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的形成、内涵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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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2021年3月
第22卷第2期Mar. 2021Vol. 22 No. 2◊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的形成、内涵及其应对策略
熊杰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应对复杂的国际变化局势 做出的战略判断,解决了中国在当前发展阶段的定位,成为处理国际关系、实现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身处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国无论是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政治制度建构、文明互学互鉴、社会交流形式等无不受之 影响。
厘清百年未有大变局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对比国内外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三种代表性的认识,有助于在 理论层面把握大变局概念的实质,明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并在深化认识的基础上发展应对变局的策略。
关键词:百年未有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格局;世界大势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 2021) 02-0001-09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出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其独特的形成发展逻辑。
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 化,使得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成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且具有延展性质的界定范畴。
因此, 在厘定大变局相关概念时,其不断发展的内涵和丰富的外延为人们理解变局增加了难度。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的形成
百年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应对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提出 的价值研判。
随着大变局概念的发展和补充,对变局的认识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发展策略、应对世界 形势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曾提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军事 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⑴,强调军事领域的调整和发 展要抓准对世界形势和大变局的研判。
这个价值研判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也同样适用在国际局势的判 断上,更是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所经历的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所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百年大变局的价值判断。
从习近平总书记 2017年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形势,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 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⑵可以得到佐证:不论是军事、国 家安全,还是其他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
不仅如此,相较于十七次集体学习 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突出了国际秩序发展的新特征,认为大变局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期,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大变局带来的挑战,以全球的思维谋篇布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收稿日期:2020-04-19
作者简介:熊杰(1989-),男,江西南昌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mail : locodocc@whu.eH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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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使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是在2017年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他认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是对大变局认识向纵深发展的表达,即在原来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将认识推向更广泛和更精细的理解,但是在说明一种国际秩序如何导致大变局的推论上似乎有待进一步解释。
基于此,我们似乎可以从习近平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关论述中找到更多回答。
特别在“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回应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大势,推动着世界各国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顺势而为%于中国而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就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2018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⑷。
显然,世界的大变局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机遇时期。
那么,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充分运用发展机遇期的关键所在。
对比“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更具世界性的视角,他已从军事安全的眼光转移到通过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视角讨论如何抓住这个重要战略发展期,实现全方位的发展,进而加大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性。
除此之外,习近平2018年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用“金色十年”间接阐明未来十年世界将面临的大变局,即“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重塑”*勺,这些论述都赋予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时代内涵。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对世界各国如何应对大变局进行了设想,主张以人类命运为出发点和归宿,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曾强调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证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2020年疫情的爆发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是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前提开始的,但并不只停留于经济变局这个特定问题%大变局是多方位的变局,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也是大变局的一种%它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生态问题的反思、发展模式的选择都产生了影响%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这就是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具有偶然性特征,而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抓住变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善于在变局中开新局%此外,变局影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被习近平提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总体而言,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解为不可抗拒的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反思如何应对大变局形成和发展之后的挑战,但随着认识的深入,开始从主体视角观察国际局势的风起云涌,将大变局带来的挑战转化为发展的战略机遇,以实现对大变局挑战和机遇的双重把握%在认识大变局的深度上,将其产生的原因从国际秩序的变化延伸至综合因素的考量,既包括世界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政治发展,又包括了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大变局认识的动态性、全面性以及深度发展性%在此基础上,大变局形成了一个不断开放的认知系统%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前世界大势和潮流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具有主体性的维
度,加之其概念范畴之大、内涵之深、外延之广,已无法用相应的词汇概括,于是造成一种研究趋势,即研究者往往从某种角度建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内涵及意义,但无法达到和解、形成某种共识,抓不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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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的核心内容。
实际上,理解大变局内涵的前提在于从时间序列上回答百年的概念,从空间维度解释变局之大的程度,这是归纳大变局内涵最适当的研究方法。
(一)科学技术的变革和发展重塑全球经济的百年格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⑹,充分强调了科学技术的变革甚至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和生物工程等一系列科学和技术革命的突破性发展,催生出一大批新兴的产业,智慧工业、现代工业改变了以往工业发展的新业态,促使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微观层面,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活结构和交流模式,还在宏观上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百年未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百年时期会比现代百年创造的生产力大。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百年发展理应成为大变局的内涵之一。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重塑世界经济的百年格局。
随着技术发展深化和产业实力的提升,更新的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往往需要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上形成变革或者革命,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提供了机遇。
在以往的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科技优势在生产和分配中占据主导,造成全球南北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不仅形成巨大的经济鸿沟,而且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依附,世界经济格局因此呈现“中心一外围”的层级结构。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不论科技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都将重新洗牌,那些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抓住主动权的国家将赢得经济战略的主动,所以,科技革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战略赶超的机遇期,促使全球经济向均衡方向发展。
自科技和工业革命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国家开始崛起。
按照汇率计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⑸。
如果保持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
虽然经济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综合实力,但毫无疑问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凭借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浪潮实现经济崛起,重塑世界经济的百年格局%
(二)全球局势的不稳定冲击世界政治的百年格局
世界政治格局是指“国际社会一段时间之内很稳定的、国家间的力量对比”⑺。
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取决于国家间经济力量的对比,并受世界局势的影响。
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到来使得国家之间发展呈现不平衡、不稳定、不断变化的状态,并作为离心力冲击着世界政治格局。
回顾过去百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维也纳体系”,开启了“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殖民主义统治,开启了以美苏两极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开始了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下,世界政治格局能否形成第四次变化,民族国家是否能在这种变化冲击中实现独立和经济的自主发展?进一步说,国际社会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是否能用政治协商的手段取代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此外,大变局是否会开启国别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上问题我们无从得知,亦无法对人类未来做准确判断,但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偏转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一是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优势的发达国家希望借助大变局带来机遇巩固其主导地位,比如美国。
目前世界政治格局是一超多强,美国希望抓牢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
众所周知,美国于20世纪初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世界政治格局的主导权。
大变局的产生,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群体崛起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特朗普政府甚至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在国际社会频繁“毁约”和“退群”,逐渐从一个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转为单边主义、地区民族主义和逆全球化支持者,这对于世界各国是一个挑战。
占据世界政治格局主导的美国,只享受世界政治格局带来的便利,却将变局带来的风险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换言之,美国的权益是美国人的权益,它所声称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并不是普世的,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因而并不能代表人类发展的潮流。
毫无疑问,世界大国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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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大变局之后的政治考量无疑将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一股离散力量,不仅松动了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给大变局带来更多潜在的风险。
二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让国际社会对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格局有了新的期待。
大变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机遇,尤其是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在完成民族独立之后,依托科学和技术革命,不仅摆脱了相对贫困的局面,而且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以往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局面正在改变,但受制于不平衡的国际政治影响依然很难摆脱从属地位。
这就使得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合理、均衡的国际秩序和分工体系。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无形之中冲击着不平等的世界政治格局,成为一种可以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张力。
比如南非实现民族独立后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业,国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不仅成为金砖五国之一,而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的治理、国际相关议题的讨论,逐渐摆脱相对贫困的发展局面,进而在国际事务中扩大了话语权。
三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给封闭性的世界政治格局带来冲击。
受益于大变局带来的发展机遇,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区域性市场走向融合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给外向型国家带来巨大机遇。
这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借助于货物贸易、港口服务和金融衍生品等使第三产业得到质性发展,一跃成为新兴市场国家。
但世界政治格局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消极作用依然存在,间接抑制了新兴市场国家发展。
地区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有效遏制了商品、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出现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关税壁垒、技术壁垒的出现阻碍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抑制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这必然引起这些国家的反对,从而为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一股张力。
(三)文化的交流互鉴重构全球文明的百年格局
随着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论是文化交流广度还是深度都得到长足发展,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地球村。
按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国家必然在文明上寻求支撑”⑻,经济的发展使得世界文化交流与互鉴变得越来越频繁,因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宗教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东西文化之间的冲突等。
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寄望于谋求文化主导权以维护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倡导“文化的普世价值”“文明优越论”等拒斥、贬损其他文化,削弱其他国家的文明话语权,于无形之中动摇着全球文明的百年根基。
此外,后发国家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全球文化的互学互鉴带来更多可能性和文化机遇。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⑼,每一种不同的文化都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存在价值,都有学习和交流的长处。
各国文明在互学互鉴中,秉承求同存异的原则,用“共同价值”替代“普世价值”,既避免了“文化帝国主义”*⑼的消极影响,又抑制了“种族歧视”“文明冲突论”的泛滥,有助于实现对全球文明的重构。
世界文明的相互借鉴应是彼此尊重,各国文明之间也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更不会以经济发展快慢的标准衡量文明的先进性。
各国各民族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在开放程度上是包容的,因而在互学互鉴中才可能是相互增益,这才是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带来的进步作用。
世界文明互鉴打破了文化霸权国家对文明话语权的垄断,冲破了文明歧视、文明冲突和文明优越的偏见,点破了大国零和博弈在文化上的虚伪性。
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上的互学互鉴成为重构世界文化格局的一种交流方式。
(四)风险共担铸就人类社会的百年格局
如果我们把“局”看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那么变局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的趋势或者已经变得不稳定,而影响人类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都来自社会风险。
数据通信、生物信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的交往和视野。
借助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人类的认知达到了更高水平,比如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以前认为恐怖主义多是由于宗教引起的,通过数据分析后,确认恐怖主义更多来源于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认识将逐渐摆脱现象的影响,回归对事物的本质理解。
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又使得这些风险问题深度化和复杂化。
地区性的民族问题因为各方势力的介入上升为全球安全问题;地区性的疾病因为传播源的扩散恶化成全球疫情;局部性的战争扩张、难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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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越发严重,并由此引发人道主义讨论、教育问题等等。
总之,各国各地区已无法独自承担来自社会的风险,必须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担来自社会的责任,抵抗来自社会的风险,铸就人类社会格局向更加开放、合理和共享的方向发展%
以往人类社会的格局具有封闭性的特征,各个国家在发展、保护和治理过程中积累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经验,但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这些治理经验很难在国家间交流和传播,比如军事反恐、科技和医学合作、科研交流等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些在科技、经济等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在整个人类社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随着社会风险逐渐加大,整个人类社会突破了对封闭性格局的依赖,走向开放与合作,开始重塑人类社会的百年格局%所以,人类社会百年格局的演化是大变局影响的结果,理应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之一%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和时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丰富的内涵,因而只能从宏观的角度抓住大变局的核心意义,而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质性定义%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比以往的任何一个百年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还要广%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把大变局既当成机遇又看成挑战,才能在“历史性交汇”⑴)之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纠正的三种错误认识
当前人们在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出现了三种错误的倾向: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实现“权力转移”;二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只是对世界局势的研判;三是以国家经济实力衡量应对大变局的承载力%(—)(权力转移”是—伪命题
一种观点认为,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产生使得世界的权力转向了东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
他们既对西方霸权的衰落充满担忧又对新崛起的国家存在忌惮,于是在中国问题上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观点%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有其历史源流。
奥根斯基(anski)和杰西克•古格勒(Jacek Gulger)是最早提出“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g)的专家,他们认为国际体系不是一个静态发展的过程,而是随着国家权力与增长率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2+%崛起的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竞争,霸权国是国际秩序体系的主导,因而二者之间的对抗使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发生重新排列与组合%尔后,“权力转移理论”经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人发展成为“霸权主义衰弱论”%最终,在“大国权力转移与新旧国际体系替代平行交叉”⑴)的局面下,西方人使用“发达国家”代替“霸权主义”,模糊意识形态性,片面截取“新崛起国家将对发达国家产生冲击”的观点,再结合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制造新的“中国威胁论”%“权力转移”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进入21世纪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和掌控世界的能力正在持续下降,世界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出现了“东升西降”*1")现象,加上来自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世界的权力由西方开始向东方转移%为了佐证这个观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使用GDP这项数据来说明%据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数据,美国2019年的GDP排名世界第一,但GDP的年增长率仅为2.2%,仅比发达经济体平均值高0.5%'中国GDP排名第二,GDP年增长率为6.1%,为全球第一增速%此外,进入世界GDP前十的发展中国家有印度和巴西,分列第七位和第八位①%通过这些数据的对比,我们走入了一个误区,得出一个伪命题:亚太国家的整体性崛起和美国经济的衰退将导致世界权力的转移%
这个命题首先指出了美国“和平衰落”的经济趋势,但在这项数据面板上并未详细说明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的原因以及是否会存在促使美国经济高涨的再生动力%如果仅从一项经济的核心数据判断美国对世界的权力将会发生转移,并不具备说服力%从近些年世界经济发展走势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确实面临诸多发展难题和挑战,但就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而言,依然表现出强劲态势,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