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字的破译

埃及文字的破译
英国人托马斯.杨和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为罗塞塔石碑的破译做出了杰出贡献。

托马斯.杨(1773年-1829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富裕教徒家庭，家里有10
个孩子，他是老大，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且天赋异禀，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

他2岁时学会阅读，4岁能背诵英文诗歌和拉丁文诗歌，6岁已经把圣经从头到尾看过两遍。

不光语言天赋超群，且动手能力也极强。

9岁掌握车工工艺，能制作一些物理仪器；几年后他学会微积分和制作显微镜与望远镜；14岁之前，他就已经掌握了10多门语言，包括：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等等，能用这些语言做读书笔记（这就不单单会语言了，还能熟练运用这些语言哦。

）；之后，他又学习了东方语言--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在中学时期，就读完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瓦锡的《化学纲要》以及其他一些科学著作。

托马斯·杨19岁到伦敦学习医学，21岁成为皇家学会会员。

22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27岁时就在伦敦行医。

在职业的选择方面受到了叔父的影响，他的叔叔是一名医生，叔叔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包括：房屋、书籍、艺术收藏和1万英镑现款，这笔遗产使他后来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能够有精力和经费进行兴趣爱好的学习和研究。

托马斯·杨热爱物理学，在行医之余，他也花了许多时间研究物理，且都是自学，都是自己动手去实践。

托马斯·杨在物理学领域可谓是享誉世界。

除了在物流学投入研究之外，他还涉猎甚广：力学、数学、光学、声学、语言学、动物学、考古学等等都有所研究，且研究成果颇多，托马斯·杨还研究了保险
经济问题，你以为人家是个书呆型的学霸，错，他还特别擅长骑马，还会走钢丝。

他的成就随便拿出一个都够别人一辈子研究了：
杨氏双缝干涉（证明光具有波动性，加上牛顿的粒子性，光具有波粒二象性。

这个著名的实验如今已经进入中学物理课本。

）
杨氏模量（托马斯·杨对弹性力学也很有研究，后人为了纪念他的贡献，把纵向弹性模量称为杨氏模量）
杨-亥姆霍兹彩色理论（三原色原理。

在物理光学领域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他第一个测量了7种光的波长，最先建立了三原色原理：指出一切色彩都可以从红、绿、蓝这三种原色中得到。

）
托马斯·杨是一名医生，他研究了心脏的血液流动，研究了心脏搏动的血流方程，是第一个研究出散光的医生。

托马斯·杨的语言天赋也得到施展，他研究过400多种语言后总结出语言的“印欧语系”。

托马斯·杨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过40多位科学家传记以及无数条目，包罗万象。

托马斯·杨在他56岁去世前还在编写一本埃及字典。

这真是，不会研究印欧语系的物理学家不是好医生。

托马斯·杨在他41岁的时候，对象形文字产生了兴趣，这是因为大英博物馆收藏了罗塞塔石碑。

这一年是1814年，当时很多罗塞塔石碑的研究者都没取得什么进展。

托马斯·杨在罗塞塔石碑上，注意到类似的椭圆方框。

他在研究中却采用了一个新角度，把当时被人认为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字的圣书体与世俗体拿来对比，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某些关联。

托马斯·杨的分析撞对了基本的大方向，圣书体与世俗体的确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世俗体是圣
书体的一种简化，第26王朝才开始使用。

圣书体也是象形文字，其中有些符号是用来标定发音的字母，圣书体有些是表音的符号，有些表意，有些还是限定符号。

托马斯·杨就开始研究石碑圣书体文字中的国王名字，指证了十三个字母（后来证明，只有六个是对的）。

5年后的1819年，他将这些结果整理成文，发表在他帮忙编辑的《大英百科全书》的增补本上。

之后没有别的进展，他的兴趣又转移到其它问题上去了。

再10年后的1829年托马斯·杨去世时，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文字—“他最先破译了数千年来无人能解读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最终将圣书体破译出来的是法国人商博良（1790-1832年）。

他也是现代埃及学研究中传奇式的英雄。

商博良出生时，法国革命刚刚闹了一年多。

那场折腾了十年，造成许多流血牺牲的革命，影响波及到整个欧洲。

即使进入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局势还是一波三折，战争、革命、复辟，不断地折腾。

商博良的一生，也多次受到政治因素的冲击。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4年热月政变；1799年雾月政变；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14年拿破仑退位，波旁王朝复辟；1815年滑铁卢失败，拿破仑的百日王朝就此结束；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1851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

）
他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小书商家庭，家中七个孩子，存活下来五个。

商博良排行最小，上边有三个姐姐，还有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哥哥，哥哥影响与支持了他的一生，哥哥名叫商杰奎（1778-1867）。

与托马斯·杨相似，商博良从小就显现很高的语言天分，对图像有着特别的记忆能力。

但是商博良家只是小商贩，虽然家中的书不少，却远没有足够的财力让弟兄两个接受正规教育。

商杰奎十六岁离开家，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边的城市格勒诺布尔的亲戚家中帮忙打理生意。

商杰奎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还从当时许多为躲避革命而匆忙出逃的贵族家中，廉价收购了不少珍贵的书籍，也因此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商杰奎也因此成为当地学界的一位人物。

商杰奎很早就意识到弟弟的天分，对他的教育很也非常关注，后来，更是把年仅10岁的弟弟接到自己身边。

当时当地的行政区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法国占领埃及期间埃及研究院的院长——傅里叶（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是拿破仑175人的专家组成员，且非常受拿破仑器重。

）。

从埃及回来之后，远征的经历成为傅里叶美好的记忆。

有一次，小商博良随哥哥一起到傅里叶家中做客。

傅里叶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埃及的所见所闻，还拿出他所收集的物品给大家观赏，特别指出那上边写的圣书体文字，还没人可以破译。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据说在一旁听得出神的小商博良就是从那时起，立志要读懂圣书体。

商博良对圣书体的兴趣，却不是听一次故事那么简单，而是还有其它方面更为深远的因素。

商杰奎本人就对埃及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一直在懊悔没能与远征军一起去埃及（那年他20岁，正是青春年华，有志报效国家。

），商博良不免会受到哥哥的影响。

另一方面，商博良也对人类的起源感兴趣。

19世纪初，西方已经意识到《圣经》不是最古老的文献，但是还不知道进化论，以为人类只有约六千年的历史。

上帝创造人类之后，最先留下的文字是古埃及人的记录，那里边可能藏有上帝与人类最先的交往，能读懂圣书体，理解古埃及，该是多么重要！因此，商博良在这一点上也与托马斯·杨有所不同，托马斯·杨把古埃及文字只当成一个有趣的谜团，商博良却是对古埃及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与关注，总是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去尼罗河边走一趟。

商博良所受的教育更是不正规。

法国革命闹起来之后，原本掌管教育的天主教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许多教士们则成为专政对象，孩童们无学可上。

好在商杰奎是内行人，社会上也有些无事可做靠私下给人教课为生的前神父或是修道士。

小商博良孩提时接受的就是这种家庭教学，请老师来家中教读书写字，学习了拉丁语、古希腊语。

商杰奎也亲自教过弟弟，发现弟弟在语言方面天赋极高，拉丁语、希腊语学来太容易了，因此商杰奎愿意花精力与金钱，请人教弟弟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等。

拿破仑执政后，亲自主持教育制度的重建，在全法国兴办45所高中，由政府出资。

军人出身的拿破仑，办教育也是军人的风格，各学校的学生要穿一样的军人制服，上统一规定的课程。

除了希腊文、拉丁文经典之外，学生还要学数理化，技术制图及地理。

哲学课与历史课都因为容易引起争议，被排除在课程体系之外。

所有的学生都要求住宿，接受严格的军事管理。

商博良不满十四岁就考入当地的高中，度过两年多极为不愉快的学校生活。

希腊语与拉丁文课程对他太容易，数理化课程他不喜欢，喜欢的希伯来文与阿拉伯文，学校里又不准他自学。

尽管有许多不愉快，商博良还是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求学。

巴黎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很多著名教授；很多很多拿破仑从欧洲各地抢夺过来的珍贵图书和文物；还有来自埃及的基督教教士。

他向埃及教士继续学习埃及基督徒在教会仪式中所使用的科普特语。

在巴黎只学了两年，商博良就又回格勒诺布尔。

同哥哥一起在新的格勒诺布尔大学里任教，哥哥商杰奎教授希腊语，年龄还不满19岁的商博良作了古代历史的助教。

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在学校里一边教书，一边管理当地的图书馆（又是一个扫地僧），再剩余的时间就埋头研究古埃及地理，并开始着手编写一本科普特语辞典。

商博良在巴
黎求学时，深感缺少一本好的科普特语辞典，下决心要填补这一空白。

科普特语是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前，埃及人使用的本土语言。

当时有不少人觉得它应该与古埃及语言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这也是商博良致力于编写科普特语辞典的原因。

没过几年，由于1815年波旁王朝再次复辟，当地的大学停办，商杰奎与商博良都丢了教职，没有了生活来源。

于是，弟兄两个相继来到巴黎，哥哥先去的巴黎，商博良是1821年去的巴黎。

来到巴黎之后，商博良才又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埃及文字的研究中。

在破译上，商博良曾经尝试过各种理论，也相信过圣书体是象形字，还曾经专门学过中文。

他手头上的资料除了罗塞塔碑文，还有别人带回来的其它碑文与莎草纸，从中找到不少希腊与罗马人的名字。

商博良对希腊、罗马姓名做了许多研究，也在圣书体与世俗体的仔细对比之中找到不少关联，感觉是离答案近了，却又总是功亏一篑。

这其中还有一个难处，罗塞塔碑文不长，又有多处损坏，提供的名字数量太有限。

远征军的专家们在埃及倒是画了许多图，但是他们读不懂圣书体的意思，依葫芦画瓢，记下的字符也有许多错误。

以这样的条件，破译难度不小。

1822年9月14日上午，商博良收到一位朋友给他寄来的信，提供给他更多可靠的资料。

这位朋友是一位法国建筑师，正在埃及探险，他的记录是大家公认最为准确可靠的。

商博良仔细查看寄来的记录，被上面一个椭圆形柜架所吸引。

这显然是一位法老的名字，最后两个字符在别处出现过，商博良可以认出是“s-s”。

前面两个符号他却不认识。

第一个符号，一个圆中间带一个点，应该是太阳，在科普特语中读着“Ra”。

第二个符号，在罗塞塔石碑上见过，相应的希腊词是“生日”，如果用科普特语读的话，“生孩子”或是“出生”应该读着“mes”，全部串在一
起就成了“Rameses”。

这不就是那位著名埃及法老“Rameses”——“拉美西斯”，意思应该是“太阳（神）出生了”！
这一发现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不仅仅是多认识了两个字母，也不仅仅是显示埃及本土的名字也是用字母拼写而成，最重要的是它显示了科普特语与圣书体文字的具体联系。

科普特语的读音与词义都与圣书体文字相近，剩下的破译工作则是以科普特文为蓝本，做耐心的对比，逐一指认与验证各个符号，各种词的写法。

如果没有科普特语这一层联系，单靠几个希腊、罗马姓名，不知道埃及文字的读音与含义，猴年马月都还不一定破译得出来。

历史之中，总是有各种令人感叹不已的巧合。

当年古埃及文字之所以会被遗忘，基督教会要负上不小的责任，是教会将圣书体当作邪恶的符号加以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用希腊字母标定的科普特文。

用希腊字母标定发音，倒是标得更准，因为其中有元音，不像古埃及文字那样经常将元音省略。

阿拉伯人入侵之后，埃及人忘记了自己的本土语言，改用阿拉伯语，改信伊斯兰教。

只有少数信徒在基督教会仍然坚持使用科普特语做礼拜，硬是将科普特语当活化石给保存了下来。

到一千多年之后，又是基督教会的科普特语为寻回古埃及文字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钥匙。

商博良花了许多时间与精力来编写了科普特语辞典，最后破译埃及文字也是由商博良完成的，还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
商博良拼完Rameses，又试了几个别的名字，反复验证自己的破译方法。

之后，准确无误后，他拿着一叠写满了埃及文字的草纸狂奔到他哥哥的办公室，只说了一句“我找到了！”，就昏倒在地。

几天之后，身体依然虚弱的商博良，做了一个公开讲座，介绍他的最新研究结果，立时引起轰动。

科普特文字产生于希腊统治时期，离古埃及文明的开始，圣书体最初的发明，已经晚了三千年，其中的发音已经有了一些差异，需要慢慢厘清。

圣书体
也并不完全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字母多，标音符号有重复，还有不少不发音的限定符号。

接下来，还有许多分析、对比、破译工作要做。

一举成名之后的商博良，除了这些之外，还要应付许多文人之中的是非。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托马斯·杨对商博良的不满。

托马斯·杨觉得圣书体是字母文字应该算是他的发现，商博良只是在这一基础上做出了改进。

许多与商博良关系不好的法国学者也支持托马斯·杨的说法，批评他没有给托马斯·杨应有的肯定，甚至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将托马斯·杨的文章列出。

商博良强烈回应：第一：托马斯·杨只找到几个字母，在商博良看来根本就没什么用处。

第二：商博良还声称，自己没有读过托马斯·杨的文章，也就不需要将他的文章列出。

这一争论甚至上升到“法国”与“英国”之争，英国公众觉得托马斯·杨功不可没，法国公众觉得商博良才是当之无愧的天才。

受商博良发现的刺激，托马斯·杨又开始对埃及文字进行研究，后来也为世俗体的破译做了许多贡献。

1826年商博良担任卢浮宫埃及文物馆馆长（卢浮宫建于1204年，属于皇宫城堡，作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是在1793年，拿破仑称帝后住进卢浮宫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拿破仑执政期间掠夺来的大量珍贵艺术品就都收藏在这座博物馆中，虽然滑铁卢失败，有5000多件艺术品物归原主，但是仍有大量艺术品留了下来。

）。

虽然生计从此不成问题，商博良仍然还要为钱费心。

当时卢浮宫正筹备埃及展厅，为组织去埃及实地考察，都需要大笔经费。

1828年，商博良终于筹得足够经费，亲自带队前往埃及考察，亲眼目睹了朝思暮想的古代埃及的遗迹。

我不禁在想：能读懂象形文字的商博良会不会太过激动而无法呼吸？会不会也如希罗多德一样也站在尼罗河边慨叹？也许他的慨叹与希罗多德不同，也许他会张开双臂欢呼：你好，埃及！我来了！
商博良与拿破仑的专家们不同，他可以读懂遗迹上边刻下的圣书体文字。

他对圣书体的破译，终于使得古埃及的历史，在数千年之后重见天日。

他原本就健康欠佳，加上长年的贫困，劳累，考察回来之后没过几年，商博良就去世了，年仅41岁。

哥哥商杰奎把他遗留下来的手稿逐一整理并发表，成为现代埃及研究的奠基石。

自1822年埃及文字的破译、埃及学的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了近200年，经过几代古埃及学家的努力，通过对古埃及人留下的碑刻、墓葬壁画和雕刻、莎草纸等留下的文字解读，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如美丽的画卷，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