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

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

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

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

次总志,大一统也。

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

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

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

次外纪,广见闻也。

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

△《三辅黄图》·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

晁公武《读书志》据所引刘昭《续汉志注》,定为梁、陈间人作。

程大昌《雍录》则谓晋灼所引《黄图》,多不见於今本,而今本“渐台”、“彪池”、“高庙”、“元始祭社稷仪”,皆明引旧图,知非晋灼之所见。

又据改“槐里”为“兴平”,事在至德二载,知为唐肃宗以後人作。

其说较公武为有据。

此本惟“高庙”一条,不引旧图,“沧池”一条引旧图而大昌未及,其馀三条并同。

盖即大昌所见之本,偶误“沧池”为“高庙”也。

其书皆记长安古迹,间及周代灵台、灵囿诸事,然以汉为主,亦间及河间日华宫、梁曜华宫诸事,而以京师为主,故称《三辅黄图》。

三辅者,颜师古《汉书注》谓长安以东为京兆,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也。

所纪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析,至为详备,考古者恒所取资。

惟兼采《西京杂记》、《汉武故事》诸伪书,《洞冥记》、《拾遗记》诸杂说,爱博嗜奇,转失精核,不免为白璧徵瑕耳。

△《禁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元王士点撰。

士点字继志,东平人。

是书凡为目百一十有六,篇一十有五,为甲、乙、丙、丁、戊五卷。

四库全书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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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修图书目录
01 内容简介
03 特点 05 谬误
目录
02 分类索引 04 存目 06 评价
07 版本介绍
09 比较 011 编者简介
目录
08 研究 010 成因 012 英文简介
基本信息
《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总目》或《四库提要》,共二百卷,是中国清代纪昀等人编纂的一部大型解题 书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也是现有最大的一部传统目录书。
乾隆皇帝1.著录数量不同:《简目》不收存目提要,《总目》则包括“著录”与“存目“两大部分,而且 《简目》与《总目》二者著录的数量不尽相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第一,篇目归类不同。如《皇 清职贡图》9卷,《简目》入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总目》入地理类外记之属;《古今说海》142卷,《简目》 入杂家类杂编之属,《总目》入杂家类杂纂之属;第二,计卷方法不同。附卷与缺卷的计卷方法不同,是产生差 异的重要原因。第三,文字狱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初步完成之后,还发生过一次在复查中撤毁库书 11种 的事件,即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发现了李清所著《诸史异同录》和周亮工所著《读画录》中有“语涉违碍” 的地方,遂将二人著作收入四库者九种,连同清代潘桂章的《国史考异》和吴其贞的《书画记》一并撤毁。上述十 一种书在迟出的《总目》中已完全不见痕迹,而在杭本《简目》中并未删除。第四,统计失误,如小学类训沽之 属,实为127卷,而《总目》误计为122卷。
3、体例撰写提要:主要包括作者简介、历代书目著录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评述、价值评判、常见版本等。
存目存目一、四库存 Nhomakorabea的由来所谓“存目”,根据乾隆帝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就是“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也即不收其书,只在 《四库全书总目》各类著录书后列“某某类存目”,给这些书留下书名、卷数并撰写提要。对照《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全面分析四库存目书的内容,可知存目书之所以列为存目书,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问题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问题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问题研究棠迪(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521041)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采用的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代目录的典范。

我国古籍的分类大多沿用此法.而这种分类法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本文试图从目录学的角度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作一个粗略的研究,以求能找到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古籍分类方法。

关键词:《四库全书》《提要》分类法关于我国古籍的分类方法,自《隋书经籍志》已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从此以后,四部分类法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目录分类法的主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的分类集四分法之大成,在细部分类上又有新的发展。

更是中国古代目录的典范。

至今在我国古籍分类方面仍有大部分是沿用《提要》的分类法。

下面对《提要》的分类谈一点浅见。

一、《提要》的细部分类及分类原则《提要》是修《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时所编纂的一部丛书目录,是对《四库》所录书的介绍,虽未搜尽天下书.甚至有大量已搜得的图书在当时就遭到禁毁,但它对元代以前的著作,著录比较全面;明代的著作重要的基本予以著录;清代前期的主要著作也大致著录了。

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统计,《四库》共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6792种,几乎涉及图书各个门类,针对这大量图书做分类目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库》将各种书籍别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

各部下再分若干类.类下细分为属。

群经及小学之书入于经部。

经部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其中的礼类、小学类又各细分为六属和三属。

纪事之书或考辨史体、评论史事等专书入于史部。

史部分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其中诏令奏议、传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类各细分所属.共二十六属。

著书立说成一家之青者入于子部。

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其中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小说家又细分为二十四属。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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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说》·一卷(永乐大典本)元陈绎曾撰。

绎曾字伯敷。

《元史》附见《儒学传》,作处州人。

而《吴兴续志》亦载其名,盖家本括苍,而侨居苕水者也。

至顺中,官至国子监助教。

尝从学於戴表元,而与陈旅友善。

师友渊源,具有所自,故所学颇见根柢。

是书乃因延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

书中分列八条,论行文之法。

时《五经》皆以宋儒传注为主,悬为功令,莫敢异趋。

故是书大旨皆折衷於朱子。

《吴兴续志》称绎曾尝著《文筌》、《谱论》、《科举天阶》,使学者知所向方,人争传录。

焦《经籍志》又载绎曾《古今文矜式》二卷。

今考绎曾所著《文筌》八卷,附《诗小谱》二卷,元时麻沙坊刻,附列於《策学统宗》之首,今尚有传本,其文与此编迥殊。

惟《科举天阶》与《古今文矜式》今未之见。

疑此编即二书之一,但名目错互,莫能证定。

今姑仍《永乐大典》旧题,以《文说》著录,用阙所疑。

卷首所称陈文靖公,盖即元翰林学士东平陈俨,亦以文名。

至其自称先尚书者,则已失其世系,无可考矣。

△《修辞鉴衡》·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元王构编。

构字肯堂,东平人。

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肃,事迹具《元史》本传。

据至顺四年王理序,是编乃构官济南总管时以授其门人刘氏,而理为刻於集庆路者。

旧本残蠹,阙其前页,其刘氏之名则不可考矣。

上卷论诗,下卷论文,皆采宋人诗话及文集、说部为之。

构所附论者,惟下卷结语一条而已。

所录虽多习见之语,而去取颇为精核。

《元史》称构弱冠以词赋中选,至元十一年为翰林国史院编修,草《伐宋诏书》,为世祖所赏。

又称构练习台阁故事,凡祖宗谥议册文皆所撰定。

又称其子士熙、士点皆能以文学世其家。

则构在当时,实以文章名世,宜是编所录具有鉴裁矣。

其中所引如《诗文发源》、《诗宪》、《蒲氏漫斋录》之类,今皆亡佚不传,赖此书存其一二。

又世传《吕氏童蒙训》非其全帙。

此书所采凡三十一条,皆今本所未载,亦颇足以资考证。

较《诗话总龟》之类浩博而伤猥杂者,实为胜之,固谈艺家之指南也。

《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存目补正十五则

《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存目补正十五则

《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存目补正
十五则
《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存目补正十五则是中国清朝宣统年间,中央礼部负责的一项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

主要任务是根据历代典籍的发展变迁,对历代典籍中所出现的遗漏、失误、重复以及其他不当之处进行补正,使得形成有系统的全书类目。

“元别集存目补正十五则”分为“省本”、“区本”、“类本”、“外本”、“辑本”、“类藏”、“海外藏”、“古籍”、“编本”、“索引”、“书名”、“续本”、“谱本”、“解本”及“注本”等十五类。

“省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省典籍;“区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地方典籍;“类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类典籍;“外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外国典籍;“辑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种辑本;“类藏”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类藏本;“海外藏”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海外藏本;“古籍”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古籍;“编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编本;“索引”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索引;“书名”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书名;“续
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续本;“谱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谱本;“解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解本;“注本”指的是历代典籍中收录的各注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内府藏本)金元好问编。

好问有《续夷坚志》,已著录。

是集录金一代之诗,首录显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数。

其馀分为十集,以十干纪之,辛集目录旁注“别起”二字,其人亦复始於金初,似乎七卷以前为《正集》,七卷以後为《续集》也。

《壬集》自马舜之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等四人;隐德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而独标继先名,疑传写讹脱;《癸集》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

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

而附见宋遗民赵滋及好问父兄诗於末。

前有好问《自叙》,称魏道明作《百家诗略》,商衡为附益之。

好问又增以己之所录,以成是编。

《序》作於癸巳,盖哀宗天兴二年也。

其例每人各为小传,详具始未,兼评其诗。

或一传而附见数人,如乙集张子羽下附载僧可道、鲜于可、高、王景徽、吴演之类;或附载他文,如丙集党怀英下附载《诛永蹈诏书》之类;或兼及他事,如乙集祝简下附载所论《王洙不注杜诗》之类。

大致主於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

至壬集贾益谦条下,述其言世宗大定三十年中,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

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鸷,遗臭无穷。

自今观之,百无一信。

又称卫王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

如斯之类,尤足存一代之公论。

王士祯《池北偶谈》尝论其记蔡松年事,不免曲笔,然亦白璧之瑕,不足以累全体矣。

惟大书刘豫国号、年号,颇乖史法,然豫之立国,实金朝所命,好问金之臣子,宜有内词,固不得而擅削之,亦未可以是为咎也。

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故卷末自题有“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及“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句。

士祯亦深不满之,殆以门户不同欤。

後附《中州乐府》一卷,与此集皆毛晋所刊,卷末各有晋《跋》,称《初刻中州集》,佚其乐府,後得陆深家所藏乐府,乃足成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帝魁以後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

此史钞之祖也。

《宋志》始自立门。

然《隋志·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汉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

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吴太子太傅张温撰。

嗣後专钞一史者,有葛洪《汉书钞》三十卷、张缅《晋书钞》三十卷。

合钞众史者,有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

则其来已古矣。

沿及宋代,又增四例。

《通鉴总类》之类,则离析而编纂之。

《十七史详节》之类,则简汰而刊削之。

《史汉精语》之类,则采摭文句而存之。

《两汉博闻》之类,则割裂词藻而次之。

迨乎明季,弥衍馀风。

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

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即韩愈所称记事提要之义,不以末流芜滥责及本始也。

博取约存,亦资循览。

若倪思《班马异同》惟品文字,娄机《班马字类》惟明音训,及《三国志文类》总汇文章者,则各从本类,不列此门。

△《两汉博闻》·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明嘉靖中黄鲁曾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案晁公武《读书志》,乃宋杨侃所编也。

侃,钱塘人,端拱中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

晚为知制诰,避真宗旧讳,更名大雅。

是编摘录前後《汉书》,不依篇第,不分门类。

惟简择其字句故事列为标目,而节取颜师古及章怀太子《注》列於其下。

凡《前汉书》七卷、《後汉书》五卷。

虽於史学无关,然较他类书采摭杂说者,究为雅驯。

《後汉书》中间有引及《前汉书》者,必标颜师古字。

而所引梁刘昭《续汉志注》,乃与《章怀注》无别,体例未免少疏。

至所列纪传篇目,亦往往多有讹舛。

然如《四皓》条下引《颜师古注》曰:“四皓称号,本起於此,更无姓名可称。

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

至於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竟为四人安姓字。

自相错互,语又不经。

班氏不载於书,诸家皆臆说。

今并弃略,一无取焉”云云。

明监本《汉书注》竟佚此条,惟赖此书幸存,则亦非无资考证者矣。

△《通鉴总类》·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沈枢撰。

《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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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寻找《总目》元别集提要中的“潜文本”(即历史语境)、疏理和重写元代文学史、完善《总目》元别集提要内容。

为此,本文将立足于《总目》这一传统文献土壤,以元别集提要所呈现的诗文批评系统为对象,以205则元别集提要为文本基础,以文学观念考辨为方法,试图在与《总目》的对话中掘发和还原出元代诗文的真实面貌,补充和修正其元代诗文批评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元代诗文图景的绘制“添线加彩”,为重写元代文学史提供诗文格局和诗文面貌还原基础上的有力支撑。

关于生成研究。

从历时流变角度考察,《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定型是一个由文献学文本向文学文本不断靠近的过程。

与层级起点之一的《翁方纲提要分纂稿》相比,《总目》信息量可谓是全面提升;与原始合成品《进呈存目》相比,《总目》观念性显著加强,但这种观念性尚呈点状;而与文渊阁库书提要相比,《总目》的诸多观念已是经过提炼而升级为高屋建瓴的认知和把握;从共时结构角度考察,元别集的著录原则是多加甄录,少为删薙;时间断限呈现出扩容现象、主观臆测、断限标准不一等特征;排列顺序体现出以“春秋笔法”寓褒贬的观念。

《总目》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独崇风教、崇实黜虚、裨补史阙、消解思宋、褒奖气节和消泯门户。

前三者可谓《总目》书写提要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标准,而后三者则体现出《总目》书写元别集提要时的特殊性。

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背后有更为深刻的考量:审核鹄的是为厘正而非禁毁;裨补史阙是为完善《元史》;崇实黜虚是为认同元代学术;消解思宋是为营建元王朝之向心力;褒奖气节是为塑造元人价值观;消泯门户是为凸显元人之敦朴。

《总目》不断在按照清代官学认可的方式构建元代学术体系,其立场是宽容的、认同的和推崇的。

关于版本研究。

首先在版本视野角度,较以往的元人别集整理,《总目》有着版本视野上的优势,故其对元人别集的疏理和批评功不可没。

但是,撰修《四库全书》时元别集的版本采源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盲区,其所采并非全视野版本:从版本采源角度探究馆臣的版本视野,发现元别集在采源上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这导致馆臣著录别集时的视野局限,此其一;馆臣采源的永乐大典本元别集被《总目》全部著录,尽管其中别集并非最佳版本,这说明馆臣著录永乐大典本元别集亦存在视野局限,此其二;馆臣疏于对内阁藏本元别集价值的发现,并疏于开掘,这是版本采源上的缺失,亦是馆臣著录元别集的视野局限,此其三;馆臣对于采源所及的元别集版本疏于采录,亦是馆臣视野局限的体现,此其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侯青录》·八卷(内府藏本)宋赵令撰。

令字德麟,燕王德昭玄孙。

元中签书颍州公事。

坐与苏轼交通,罚金入党籍。

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是书采录故事诗话,颇为精赡。

然如第五卷辨传奇莺莺事凡数十条,每条缀之以词,未免失之冶荡。

欧阳修以艳曲数阕被诬,释文莹著《湘山野录》尚辨其枉,而令此书,乃著其居汝阴时挟妓事,载其诗於卷中,未免近诬。

朱翌《猗觉寮杂记》亦称上元放灯增十七、十八两夜,为建隆五年,诏书以时和岁丰之故,见《太祖实录》、《三朝国史》诸书,令乃云: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亦属妄传。

翌又称令虽因苏轼入党籍,而後附内侍谭稹以进,颇违清议,此书乃称余为元党人牵复过陈,举王昭君怨诗示张文潜,文潜云,此真先生所谓笃行而刚者云云。

尤不免愧词。

然令所与游处皆元胜流,诸所记录多尚有典型,是固不以人废言矣。

△《泊宅编》·三卷(内府藏本)宋方勺撰。

勺有《青溪寇轨》,已著录。

勺家本婺州,後徙居湖州之西溪。

湖有张志和泊舟处,後人以志和有泛宅浮家之语,谓之泊宅村。

勺寓其间,因自号泊宅村翁。

是编盖即是时所作也。

《宋史·艺文志》载勺《泊宅编》十卷,此本仅三卷,乃商载入《稗海》者。

明人传刻古书,每多臆为窜乱,今无别本可校,不知其为原帙否矣。

所载皆元迄政和间朝野旧事,於王安石、张商英辈皆有不满之词,盖亦公论。

至宗泽乃其乡里,而徽宗时功名未盛,故勺颇讥其好杀,则是非未必尽允。

又袁文《瓮牖闲评》据《钦宗实录》,知钦宗即位之日,王黼入贺,已敕ト门使勿纳,即贬崇信军节度使,赐死於路,而勺乃记其有从幸龙德宫献诗,识者指以为谶事,则记载亦或失实。

然其间遗闻轶事,摭拾甚多,亦考古者所不废。

书中间有附注,如教授误据建版坤为金一条,言不欲显其姓名,而条下注曰姚尚书也;又秦观赠妓陶心词一条,条下注曰此乃误记东坡词云云。

皆似非勺之自注。

然详其词气,当亦宋人笔也。

△《珍席放谈》·二卷(永乐大典本)宋高晦叟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後。

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

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

星土物,见於经典,流传妖妄,寝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

是为占候。

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

今参验古书,旁稽近法,析而别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

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

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馀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

必谓古无是说,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

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感志,徒以冀福畏祸。

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

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

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

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

△《太玄经》·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汉扬雄撰,晋范望注。

《汉书·艺文志》称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

其本传则称《太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太初历相应。

又称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元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与《艺文志》十九篇之说已相违异。

桓谭《新论》则称《太玄经》三篇,传十二篇,合之乃十五篇,较本传又多一篇。

案阮孝绪称《太玄经》九卷,雄自作《章句》,《隋志》亦载雄《太玄经章句》九卷,疑《汉志》所云十九篇,乃合其章句言之。

今章句已佚,故篇数有异。

至桓谭《新论》则世无传本,惟诸书递相援引,或讹十一为十二耳。

以今本校之,其篇名、篇数一一与本传皆合,固未尝有脱佚也。

注其书者,自汉以来,惟宋衷、陆绩最著。

至晋范望,乃因二家之注,勒为一编。

雄书本拟《易》而作,以家准卦,以首准彖;以赞准爻,以测准象,以文准文言,以ゼ、莹、扌、图、告准系词,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全仿《周易》。

古本经传各自为篇,望作注时,析玄首一篇分冠八十一家之前,析玄测一篇分系七百二十九赞之下,始变其旧,至今仍之。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元代别集的文学史意义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元代别集的文学史意义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元代别集的文学史
意义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传世文献的著作集成,其编纂收录的范围较其他汉书集成都要广泛,其编纂历史跨度很长,对文学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作为镇国图书的基础,该书全面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繁荣,可以让我们看到古书的丰富性。

该书收录的文献,往往能把各路诗人、文学家的作品汇集一处,从而使易找,有助于文学史学家了解传统文学面貌。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是欧洲人发现中国文学、文化的桥梁,使两种文化的交流得以开展。

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收录的文献中有很多部分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总结,它们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者,《四库全书总目》的收录形式是册书,册数较多,多个朝代的文献都被收入其中,充分表现出中国文
学历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也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方向。

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把传世文献汇聚在一起,使之易于查询,而且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给出了许多文学研究的参考性价值,令人赞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说》·一卷(内府藏本)宋张耒撰。

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

登进士第,元中官至起居舍人。

绍圣中谪监黄州酒税。

徽宗召为太常寺卿,坐元党,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

寻得自便,居於陈州,主管崇福宫,卒。

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是书载《柯山集》中。

纳喇性德以其集不甚传,因刻之《通志堂经解》中,凡十二条。

如《抑篇》“慎尔出话”一条,盖为苏轼“乌台诗案”而发。

《卷阿篇》“尔土宇反章”一条,盖为熙河之役而发。

馀亦多借抒熙宁时事,不必尽与《经》义比附也。

△《诗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宋程大昌撰。

大昌有《易原》,已著录。

是书本载大昌《考古编》中,故《宋志》不列其名。

朱彝尊《经义考》始别立标题,谓之《诗议》,曹溶《学海类编》则作《诗论》,《江南通志》则作《毛诗辨正考》。

原本实作《诗论》,则曹溶本是也。

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陆元辅之言谓程氏《诗议》十七篇:一论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

二论《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歌。

三论《南》、《雅》、《颂》之为乐无疑。

四论“四始”品目。

五论《国风》之名出於《左》、《荀》。

六证《左》、《荀》创标《风》名之误。

七论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证《风》不得抗《雅》。

八论《豳诗》非《七月》。

九辨《诗序》不出於子夏。

十辨《小序》缀《诗》出於卫宏。

十一辨《诗序》不可废。

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知无《风》名(案此篇为改定《毛诗》标题,元辅此语未明)。

十三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於三家。

十四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

十五论《南》为乐名。

十六论《关雎》为文王诗(案此解“周道阙而《关雎》作”一语,非论文王。

元辅此语亦未明)。

十七论《诗》乐及《商》、《鲁》二颂,乃并末两篇为一考。

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辅之言不为无据。

然详其文意,论《诗》乐与论《商、鲁颂》了不相属,似《考古编》刻本误合。

曹本分之,亦非无见也。

其大旨谓《国风》之名出汉儒之附会,其说甚辩。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易私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元许衡撰。

衡字平仲,河内人。

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

谥文正。

事迹具《元史》本传。

其书论六爻之德位,大旨多发明《系辞传》同功异位、柔危刚胜之义。

而又类聚各卦画之居於六位者,分别观之。

盖健顺动止入说陷丽,其吉凶悔吝又视乎所值之时,而必以正且得中为上。

孔子《彖、象传》每以当位不当位、得中、行中为言。

衡所发明,盖本斯旨。

此书本在衡《文集》中,元苏天爵《文类》、明刘昌《中州文表》皆载之,国朝曹溶采入《学海类编》。

通志堂刊《九经解》,遂从旧本收入,而何焯《校正九经解目录》,以为即元李简之书。

今考简所撰《学易记》,其书具在,未尝与此书相复。

且《永乐大典》所载,亦作许衡,则非简书明甚。

焯之所校,不知何以云然也。

△《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内府藏本)元胡一桂撰。

一桂字庭芳,号双湖,婺源人。

景定甲子领乡荐,试礼部不第,教授乡里以终。

事迹具《元史·儒学传》。

是编以朱子《本义》为宗,取《文集》、《语录》之及於《易》者附之,谓之《附录》。

取诸儒《易》说之合於《本义》者纂之,谓之《纂疏》。

其去取别裁,惟以朱子为断。

《元史》称其受《易》源流出於朱子,殆以《启蒙翼传》及是书欤?陈栎称一桂此书,於杨万里《易传》无半字及之。

今检其所引,栎说信然。

盖宋末元初讲学者门户最严,而新安诸儒於授受源流辨别尤甚。

万里《易传》虽远宗程子,而早工吟咏,与范成大、陆游齐名,不甚以讲学为事。

故虽尝荐朱子、拒韩胄,而庆元党禁独不列名。

一桂盖以词人摈之,未必尽以其书也。

△《易学启蒙翼传》·四卷(内府藏本)元胡一桂撰。

一桂之父方平,尝作《易学启蒙通释》,一桂更推阐而辨明之,故曰《翼传》。

《自序》称去朱子才百馀年,而承学渐失。

如图书已厘正矣,复仍刘牧之谬者有之。

卜筮之数灼如丹青矣,复祖尚玄旨者又有之。

因於《本义附录纂疏》外,复辑为是书。

凡为《内篇》者三:一曰《举要》,以发辞变象占之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马南浮,中原扰。

偏方割据,各设史官。

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

《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

然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

存於今者,大抵後人追记而已。

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

案《後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

《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

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

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

今采录《吴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乱遗迹者,准《东观汉记》、《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於义为允。

惟《越史略》一书为其国所自作,僭号纪年,真为伪史。

然外方私记,不过附存已声罪示诛,足昭名分,固无庸为此数卷别区门目焉。

△《吴越春秋》·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汉赵煜撰。

煜,山阴人,见《後汉书·儒林传》。

是书前有旧《序》,称《隋唐经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书。

又云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

此二书,今人罕见,独煜书行於世。

《史记注》有徐广所引《吴越春秋》语,而《索隐》以为今无此语。

他如《文选注》引季札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时夷亭事,及《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类皆援据《吴越春秋》。

今煜本咸无其文云云。

考证颇为详悉,然不著名姓。

《汉魏丛书》所载,合十卷为六卷,而削去此《序》并《注》,亦不题撰人,弥失其初。

此本为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

後有题识云,前文林郎国子监书库官徐天音注。

然後知注中称“徐天曰”者,即注者之自名,非援引他书之语。

惟其後又列绍兴路儒学学录留坚,学正陈伯,教授梁相,正议大夫、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四人,不知序出谁手耳。

煜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

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於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有蛇青龙之语;文种占阴画六阳画三,有玄武、天空、天关、天梁、天一、神光诸神名。

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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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元别集提要研究
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寻找《总目》元别集提要中的“潜文本”(即历史语境)、疏理和重写元代文学史、完善《总目》元别集提要内容。

为此,本文将立足于《总目》这一传统文献土壤,以元别集提要所呈现的诗文批评系统为对象,以205则元别集提要为文本基础,以文学观念考辨为方法,试图在与《总目》的对话中掘发和还原出元代诗文的真实面貌,补充和修正其元代诗文批评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元代诗文图景的绘制“添线加彩”,为重写元代文学史提供诗文格局和诗文面貌还原基础上的有力支撑。

关于生成研究。

从历时流变角度考察,《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定型是一个由文献学文本向文学文本不断靠近的过程。

与层级起点之一的《翁方纲提要分纂稿》相比,《总目》信息量可谓是全面提升;与原始合成品《进呈存目》相比,《总目》观念性显著加强,但这种观念性尚呈点状;而与文渊阁库书提要相比,《总目》的诸多观念已是经过提炼而升级为高屋建瓴的认知和把握;从共时结构角度考察,元别集的著录原则是多加甄录,少为删薙;时间断限呈现出扩容现象、主观臆测、断限标准不一等特征;排列顺序体现出以“春秋笔法”寓褒贬的观念。

《总目》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独崇风教、崇实黜虚、裨补史阙、消解思宋、褒奖气节和消泯门户。

前三者可谓《总目》书写提要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标准,而后三者则体现出《总目》书写元别集提要时的特殊性。

元别集提要撰写思想背后有更为深刻的考量:审核鹄的是为厘正而非禁毁;裨补史阙是为完善《元史》;崇实黜虚是为认同元代学术;消解思宋是为营建元王朝之向心力;褒奖气节是为塑造元人价值观;消泯门户是为凸显元人之敦朴。

《总目》不断在按照清代官学认可的方式构建元代学术体系,其立场是宽容的、认同的和推崇的。

关于版本研究。

首先在版本视野角度,较以往的元人别集整理,《总目》有着版本视野上的优势,故其对元人别集的疏理和批评功不可没。

但是,撰修《四库全书》时元别集的版本采源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盲区,其所采并非全视野版本:从版本采源角度探究馆臣的版本视野,发现元别集在采源上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这导致馆臣著录别集时的视野局限,此其一;馆臣采源的永乐大典本元别集被《总目》全部著录,尽管其中别集并非最佳版本,这说明馆臣著录永乐大典本元别集亦存在视野局限,此其二;馆臣疏于对内阁藏本元别集价值的发现,并疏于开掘,这是版本采源上的缺失,亦是馆臣著录元别集的视野局限,此其三;馆臣对于采源所及的元别集版本疏于采录,亦是馆臣视野局限的体现,此其四。

其次看版本错讹。

《总目》著录元别集版本和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中存在所取非善本、私造版本、混淆版本和衍生讹误版本信息等问题,这或与馆臣的学术态度有关,或与版本视野局限有关,或与编纂工作的复杂纷繁有关,但亦不排除馆臣群体的学术观念和官学偏见之影响。

再看《总目》视野下的四库本删序跋、附录现象。

以《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信息为参照考察四库本,可知四库本删序现象不及想象或预估那般严重,故四库本元别集仍不无一定的版本价值。

同时,四库本元别集虽有删序现象,但所占比例并不大,这说明删序并非四库本与四库底本分歧的最重要的原因,二者的分歧主要还在于所依据的版本本身的差异性。

此观点为理解《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述版本与四库本的分歧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解的角度。

关于文献征引研究。

《总目》提要并非全为馆臣的独创性写作,准确地说,它是一则一则的微考证,通过援引各种类型的材料以考证某一事实、论证某一观点,这充分体现了乾嘉学术的考据精神。

元别集提要征引视野之广阔、掘发之生僻以及搜罗之全面,为后世研究存留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

但与此同时,《总目》文献征引中亦存在方法层面和意识层面两种不同类型的过失。

元人别集提要征引频率较高的文献是《元史》《元诗选》以及序、跋、墓志及其它这三类,分项探究发现:第一,《元史》属于历史性文献,其特点主要是具有正统身份,而其缺点在其修撰之粗劣,《总目》征引《元史》时出现了四方面的不足:校写草率,生发讹误;曲解原意,失之千里;循名失实,流于形式;主观择取,服从主旨。

第二,《元诗选》属于文学性文献,其特点是清初诗学流派纷争中的一家之言,而其缺点是有过誉之嫌。

《总目》征引《元诗选》时亦出现了四方面的缺陷:直录文献时出现盲目与失考,遂以讹传讹;因禁毁祸及而存在避替所致的混乱与断裂;在变化之形态与不变之回护之中透露出一种身份焦虑;以儒为正统,体现出显此隐彼间的主观强制。

第三,序、跋、墓志等是原初性文献,其特点是具有亲缘关系带来的真实性,而其缺点亦不免美饰之嫌。

《总目》征引序、跋等文献亦存在四点遗憾:从源头追踪发现,其所引非序跋原文,而是转引他者;由视野探寻可知,提要的书写有时并未借鉴序跋已有的信息,从而导致书写的盲目性;于立场捕捉观之,提要主张异代定论,而回避序跋;讹误辨证则呈现误读原文,张冠李戴等。

《总目》征引之“失”给予后世反思是:征引视野之广阔、文献解读力求合于著者本意,这才是文献征引与学术真实的良性关
联方式。

而当有开阔的文献视野和准确的文意解读后,还需要做的便是辨证,辨证的
思维才是征引决断之核心。

关于文学批评研究。

《总目》元别集提要所囊括的批评对象之众多、批评内容之细微以及批评视野之宏大,可谓史无前例,而其书写的元代文学史、批评史亦是独立而自成系统的。

所不足的是,《总目》对元代文学史观的构建、对元文的辩诬和重塑以及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的表达和批评皆烙印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甚至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第一,从文学史观来看,《总目》以狭义“世运说”构建了元代文学史,以“革弊—极盛—流弊”的嬗变规律书写元代文学史。

世运与文运相随的文学史固然有之,但对于元代文学而言,元季文学可谓蔚为大观。

以“世运说”构建的元代文学史出现了悖论:一方面元季出现了乱世中的诗歌盛景,另一方面元中期亦不无盛世中的文弊,而这些元代文学图景皆被《总目》所遮蔽。

第二,从元文来看,《总目》对明嘉靖中期以来的“元无文”论进行辩诬并重塑“元有文”的学说:以承唐、宋古文衣钵定义元文之本质;以突显文学宗主和大家构建元文之格局;以振衰起弊、承宋启明定位元文。

此为中国古代文章史的演进扣接了重要一环,使得宋文、明文之间的历时性源流脉络更为明确而清晰。

《总目》的功劳背后亦不无缺憾:身处独崇儒学、一尊程朱的乾嘉思想生态,馆臣对元文的批评和塑造难以从思想的桎梏中超脱,故而
导致“道”凌驾于“文”批评范式的形成,是为其一;《总目》对元文的塑造而忽略了指瑕,进而掩盖了元文内部的演进逻辑,是为其二。

第三,从元诗来看,《总目》对元诗“纤秾缛丽之习”观点的表达暴露出矛盾
和悖谬之处:首先,在时间范畴上,《总目》在限定“纤秾缛丽之习”时,出现了“元代”和“元季”的混用。

而将“纤秾缛丽之习”确定在“元季”这一阶段,是《总目》有别于明清诸多评价的一种新的元诗批评观点;其次,在归属对象上,馆臣一方面认可“元末纤秾之习”应当是元季诗歌中的一股风气和浪潮,另一方面仅在顾瑛《玉山璞稿》提要一家提要中有明确的归属。

《总目》此观点与表达显然悖谬,究其原因,与《总目》不得不遵从公论而取“元代纤秾靡丽”之论,又不得不践行其宏观批评上的“世运说”以塑造元代末世文运这一矛盾观念有关。

最末,在风格品评上,与历来道统维护者一样,《总目》对“纤秾靡丽”诗风极力贬斥和批判,元代自不能免。

而以此而鄙薄元诗的观点实有失公允:其一,《总目》弱化元诗众弊而集中强化元诗某一弊的做法,实有偏颇之嫌;其二,结合元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来看,“纤秾靡丽”是最具有元诗性的风格;其三,在诗学审美领域,元诗“纤秾靡丽”的另一种表达可以是元诗具有“才情风致”。

关于影响研究。

《总目》元别集提要的后世影响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对元代目录文献著作的影响;一是对元代文学史书写和元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于前者而言,借鉴和接受中的辨证、订误、完善是主旋律;于后者而言,则整体呈现出两种情形的接受:第一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尚处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初期,此时对于文学史的概念、框架尚未明晰,亦无先例可循,故此时文学史写作对《总目》元别集提要的依赖颇深;第二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的书写日趋成熟,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和模式皆突破了提要式写作,并且观念上亦有颠覆性的冲击,但《总目》元别集提要所蕴藏的文学史批评话题和个案批评成果却仍是文学史书写时历久
弥新的论争对象。

而随着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本土化溯源趋势,《总目》元别集提要对后世目录学著作和文学史的写作影响将是久远而绵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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