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和平——张申府
建国前我与张申府的接触
建国前我与张申府的接触作者：马句来源：《百年潮》2012年第11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因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一事，与张申府先生相识，并慢慢结为忘年之交。
因此，我有幸亲耳聆听了张申府先生忆述他为何突然脱党，为何不合时宜地发表《呼吁和平》而被民盟开除等故事及其心路历程。
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1947年初，我受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委托，请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到北大作时事报告。
我持老共产党员焦敏之同志给我写的介绍信，到北平黄花门五号去拜访他们两位。
他们两位的住家离北大沙滩不远，是一座独门的四合院。
他们在书房兼客厅接待了我。
家具很简单，四周摆满了书柜。
他们夫妇是有名望的爱国民主人士，没有一点架子，对我这个20岁的年轻学生很热诚。
张申府老先生用一口河北话问我：“在哪个系学习，系里有哪几位老师？”我告诉他：在历史系学习，系主任是郑天挺，教授有向达、杨人楩等。
张老是北大文学院的老教授，对文学院的很多教授很熟悉。
刘清扬女士的问话最多，问胡适对学生怎样，对学生活动干涉不干涉，等等。
我回答：在北大复校典礼上，胡适先生讲要继承蔡元培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强调这是北大的传统，是治校方针。
并说：“你们学生要独立思考，兼听则明，偏听则愚。
”许德珩、周炳麟、钱端升等参与过五四运动的老教授全力倡导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
北大校方允许学生在校内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课外集会很多，壁报贴满了校园，大多是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专制、独裁、打内战的。
他们两位很关心学生的思想状态。
我向他们汇报：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当天宣布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
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之后，部分同学受暂时现象迷惑，产生一些悲观情绪。
1946年底，由北大同学发起，爆发了北平和全国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大游行之后，增强了与国民党腐败当局斗争的信心，关心形势的同学大大增加了。
张申府：被遗忘的政治要角
编者按被历史抛弃的人90年前，一群有着同样信仰、同样追求、同样行动的热血青年，经过几十年的血雨腥风，有的成为万人敬仰的国家主席；有的成为大国的开国总理；有的成为声名赫赫的将军元帅；有的却沉寂在历史的尘埃中，被世人所遗忘。
主文-4P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中共、民盟的创始人张申府：被历史边缘的政治“要角”文-徐然引言：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
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
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
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正文：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张申府是位重要却又被遗忘的人物。
在关于张申府不多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他的履历异常奇特：他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从此鲜见于党史；在学术上，他是清华哲学系四大名教授之一，以《罗素》专家著称于世，钱钟书等日后名家都曾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但又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清华解聘，这使得他的后半生，只能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中度过。
一个有着辉煌历史成就的人，本该为社会熟知的人，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历史忽略。
曾多次置身于20世纪时代漩涡中心的张申府，就这样一辈子隐身于时代风潮的幕后，慢慢退却成远处无人问津的背景。
他从哪里来张申府老家在河北献县，1893年6月15日，他出生在小垛庄村，一个不是很出名的地方。
有人后来曾去寻访过他的出生地，村子很小，掩藏在一大片茫茫的枣树林中，十来间民宅或瓷砖包裹，或裸露着水泥外墙，一眼就能看到边，完全没有任何老宅子的痕迹了。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张家以前的老宅子叫作“翰林院”，“文革”时被作为“四旧”扒了。
如今，只剩一块20公分见方的汉白玉石碑，裸露在野地里风吹雨淋。
张申府的中共创始人地位论辩
张申府的中共创始人地位论辩作者：唐正芒吴静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1年第05期[摘要]张申府是一位有着传奇人生履历的哲学家、政治家，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却未被当作党的创始人，长期以来未被大众所熟知。
本文就张申府参与中共创建的历程进行分析，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期望能让张申府广泛进入研究视野，确立其中共创始人地位。
[关键词]张申府；中共创始人地位；建党贡献张申府，到底何许人也？与中共的创立究竟有何渊源？其中共创始人地位应该确立吗？作为中共党史上一位重要的非同寻常的先驱人物，张申府渐渐地进入研究视野，其特殊人生经历渐渐为人所知，至于其党的创始人地位却鲜有学者提起。
一、问题的由来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从小受其家教的熏陶，勤奋好学，崇尚进取。
多年以来，由于张申府特殊的曲折人生经历，遗憾的未能参加中共一大，“四大”上执意退党，1948年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建国后又被全面封杀，偏执的个性，身披哲学大家的头衔，一直未能为大众所熟知，近两年才渐渐走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然而特殊的人生经历并不能抹掉其建党时期的突出贡献，张申府是中共建党发起人之一，其中共党的创始人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党的创建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对党的创始人研究也有了较大的进展。
开始有人主张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认为党的创始人研究范围“不仅是共产主义小组的一般成员，而且应当是为建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对建党有重大贡献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代表人物”。
[1]目前对党的创始人主要是基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要创建人、参加党的一大会议的十三位党代表以及对党的创建有突出贡献者而确定的，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党的主要创始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达、邓中夏、邓恩铭、王尽美、蔡和森、周恩来、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等等，都是党的创始人。
张申府 最后的忏悔 最后的回答
张申府：最后的忏悔，最后的回答舒衡哲史客儿2019-03-301979年，张申府先生接受了我这个西方人的访问。
第一次会面是在11月12日，由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官员安排，在国家图书馆会客厅见面。
1979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我那时正研究五四运动。
在随后的五年中，我有幸成为张的对谈者。
我们在他北京王府仓胡同的家中谈了总共七十多个小时。
我们两人喝着茶，用中文交谈，没有第三者，桌子上摆放着一台录音机。
我一面听着他的生命的故事，一面发展我们的友谊。
对历史的回应1980年6月16日。
今天是我离华前最后一次探访张申府。
我在他的好朋友李健生(章伯钧的遗孀)陪伴下谈了两小时。
章伯钧是张申府的老政治伙伴，但迄今仍未恢复名誉。
今天张和李回忆他们政治活动最活跃的时候，检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他们不时发出自我挖苦的笑声，使脸上的皱纹更为显现。
李：“真是的，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不能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呢？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败所惩罚吧。
革命在这一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失败，但我们很快又积聚力量作出反击。
”张申府望一望她，又望一望我，无可奈何地笑一笑：“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
你可以说我们对社会责任放弃不了。
但那时参与政治我认为是对的；我今天仍然这样看。
您、我、伯钧和其他人想找第三条出路，一条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出路。
但我想历史上我们是失败了。
”张申府的声音低下去，变得遥远。
面上的笑容消失了，有点迷失。
李和张两人都沉思他们过去的政治失意，房间突然令人尴尬地沉静起来。
1987年4月30日。
张申府的一位旧学生，历史学家赵俪生来威斯里仁大学探访我。
在远隔中国千里的大学宾馆里，赵把我带回到上世纪30年代，回到他在清华大学初上张申府逻辑课的日子：“张申府经常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他总是被吸引到时事中去，总是想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向历史负责。
他也总是倾向**这一边，即使他不是**党员时也是如此。
给杀人犯立碑
子 。那么张 申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又有 着怎样 非凡
的 人 生经 历 呢 ？
张 申府 ， 原 名张崧年 ， 河北献县人 ， 清华大学 教授 、 哲
学家 。 他 是 中国共 产 党 的主 要 创 始人 之一 ， 也是 周 恩 来 、 刘
退党 ， 但张 申府 固执地不肯 回头 。
的主事人 见他人 很憨 厚 ， 就 留下 了他 。
７ Ｏ
围绕着这一 问题 ， 产生了两种 观 点， 一种观点认为徐元庆行刺朝廷命 官， 罪大恶极 ， 当然该杀 ； 另一 种观点 认为， 徐元庆是为 了报杀父之仇 才出 手杀人的 ， 所 以是个 大孝子 ， 尽管 杀 了人 ， 但 动机高 尚， 出发点 良好 ， 在讲
城审问。 徐 元 庆 对 自己 的行 为 供 认 不 讳 ，对 作 案 动 机 也如 实 进 行 了交 待 。
赔偿对方 。 但赵师韫说什么也不肯从
续 寻找下手的机会。 但此时 ， 赵师韫 已经升 任御史 大夫 ， 他这样一个小 民更无法 接近 了。 徐元庆悄悄地打听 ， 打听 出了一些消息 ， 原来 ， 作 为御
徐 元 庆 当 即 就被 抓 住 ， 因 为是 行
手打死对方 的 ， 所 以罪不致死 ， 请 求
留父 亲 一 条 命 ， 自己将 以全 部 家 当来
就此放 手 ， 他的信念很坚 定 ， 就是一
定 要 报 杀 父 之仇 。 他 把 家 产变 卖 了 ，来 到 京 城 ， 继
刺御史大夫的要犯 ， 所以将其解往 京
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 却 在 中共 成 立 四 年 之 后 ， 消失在
了历 史 的 天空 。
究竟是什么原 因导致张申府脱离 了共产党 ， 并 背上了
张申府故居
Ｉ ５ 年 ， 时任 农 工 党 中央 主 席 章 伯 钧 安 排 父 ９７
亲重 新加 入 了中 国农 工 民主党 ，在反 右斗 争 中 ，父 亲被 扣上 “ 派 ”帽 子 。 同年 ，东城 区教 育局 要用 右
。
同年 底 ， 受 聘 赴 法 国里 昂 中法 大 学 教 书 。 同
时 ，受 陈独 秀委 托 ，在 海外 发展 党 组织 ， 先后介 绍
大 片地 方挖 出深 坑 ，代 之而 起 的将 是 又 一片 高楼 大
厦。
（ 者 ：张 申 府 之 女 ， 系 农 工 党 党 员 、全 国 作
书柜 和 书架 ，靠 东边 的一 间和 耳 房是 就餐 的地 方 兼
卧室 ，里面 一 间又 分 成厨 房和 卫 生 间。北 房 西边 的
政 协文 史 和 学 习委 员 会办 公 室副 主任 ）
前 进 论 ／ ０２ ２ 坛 ２１． ０
４ ５
往事 回眸
黄 化 ｆ４ ｑ 号和 ５ 的地 方 建 一所 中学 ，派 人 跟父 亲 商 号 量 。父 亲一 向支持 教 育事 业 ， 当即表 示 同意 搬迁 。 教 育局 在阜 成 门脚 下 王府 仓 胡 同找 到 了一所 房子 。 虽然 房 子是 同样 间数 ，但 是面 积 比原 来 的小 得 多 ， 院 子 更 小 ， 出 门乘 车 也 不 方 便 。但 是 为 了 尽 快 建 校 ，父 亲未 提 任何 条件 就 同意 了。 １ ５ 年 的夏 天 ， ９８ 我们 搬 到 了王 府仓 胡 同 ｌ 号 后 院 。 ６ 耳 房和 里 面 的一 间 以及 东西 厢房 主要 用 于存 放父 亲 的书籍 。
北 房 后 还 有 一 个 小 院 ， 院 中一 棵 大 榆 树 粗 壮
不该被遗忘的中共创始人张申府
039史海钩沉不该被遗忘的中共创始人张申府虽错过中共“一大”但参与建党贡献突出张申府早期参与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并领导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创建，是名副其实的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却也如李大钊、陈独秀一样，遗憾的未能参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一大”。
张申府1916年即在北大结识了李大钊，同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还一度在李大钊休假之时代任其图书馆主任一职。
1917受陈独秀邀请担任《新青年》编委，进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志同道合，让张申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最信任的朋友，整个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多次邀请这位年轻的哲学教授讨论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的问题。
”在这其间，张申府与许多仁人志士一道奔走呼号，在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很多理论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少理论和实践贡献。
经过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后，建党时机日益成熟，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人开始筹划建立党组织。
据张申府本人回忆，“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
” [2] (P41)张复.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J].百年潮.2010(12).][2] 维经斯基在李大钊介绍下，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很快筹建。
1920年9月，张申府到上海与陈独秀热情而激烈的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陈独秀向他介绍了上海的建党情况。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他将与陈独秀的谈话内容以及上海的建党情况和经验向李大钊作了汇报，他们认识到北京也已经具备了建党的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可以开始在北京发展党员，并尽快建立起党的组织，于是他们发展了北大进步学生张国焘为早期党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0月正式成立，张申府与李大钊张国焘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三名党员。
1920年11月，离中共“一大”召开还有大半年时间，张申府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委托在巴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团结欧洲的进步留学生，壮大党的队伍。
张申府政治生涯的失策与失意辨析
035史海钩沉张申府政治生涯的失策与失意辨析张申府，早年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他还曾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更多的是民主人士、哲学大家，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却鲜以党史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
究其原因，观其一生，可以总结为五次失策与失意。
然而每一次失策与失意都有其复杂的原因与苦衷，任何一次失策或失意都不足以也不应该让他被党史所遗忘。
错过标志中共成立的“一大”张申府早期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是不折不扣的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却也跟李大钊、陈独秀一样未能参加标志中共正式成立的“一大”。
张申府1916年在北大任教期间结识了李大钊与陈独秀，他的许多救国救民的新思想、新观念与陈、李二人不谋而合，在工作上与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有过交集，还受陈独秀邀请担任《新青年》编委，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一度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建党初期，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有很多书信往来，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名称问题，张申府明确回复陈独秀建议就叫“共产党”。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时，张申府与李大钊、张国焘一起成为北京组织的最早期党员之一。
1920年11月，离中共“一大”召开还有大半年时间，张申府登上了赴法的征程，他受聘赴法教授逻辑学，同时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委托在巴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团结欧洲的进步留学生，壮大党的队伍。
这样，半年后召开的党的“一大”会议的十三位党代表名单里，没有张申府的名字。
试想，如果张申府没有提前离国赴法，参加了“一大”，那么，他的名字就此永远载入党史史册了。
然而，未能参加“一大”并不足以成为张申府被大众遗忘的理由，未能参加“一大”的同时代党史人物大有人在，抛开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不说，蔡和森、赵世炎等同样到了法国没能参加“一大”，而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为党的创立作出重大贡献者而被大众所熟知，张申府同样不能因为未能参加“一大”而被落下。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一代直声”梁漱溟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到北京大学教书(当时有传闻，之前梁预考北大而未获录取)；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
11日夜，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下车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对记者惊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1953年9月11日，粱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丰富多彩，之所以选取上述三个横断面，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3个阶段：第一段为31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长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学者，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段从32岁(1925年)到60岁(1953年)，这一段生涯中，粱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到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加入新政府却拒绝之，最后则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
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社会活动家兼政治活动家。
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写作《人生与人心》及其他著作，复归知识分子生涯。
梁漱滨是不是知识分子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说法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分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另一方面，则把梁先生说成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
笔者对梁先生素怀敬仰之心，但对于后一种说法，却有一点自己的认识。
访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二)
访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二)作者：张复来源：《百年潮》2011年第01期查阅资料使我困惑那次访问后，我没有写出张申府参加政协会议的报道，许多天来我泡在资料室里查阅关于张申府的资料，因为我对他充满了好奇。
一些资料说明，当年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是一位活跃的妇女革命活动家。
她早年是天津“觉悟社”的一员大将，在五四运动中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领导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
在欧洲期间，她同张申府、周恩来一同活跃于党的早期组织中。
从欧洲回国后她一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妇女运动，1944年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为了写五四运动期间天津“觉悟社”成员郭隆真的革命事迹，时隔近30年后，周恩来1947年1月4日在延安时，还特意给刘清扬写信：清扬姐：别时容易见时难，回延后常常想念着你们。
为民主奋斗，将是长期的运动，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好与反民主者熬下去。
你想对么？今晚遇到一位郭隆真大姐的姨侄张勃川兄，他亟期为隆真写一篇传记。
在一九二六——二七年，隆真由沪回平工作，你那时也正在北平，知之当较详。
你愿为他写一点当时经历么？勃川不胜盼望之至。
如写，请交晓梅转我。
专此，祝双好。
申府兄一此不另。
超附笔。
周恩来一月四日夜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到“常常想念着你们”、“祝双好”等，还有“申府兄一此不另。
超附笔”。
从这可以看出，周恩来夫妇当年与张申府夫妇的交情。
1948年底，张申府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溃、全国“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呼吁和平”的文章。
10天后，已进入解放区的刘清扬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离婚启示”，大义凛然，宣布与张申府一刀两断。
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扬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张申府与刘清扬是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结识，在同赴法国留学的理想中感情得以升华，在异国他乡志同道合结为伉俪。
他们俩不仅一起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而且同为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留法勤工俭学那一段不平凡的个人历史，这是一段携手共进、回首令人骄傲的历史，难怪张申府对刘清扬那样一往情深。
我的父亲张申府：退党是他最后悔的事
我的父亲张申府：退党是他最后悔的事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10期提起张申府，很多人可能会说不知其人。
但他在中共的资格之老、一生之奇特连一些著名领袖和开国元勋也难出其右。
张申府，名崧年，河北献县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彻底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辞世，享年93岁。
在北京海淀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记者见到了张申府的小女儿张燕妮，她向记者讲述了父亲非凡的人生故事。
与周恩来交谊颇深1893年6月15日，张申府出生在河北献县，祖父是当地的富农，父亲和伯父都是晚清进士。
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数学系学习。
张申府在这里迷上了数学，知道了罗素，并率先接受了罗素关于自由和平的学说。
关于罗素，张申府晚年曾回忆：“我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已听过罗素的名字，很早之前我就买了他的《数学原理》，3年内，读尽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东西。
”通过罗素，张申府开始深入研究西方思想。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留在北京大学，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
这时，张申府接触到全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李大钊与张申府3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准备建党工作。
1920年，张申府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
周恩来和我发表了演讲，我们共同畅谈中国前途和人生理想”，张申府曾在晚年回忆道。
年底，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秘书，张申府获得了去欧洲的机会。
这次旅欧，张申府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海外共产主义组织。
当时在法国的周恩来听说故交张申府来法，就急着找到他，张申府向周恩来介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也成了周恩来的政治引路人。
1921年，周恩来在张申府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申府曾回忆起这段往事：“周恩来当时在巴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
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张申府篇
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张申府篇作者：王相坤来源：《党史文苑·上半月（纪实版）》 2021年第2期王相坤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崧年，自号申府，河北献县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1920年10月与李大钊等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与周恩来、刘清扬等组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申府论“初心”改造观念是改造世界的下手处布尔什维克对于教育非常注重，对于儿童非常尊敬；这点精神，便是他们能够长久之兆。
但是我们若要改造教育第一便要人人有受教育的自由。
教育自由是人欲发展天才培养能力所必须。
教育自由是使个个人都得圆满发展的路。
欲造一个十分健壮无一点病的世界必由于此。
——张申府《就来的三自由》（1920年1月4日）还是叫共产党记得这一年的8 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
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
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
我们都同意了。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吾现在最简单的所信是：本世界见地改造各个地方；不要为一地方好而改造那个地方，要为世界好而改造各个地方。
就令一切地方各单独像是好了，世界全个仍可以不好；世界全个不好，各个地方其实不能好。
吾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叙应是：革命，开明专制……实行极端的强迫教育，以岁入之半办教育；其次重要的为改良农业，整理森林河渠，兴发工业交通，尤以旧有的工业为要。
这种话在现在只算是一个梦，但与普通的梦一样，却有应了的希望。
——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1921年7月1日）真正手段乃是劳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那种办法究竟不是共产党的终极目的，那种办法究竟不是一种手段，而且也不是像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的，共产革命的普遍的必然手段。
张申府民主思想概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10年增刊（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张申府民主思想概论陈继奎摘要：张申府作为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民主人士，在民主思想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在对民主的理解上，他认为民主不仅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一种生活原则和精神作风，认为民主的精义是使一切人所潜藏的才干都得到最圆满的发展实现，即“由人民、为人民、尽人民”；在民主的范畴上，他认为应该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思想民主、国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提出民主应该是平衡的，发展的，前进的。
综观张申府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具有一定的深度。
关键词：张申府；民主思想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0）增刊－0088－05收稿日期：2009-11-15作者简介：陈继奎，男，江苏徐州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北京100089）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民主思想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即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演变并没有按照西方模式那样缓慢发展，历经几个显著的发展变化阶段，而是古典自由主义、功利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几乎同一时间涌进了中国社会，并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同影响。
尤其是当时西方社会正历经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民主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比如拉斯基等人讲经济平等，罗素强调积极的自由，美国思想界的杰出代表杜威甚至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方式”。
［1］（p.43）以杜威为代表的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着实影响了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而张申府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一、民主的解释在民主的解释上，张申府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方式，民主也是人的行动习惯”。
［2］（p.233）而且还说“所谓民主不应该限于政治经济。
就在日常生活，思想行动，尤其凡有集会，凡是集体的地方，都应养成民主的习惯；养成平等相待，容许别人，尊重别人，信赖别人，服从多数，尊重少数，表现自己而不碍别人，予人人以机会，使一切有关人对一切有关事都得与闻发言，人人守法，循规、蹈矩，决了必行，说了必算的习惯。
张申府：打到孔家店 救出孔夫子
张申府：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收藏人：窗前有树9052012-01-18 | 阅：425 转：3 | 来源| 分享“我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我尝试做出不可能的事——把传统中国哲学最好的和罗素的数理逻辑建立共同的立足点。
”——1980年6月4日，美国学者舒衡哲访问张申府时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
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栽了花也栽了刺。
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却又呼吁和平。
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二十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章立凡《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社会科学报》2004年12月16日“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1979年9月17日，被政治尘封了多年的张申府，终于获得一个对外发声的机会，在受访而成的《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张申府第一次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情形。
张氏说：“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
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
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
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
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
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
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观点一致。
……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
张申府是谁？做了什么从党史上消失了？
张申府是谁？做了什么从党史上消失了？本文导读：1917年至1919年，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并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1921年，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利用赴法讲学的机会，在巴黎建立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也传到中国。
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便由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和海外的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先后创建了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建党的前期准备。
而周恩来正是因为在天津投身并领导五四运动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赴欧留学的。
周恩来是由张申府、刘清扬两名党员作为介绍人找其谈话，然后报告国内的陈独秀同意后，于1921年春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
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
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爱国口号，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
她们还打破男女界限，跟天津学联并肩战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组织才能，尤其是她那激昂慷慨、铿锵有力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
她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抵制日货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以及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
1919年11月16日，在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开枪打死我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
为抗议福州惨案，声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觉悟社精心组织之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三好”男人张申府
“三好”男人张申府张申府回忆说:“我有三个弱点，这就是我终生追求的三个爱好:书本、女人和名誉。
20年代我刻了一个章，就是刻了这'三好'。
这'三好'我从没有放弃……爱女人给我的麻烦就更多，像刘清扬和其他女人。
这'三好'确实使我难为情，但我不能自拔，没有办法。
到现在我还是这样。
”张申府，何许人也。
不看历史的人，很陌生，不熟悉，容我先介绍一下：张申府（1893～1986），河北献县人。
北大、清华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因意气用事退党，参加黄埔军校筹建，民盟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却长期被冷落，鲜见于党史，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7年划为右派，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逝世，享年93岁。
现在来看看“三好”：第一好，好“书本”早年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拥有扎实的古文功底，1906年进入最早的中西结合学校之一—顺天堂读书，1914 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然后转到数学系，“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早就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三年内，读尽了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东西，天天在图书馆，大量阅读各种书籍，先后翻译了《我们所能做的》等，罗素称“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后来做北大教授兼图书馆编目股长，曾两次代李大钊做图书馆主任。
1920年冬，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1922年去了德国，与大数学家希伯特探讨问题，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界的作用。
学富五车，博览群书，融贯中西。
1924年回国。
第二好，好名誉，1917年在北大做助教，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创办《新青年》杂志副刊《每周评论》，出任总编辑；25岁已成为罗素专家，1920年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同意命名中国共产党，1924年参与黄埔军校筹建，得到蒋介石、廖仲恺的信任，被孙中山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1925年，中共四大，张申府反对与国民党结盟，与张太雷、蔡和森等吵了起来，负气离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本人承认“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张申府是位极有才华的学者，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风云人物张申府——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一）
风云人物张申府——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一）198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一则讣告：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我党的老朋友张申府同志在京逝世。
张申府一生经历丰富，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他同李大钊一起筹建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的联系人之一，此后远赴欧洲，成为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重要贡献。
张申府研究传播罗素哲学1893年，张申府出生在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一个官绅家庭，父亲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众议员等职。
张申府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14岁随叔父到北京，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20岁不到就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学，一年后改名张砾考入文科学习哲学。
正像他后来说的，当时“我所学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
少年张申府求学北大期间，张申府经常泡图书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罗素《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书中观点引发他的共鸣和兴趣。
张申府和罗素学历背景相似，对数学和哲学都有研究，自此他千方百计地搜索、阅读罗素著述，开始醉心于研究、介绍罗素哲学。
张申府经常翻译或撰文介绍罗素及其哲学思想。
其中，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8卷第2号，集中刊登了《罗素》《罗素的人生观》《梦与事实》《民主与革命》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罗素的哲学思想也渐渐被中国青年了解。
罗素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校讲师，是一位著名的数理哲学大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素对西方文明倍感失望，远赴苏俄考察，但苏俄之旅让他对新兴社会主义的幻想也彻底破灭。
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当时最有名望的大思想家帮助他们解答中国怎么强大的问题。
于是，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向罗素发出邀请，希望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访问讲师，为期一年。
罗素收到邀请后欣然前来，名曰“寻求新的希望”。
罗素得知罗素即将来华讲学，张申府作为他的忠实拥趸，于1920年9月中旬离京赴沪，前往迎接。
在沪期间，他亲耳聆听罗素的“教育之效用”“改造社会的基本原理”等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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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和平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 消极地说, 就是打破现状; 积极地说, 就是恢
复和平。
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 和平还不速谋恢复, 必致全国人,
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 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 都不得活;
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 丢尽了脸。
现在的应该呼吁和平, 就像抗战前的呼吁抗战和抗战时期的呼吁民
主一样; 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 但在理完全对, 可以充分相信,
必有一样的成功的前程。
民廿四呼吁抗战之初, 敢于公开呼吁抗战的, 不过少数, 但是终于抗战了; 而且由抗战一度抬高了国家地位, 而且抗战胜利了。
民廿八呼吁民主之初, 敢于公开呼吁民主的, 也不过少数, 但是民主终于为全国所承认了;不管情实如何, 政治到底已由军
政训政进入了宪政。
试问今日全国人, 至少全国无兵的人, 谁不心愿和平, 切盼和平? 假使以民心为裁断的标准, 那么, 今日呼吁和平, 更是有百是而无一非。
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戡乱的道理。
与其将来全国人死去一半, 再言和; 何如今日趁早作和平计, 替国家保留一点元气,
使人民得喘一口气?
不管战事之起, 有无理由; 但打到今日, 打成这个样子,还不即谋结束, 已再无理由可说。
试看这几天全国几个大城市物价的情况: 改币不过刚刚一个半月, 就又已这个样子。
人心的惶惶, 生活的不安, 就只这一项的损失, 又岂可以估计, 又岂可以补偿? 这样下去, 倘不急急彻底改弦更张, 前途岂还堪设想? 可是军事不停, 经济生活, 又岂有可
以根本改善的希望?
诚知现在全国一般人, 并无一人不愿和平。
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 也许是感到: 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 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 在此情形下, 呼吁和平, 适足于招犯嫌忌, 惹场无谓, 非但于事无补, 更且于己有损。
事实上, 这些年来, 国人, 尤其是读书人, 已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
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
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 而不管是非。
其实为国家打算, 只应辨是非, 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
凡事, 但令其是, 就应该是, 就应该作。
可惜就在抗战之前, 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 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 右了怕得罪将来, 因此既不敢左, 也不敢右; 畏首畏尾, 真是身
其余几!
今日和平, 不但是全国一般人所祈求, 而且对于国家不但有百是而无一非, 实在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那么, 又有什么不可呼吁? 又有什么不可要求? 呼吁和平是一事, 实现和平另是一事。
呼吁和平既是对的, 就不妨先事呼吁。
至于如何实现, 自当从长计议。
事实上, 今日实现和平的具体方案, 纵不易言; 但实现和平的大原则, 却现成的很。
前几年, 我曾鼓吹过一个全国公认的口号。
那就是“民主, 和平, 统一”。
这个次序是有意的。
意思就在: 必须先民主了, 然后才能和平; 必须先和平了, 然后才能统一。
而且也可以说: 民主了, 就可和平; 和平了, 就可统一。
今日实际, 我相信也还不过如此。
也许有人以为, 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 正打得起劲, 正要一劳永逸,
一举而成功。
在此时呼吁和平, 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 必为他们所不快, 必为他们所不睬。
那么, 打得不甚顺手的呼吁和平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 其实, 不管谁睬谁不睬, 这样说法, 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 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这绝非看到一般人民生活实况的说话。
“兵犹火也”。
“佳兵不祥”。
不论什么方面, 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 而只求一个不尽可知、不必可靠的将来, 那不过是一种不仁也不必智的冒险。
对于国家事, 但令有他途可循,真为人民的必不会长期诉于武力。
无论如何, 作战于一国之内,不管胜也罢, 败也罢, 遭受死伤的, 遭受涂炭牺牲的, 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孙, 穷兵黩武, 总要不得, 总不应该。
凡真为人民的,就令不得已而事内战, 也必反对内战。
不管胜败, 总必哀矜勿喜。
更许有人说, 武力解决, 乃是国策, 不可异议。
其实, 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 乃是戡乱, 乃是剿匪; 并不必须出于大规模武力作战一个途径。
但令别有方法, 使乱得弭, 使匪得平,即是国策已行, 目的已达, 又何必一定诉于武力, 徒苦吾民? 而这个别的方法, 便是以民主的方式结束战事, 协议恢复和平。
在军事上急取主动, 诚不如在和平上赢得主动, 必大大地足以使人心来归。
当然, 所要呼吁的和平, 所应要求恢复的和平, 必是真和平, 必是长期的和平, 必是为国为民的和平。
呼吁和平, 要求恢复和平, 也必是为国为民, 出于真情、实感、仁心; 而不是别有动机, 别有背景, 而不是为那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
退一百步说。
不拘作战的那一方面, 总该都以和平为最后目的。
戡乱
不止于乱, 革命不能止于革。
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 也许会出师有名, 也许会打得更起劲。
如此, 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 而且只要和平, 岂不更可证明: 呼吁和平, 要求恢复和平, 有百是而无一非? ———可是当真双方都要和平, 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 而不该再打!
( 原载1948 年《观察》第五卷第九期)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