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焦虑中西二元神话与二元悲剧——评李庆本《中西美学的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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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书评·
摘要：本文运用历时观察的方法，分析了中国文化界面对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而做出的三种反应，分别为主张西化，反对西化而固守传统，和西方文化
本土化，发现这三种反应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界对
西方强势科学和技术的焦虑，从而提出了不太切
合实际的中国文化发展模式。

而李庆本教授提出
的跨文化研究模式是在平等对待两种文化基础
上，深入研究其内在发展规律，发现它们之间的共
同之处，以及各自的特点，而非哪一文化被同化或
者被移植。

这种文化模式尤其在民粹主义时代具
有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研究；二元对立；文化焦虑
作者张飞龙（中国，1972－），文学博士，格
但斯克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

研究方
向为中西文学比较、文化研究。

一个世纪的焦虑：中西二元神话与二
元悲剧张飞龙
2019年第2期（第3卷）批评理论No.22019（Vol.3）近年来，李庆本教授致力于中华文化
的跨文化阐释及其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
重要成果，2018年又在剑桥学术出版社
出版了《中西美学的跨文化研究》一书，标
志着他对上述问题的突破性进展。

本书
中，李教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讨论了
中西美学的共通性，从而回答了全球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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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龙：一个世纪的焦虑
文化/文学的影响、中西文化能否对话、如何对话的问题，以此回应了当下学界又重新出现的中国文化西化和中西文化二元对立论的思潮。

在西方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本著作提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策略，有助于中华
文化向外传播。

自洋务运动，中国首先对西方科技进步感到震惊，进而对西方科技产生兴趣，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正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但是，当时文化界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却有不同的看法，主张西化的有之，反对西化的有之，主张西方文化中国化的亦有之。

后两种观点与第一种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的两个文化实体，因此“西方的花朵必不适应中国的土地”，因此要么将之移除，要么对之进行改良。

这些观点的背后隐藏的是对西方文化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持续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

乃至今日，这种文化焦虑也并没有消失。

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虽然民族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民族文化的身份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但是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学说仍然还发挥着一定的影响。

表面上来看，它似乎并不排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技术，比较成熟的管理经验，但是从深层的角度来说，由于它过度担忧技术交流会导致民族文化身份的丧失，故实质上却是抵制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就此而论，李教授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复。

他说：“中国不必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

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亦不一定导致民族文化身份的丧失，它抑或能为民族文化身份建立提供外部条件。

”1〇
那些激进的希望全面西化的观点同样反映了一些学者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身份如何建构的焦虑。

从洋务运动的失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虽然建立新中国，但是面对西方强势的文化和具有蛊惑性的普世价值，一些学者并没有进行深层反思，也没有进行实践和学术话语的清理，而直接主张运用西方的文化代替。

如果说他们是冒进的，倒不如说在中国转型时期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路径的迷惘，因此为它能否承担民族身份现代化建
1〇Qingben Li,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8.p V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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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历史重任而感到焦虑，所以干脆直接用西方民主制度、法制制度、教育制度、管理制度、宗教信仰代替中国现行的制度和价值体系。

我们不必急于质疑它们的可行性，就这种观点本身而论，它就是焦虑的表现。

李教授把文化分为表象和内核两个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中表层的东西或许可以现代化，可以接受替代品，但是文化的内核部分则必须同外来文化进行交流，逐步吸收外来文明，逐渐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而经过这个过程之后的内核继续承担了塑造新的民族、社区和自我意识的重任。

正是这种由内核部分所构造的新文化身份，“身份也为本土知识和自我意识、社区意识以及民族意识提供全球性的意义解释，而这些因素必定在全球化语境下可以相互交流。

因此，根本没有必要为了现代化建构而反对或者放弃我们的文化传统。

”2〇在文化保守主义者来看，学习西化文化可能会动摇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在激进主义者看来，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合现代中国。

但是在李教授看来，不管哪种情形引发的焦虑，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们忽略了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自我更新能力，而正是这种自我更新能力，才使得我们的中华文化传统绵
延不息。

文学研究领域，中西文学“二元论”观念同样存在。

早在上世纪初期，中西文学二元论已经颇为流行。

一百多年来，这种观念虽然从主流舞台退出，但仍然时隐时现，并没有完全消失。

最为显性的是，文学学科分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这种学科分类进一步加深了文学中西二元论的对立，结果造成两部分从业人群的相互轻视，甚至相互攻讦。

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美国家也是大抵如此。

尽管其他民族文学被纳入国别研究的范畴，这种对立似乎减缓了，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从图书市场的数据，我们就会一目了然了。

当前，世界各地本土文学备受青睐而外国文学则被忽视，已经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

但是消除本土文学和外国文学间的对立则是学界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在中国学界，消除中西文学二元论，加强中西文学间的对话，不是召开几次学术研讨会就能达到目的的，而是要建立文学、文化领域的跨文化批评理论·学术书评
1〇Qingben Li,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8.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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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龙：一个世纪的焦虑
沟通机制。

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再多的国际会议也只能沦为各说各话的平台，
根本达不到双方沟通的目的1〇，起不到讲述中国故事的作用，更不能向世界
传达中国的文化思想。

是故，本人认为李教授倡导的跨文化阐释的研究范式
是沟通中西的一个恰切的方式，它是从内部关照西方文化，而非从外围隔靴
搔痒。

正如李教授所言，为了达到沟通中西的目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
个多维度的跨文化研究范式以关照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重新思
考中国与西方，最终以此替代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所倡导的二元
对立模式”。

2〇
为解构中西文学“二元论”，提出中西文学的可沟通性，使中国文学积极加入中西文学对话是李教授大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针对主张中国文学与西
方文学在不同文学观念下产生的民族文学类别的观点，李教授早在以前就
有充分关注。

他认为自己创立的跨文化阐释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

“在采
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们的学术前辈像严复、梁启
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
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

我们怎么对外讲中国的仁、义、All Rights Reserved.
恕这样的文化核心价值?蔡元培在1919年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指
出：‘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

自由之谓也。

古者盖谓之义。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
等之谓也。

古者盖谓之恕。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亲爱之
谓也。

古者盖谓之仁。

’蔡元培的这种以自由释义、以平等释恕、以博爱释仁，
不见得非常确切，当然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这种方法无疑会易于外国
人的接受”。

3〇而在本书，李教授则通过具体研究《赵氏孤儿》《山居秋暝》等经
典作品，以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性本恶”美学意义的现代阐释，进一步
证明跨文化阐释本身在中西文化、文学对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提供
了中西文学对话的基本点，而且也是中西文学对话的桥梁。

从研究方法上来
看，文学的跨文化阐释重点关注的是，同一主题或同一文学现象在两种及两
种以上文化语境内不同的关照方法和不同的关照结果。

当然，在不同阐释的
背后一定蕴藏着某种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哲学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文
1〇Wanning Sun,Jenny Chio,Mapping Media in China:Region,Province,Locality,Routledge,2012,p19.
2〇Qingben Li,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8.p13.
3〇李庆本：《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人民日报》，2008年6月19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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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机制，而探索和发现这种深层的文学机制，会帮助我们加深彼此的理解。

在论述跨文化阐释的基本方法时，李教授也曾对这个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

针对过去把阐释看成文学阅读和探窥文学“真实”手段的问题，李教授认为“现代阐释学却认为，阐释本身就是本体。

这种看法很值得我们研究。

而所谓跨文化阐释就是用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本来解释、补充或替换原来的文化、语言、文本。

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它需要将词和意义分离，然后跨越意义进入另一种语言，进行重新组合。

在这个过程中，意义肯定会发生变迁。

问题是，任何词语都是与其他词语发生关联的时候才有意义，这就构成了意义的不可确定性，也为解释预留了空间。

对意义的解释不仅由作者和文本决定，同时也由读者决定。

所以意义的变迁是解释的内在机制，属于正常现象。

”1
〇
李教授著作的价值在于，它试图用具体案例分析以解构中西文化二元论，说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也在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强调中西文化对话的积极作用。

他曾在序言中写道：“儒家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恰恰相反。

”2〇而儒家学说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外来文化冲撞之后发生的，它既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着自身的价值体系，最终使它适应中国的需要，也符合世界的需要。

这就是中华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原因。

因此，抛弃文化传统而主张西化的观点似乎有待商榷。

可能由于谦虚之故，作者并没有更多论及该方法的实践意义。

但是本人认为，单纯从理论建构的层面理解本书的价值，似乎还不够。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一直背负着一个原罪，即在实现人类终极目标的路径上，强调和合精神的中国文化与强调理性分析的西方现代文化存在着分歧。

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中国文化就会被拿出来，用显微镜检视一番。

近年来，在欧洲、美国出现的反中民粹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

他们武断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就是集权的，不民主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民粹主义思潮已由语言层批评理论·学术书评
1〇同上页③。

而在文化层面，这种民粹主义则
表现为试图建立排他的文化机制，比如放弃多元文化主义，回归白人至上主
义。

从具体文化实践上看，中国文化宣传受到欧美国家的抵制，就是其中非
常重要的具体事例。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要融入新的世界体系，必然要从经济、文化两个层面开始入手，与世界对话。

经济的对话是通过“一带一路”实现
的，而文化上的对话主要是通过孔子学院实现的。

而且，这些年来中国文化
参与世界对话的模式也仅仅是模仿欧美国家已经、正在使用的方式。

比如，
欧洲国家早在19世纪已经派出传教士从事文化宣传，20世纪英国又在世
界各地建立英国文化委员会，推广英语。

而美国也是通过好莱坞向世界宣
传，德国则通过歌德学院向世界讲述德国故事。

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时代，这
些国家的文化机构并没有受到多少质疑，然而中国文化的待遇则完全不同。

站在中国立场，这是中国文化的“原罪”，但是这种原罪不是中国人自己造成
的，而是西方中心主义强加给中国的。

一是19世纪产生的中西文化“二元论”又重新出现了。

二是，全盘西
方化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无论主张全盘西方化，还是主张坚守中国文化传
统，都是与多元文化主义相背离的，更是与全球化的趋势相背离的。

坚守中
国文化传统，不仅在理论上不具可操作性，而在实践中也是非常危险的，很
可能掉入另一种民粹主义的泥沼。

上述两种文化态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对话
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既然是相异的、对立的，就没有对话的可能性；既然中国
文化传统需要西化，就没有对话的必要。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中国越来越不被西方理解。

其中西方傲慢和偏见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中国文化界的焦虑和迷惘也加重了中西之间的隔阂。

总
之，是中西二元对立的神话造成了二元悲剧。

这时，李教授的做法倒有点像
利玛窦，既然中国不接受天主教，那么他就用中国文化阐释它；而李教授面
对的问题是，既然西方不理解中国，那么他就用中国和西方所共同的话题去
探讨，这就架设了一道桥梁。

他认为“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得以提出，是因为它
1〇Bart Bonikowski,“Three Lessons of Contemporary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all/Winter2016)Volume xxiii,Issu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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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林非凡可能是替代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想的另一种选择。

”
1〇因此，在这个民粹主义横行的时代，我衷心希望“这部著作能发挥帮助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的作用，从而被越来越多的西方
读者理解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