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书是赚钱的生意么？

卖书是赚钱的生意么？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在家电行业、快速消费品行业、食品饮料行业、房地产行业甚至高新技术行业（互联网、电子商务、通讯等）都出现了真正举足轻重的民营大亨。

国美黄光裕、蒙牛牛根生、阿里巴巴马云应算他们之中登峰造极的代表。

书业却有另外一番景象。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二渠道”肇始，行业内也走马灯似的出现过一批红极一时的“明星”。

可惜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以不太体面的结局消逝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里的“人们”也仅指共同挣扎在书业红海中的勇士们。

要提出一个多少具有些“全民明星”性质的角色，可能席殊会当仁不让。

但近日在刘苏里的博客中看到他转引的两位财经媒体记者的长文，都以“末路席殊”为题，详细展示了这位孤胆英雄的前世今生，并以席殊旌旗搬离鹏润大厦为标志，宣告了“明星”的陨落。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卖书是个赚钱的生意么？搞这一行真的这么难吗？如果不赚钱的话，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加入到这个行业呢，难道他们都只是想作一番慈善事业么？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
从头梳理一下整个思路，先来看一看现今仍然在吃书业这口饭的人到底有哪几种类型，他们是怎样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依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有这么几类书商：
第一类是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涉足内容编辑的一拨人，名义是“协作出版”、“合作出版”，俗称“编印发一条龙”。

得益于当时的卖方市场和稀缺市场，这批人实实在在赚到了第一桶金。

这些人到目前还在业内的应该极少了吧，有些很早就成功转型到了其他行业。

红桃K的谢圣明、力帆的尹明善算比较典型的代表，剩下有些“化石级”的人物在书市还可偶尔一见。

第二类是从当年的街边书摊起步，后来逐步进入到批发市场而成功壮大起来的批零兼营商。

这部分人有的坚守在场内经营；有的除了市场批发，自己在外面也有较大的零售卖场，通常也还会多少涉足一些高校教材和馆配业务。

第三类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因某些机缘从业外进入的馆配商，如利用房地产商的闲余物业，利用大型公共馆或高校馆的有形或无形资源发展起来的文化公司。

其中有些直接从房地产商脱胎而来，也不排除这些人以前就有书业方面的经历。

纯粹依托人际关系起步的馆配商也大有人在，反正这行业的门槛低着哩。

在前几年，你有个亲戚是馆长或中学校长就可开张做馆配。

第四类是依托名校资源或其他业内资源而直接开张的
较大型的人文社科独立书店。

他们大多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营，至今屹立不倒，在读书人心目中博得了一份好名声。

这些品牌店的代表有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上海季风、贵州西西弗、广东学而优等。

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几千家大大小小的文化公司、工作室这里就不用去说它了。

让我们再来稍稍回忆一下过去的好时光吧：
最早的“协作出版”，书商只要拍脑袋想个选题，与相关出版社签好协议，在《社科新书目》或《科技新书目》登个一百来字的预告就可以了。

等待的间隙两个半月，正好做完印前工作。

总店北京发行所的报数一来，印厂主动找上门要求承印，不用预付款，它也不找你要钱。

交货后京所按统一折扣结款给出版社，出版社首先付掉印厂的全款，剩下的钱再由书商来处理，只不过那时的书商往往挂着某某研究所的名号。

再后来，“协作出版”演变为泛滥的“二渠道”，一时风起云涌，泥沙俱下。

武汉武胜路、长沙黄泥街到处是衣冠楚楚的书商身影。

书商的消费带动了市场周边的社会繁荣，长沙蝴蝶宾馆、四招等地人头蹿动，歌舞升平，书商成为了当时先富起来的代表。

当时的批发市场火得不得了，广州的东园路市场大户一天可批出十万多码洋的书，全部现款现货，拿货低于一件不
给。

“做书”的书商在订货会上发书都拿着大旅行箱装钱。

为节省时间，数钱用尺子量并非神话传说。

街边书摊到处都是，一般大城市中等位置的一个小书摊一天能卖三五百元（想想当时的书价吧），很多摊主就此小富，然后转战餐饮、服装等行业。

馆配也有过好时光。

得益于高校扩招等因素，最早向图书馆供书，不需做Marc数据，不用任何加工，还不给折扣，送去就可结账。

所谓公关，也仅限于吃顿饭，喝点小酒。

对中小学图书馆，什么书都照单全收，没有招标投标一说。

大家看到了，书业原来是这么赚钱的一门生意。

斗转星移，按照市场的发展规律它变到了现在的模样，这并不可怕。

美国、日本也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我们已经筑起中国书业之金字塔的牢固基座，它的未来能否辉煌？展望前程，书业的零售会不会出现“国美”，馆配会不会出现“携程”？通达之桥只能是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除了创新，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