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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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唐人街
两千多年来,屡经改朝换代,盛衰交替,但海上丝路始终没有中断,即使在战乱和禁海期间,中国与暹罗的交往,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流寓暹罗的华人,在大城时代的末年(即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广东潮汕人的数量开始超过福建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从原来以贸易为主,伸延到种植甘蔗、胡椒、养猪及开采矿产等领域。
常言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
为了互相照应,华人大多选择扎堆居住,抱团取暖。
于是,就有了“唐人街”(华人聚居区)的形成。
其实并不限于华人,在暹罗的日本人、欧洲人、印度人,都有各自的聚居点。
华人的聚居点,最初集中在都城、港口一带,后来渐渐向四乡八镇扩展,几乎处处都有华人的足迹。
在暹罗华人中,有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就是明嘉靖年间,在南澳一带赫赫有名的海盗林道乾。
林道乾是广东澄海县人,年轻时在潮州府做过小吏,后来经商,因参与海上走私,违犯朝廷的禁海令,受到官军镇压,他索性扯旗聚众,公开对抗。
嘉靖四十五年(1566),林道乾率战船50余艘,自南澳岛攻打诏安,为都督俞大猷所败,退往台湾。
隆庆元年(1568),他又率海盗围攻澄海,偷营劫寨,屡屡得手,声势复炽,震动四方。
其后他接受朝廷招安,但做惯了海盗,终不能安份守纪。
万历元年(1573),官军准备把他彻底剿灭,根除后患,林道乾率众逃到柬埔寨。
大明官府追捕甚急,林道乾又潜回潮州,挖出以前埋藏的金银财宝,招募数百潮人,乘月黑风高之夜,扯帆出海,逃往暹罗。
林道乾到了暹国后,改名为林悟梁,信奉伊斯兰教,又与暹王歃血为盟。
但他的行藏还是被大明官府侦获,要求暹方合兵夹击。
林道乾又再逃往北大年,在北大年港东北的迦斯村定居,因协助北大年王抵御外侮有功,被招为驸马,官封“海丞”(港口关税官员),把海滨的一块地方划给他管理。
林道乾于是招募华人,在他管理的地方网耕罟耨,伐木建房,垦荒造田,疏浚导流,开辟道路,修筑海港。
大年港甚至被称为“道乾港”。
追随林道乾逃往暹罗的两千多潮州和台湾人,都在当地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枝附叶连,蔓蔓日茂。
不久,北大年便成了规模最大的“唐人街”。
林道乾逃走后,留在家中的母亲日夜思念,积忧成疾。
林道乾的妹林慈贞决意到暹罗寻兄,发誓若不能把兄长带回家,宁愿客死异邦。
她从澄海家乡出发,远涉重洋,一路打听兄长下落,千辛万苦,才寻到北大年,但随行的九人全部病故,长埋在北大年海岸边。
人们种了九株松树纪念,如今当地仍有“九松”的地名。
泰国的潮州会馆
林道乾与妹妹相见,固然欣喜,但自知身为朝廷重犯,回去只是死路一条,而且自己在北大年备受尊崇,好吃好住,为什么要回乡受罪呢?正所谓“一日离家一日深,恰似孤鸟入寒林”,到如今已不能回头了。
所以任妹妹舌敝唇焦,苦苦相劝,他就是不肯答应。
最后妹妹绝望了,在林道乾监工兴建的一座清真寺外,自缢身亡。
相传林慈贞临死前发了毒咒,诅咒哥哥监工的清真寺永远不能完成。
后来这座清真寺果然屡遭雷劈,不断有工人伤亡,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
而林道乾在北大年铸造大炮时,亦因发生意外被炸死。
人们说这是上天对他不孝的惩罚。
据泰国《北大年编年史》记载:如今在泰国国防部门前陈列的一尊“北大年女王号”大炮,就是林道乾当年铸造的。
与林道乾相反,林慈贞的孝行,深获当地华人嘉许,尊其为“贞女”,在北大年为她修筑了一座“灵慈圣宫”(俗称“林姑娘庙”)。
不仅华人,连泰国人、马来人及当地土著,都把林慈贞姑娘奉为圣母,每年泰历三月十五日均举行林姑娘雕像游行盛会。
林姑娘庙也被誉为“泰国华人第一圣庙”。
曼谷王朝拉玛四世(1804—1868年在位)曾御驾亲临祭拜,并御赐留言。
1976年9月8日泰王蒲美蓬、王后诗丽吉和诗琳通公主殿下、朱拉蓬公主殿下也曾到林姑娘庙,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并御赐题词。
北大年
曼谷以北80多千米,三条河流的交汇处,有一座都城,始建于1350年,由于交通便利,商业非常发达。
所谓奶街(也有译作乃该),并非专卖奶品的街道,而是泰语的译音,实为一条河流的名字。
河水平流缓进,波澜不兴,汇入朝披耶河,可通舟楫,可收渔获。
华人沿河岸搭吊脚楼而居,以做小买卖维生。
日子一长,小河两岸便渐成乡井,渐成市廛。
有学者考证,“奶街”可能是潮州话“内街”的发音。
但根据泰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奶街这个华人的生活区,规模颇为巨大,从中国门的桥脚,至奶街门桥脚,整片区域都是华人集中的大市场,当地人称作“新市场”。
沿马路两旁,华人的房屋鳞次栉比,商铺门连户接,有经营中国瓷器、铜器、银器、餐具、白金等,有卖糖、酒、茶的,有卖各种漆器、竹器、果蔬、干货、家具、农具的,有卖鸡、鸭、鹅、鱼、虾、蟹、猪肉的,还有专卖从中国运来的丝绸、各式工具、铁器的。
货物五花八门,庶盛繁缛。
街道上熙来攘往,骈肩迭迹。
讨价还价的声音,食店里碗碟相碰的声音,各种手艺人叫卖的声音,顽童的
喧闹,女人的吵骂,此起彼伏,嘈闹聒杂。
离奶街不远的三马区,又是一个华人聚居区,范围从奶街桥脚至华沙拉帕区城角。
华人把家乡的传统习俗带来了,每年从正月初八拜星法会,到正月十五闹元宵,这里都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准备祭祀物品,扶老携幼,赶往寺庙听和尚讲经说法,领取寺庙派发的糯米饭和绿豆糖水。
暹罗的老乡村
街里有多家华人经营的制饼厂和糕点厂,米粉芝麻糕、豆粉糕、四方糕、糯米豆芽咸辣糕、油脂糕,远近驰名,逢年过节,生意最兴旺了,整条街都香气弥漫,门口总是站着延颈举踵的顾客。
街区内还有众多的家具店、水桶店、缸瓦店、铁器店。
各种小贩也挑着担子,沿街叫卖。
欢声笑语在街内流动,那些良宵美景,人也怡怡,市也熙熙。
另一个华人聚居区是帕南车寺一带。
该寺建于1324年,历史相当久远,甚至比都城还老,位于都城的东南方,巴塞河与湄南河交汇处。
梵宇临水,溟涨阶前,水木之气,相激而生风。
每年的泼水节,这里都要举行浴佛礼和巡烛礼,涂歌巷舞,万民欢腾;9月会举办施孤活动,
即在祭鬼神仪式后,向人群撒竹签,抢到竹签的人,可领取生果、糕点等祭品。
这种仪式,据说是来自中国的。
曼谷王朝拉玛一世(1782—1809年在位)时期编著的《北方编年史》中,记载了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说明这座寺庙与中国关系之深。
书中说,某个朝代的中国皇帝,有一名义女,名为赛朵玛公主,长大成人后,皇帝准备把她嫁给暹罗国王为王后。
暹罗王收到中国皇帝的来信,欢天喜地,亲自带领全体大臣乘坐帆船,浩浩荡荡前往中国,迎娶新娘。
途中经过一座寺庙,国王在庙内稍事休息,偶见一群蜜蜂聚集在横梁之上,便到佛像前祷告:若我的国家可以国泰民安,请蜜蜂将蜂蜜滴在我的龙船御座上吧。
他的祷告刚刚结束,蜜蜂便飞到船上,在国王的御座上滴下蜂蜜。
庙中的和尚也出来向国王道贺,为国王命名为“帕昭西南蓬国王”(“南蓬”在泰语为“蜂蜜”之意)。
国王到了中国,与赛朵玛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然后乘船回国。
暹罗国连日举行庆祝活动,150位僧侣在岸边恭迎国王和王后娘娘。
国王先行回宫,然后再派人到船上接王后回宫。
但王后新婚燕尔,自然希望国王亲自来接,因此不肯下船。
第二天,国王亲自上船,对王后开玩笑说:你如果不想下船,就在船上待几天吧。
王后听了很伤心,赌气不肯下船。
国王见劝不动她,只好自己下船走了。
王后待在船上,闷闷不乐,竟至郁纡而死。
国王闻讯,大为悲痛,没想到新婚夫妻耍花枪,竟至悲剧收场。
他在巴塞河边为王后修建了一座伽蓝,也就是后来的帕南车寺。
赛朵玛公主的故事,演义成分居多,但该寺与中国,却的确有密切的关系。
这座寺庙当地华人称为“三宝庙”,百年香火不绝。
原因是七下西洋的大明内官监太监郑和(小名三宝,与佛教的“三宝”同),曾经在该寺下榻,令当地华人倍感亲切与自豪。
暹罗的市集
明永乐六年(1408),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曾到大城访问时,以帕南车寺为行辕,受到阿瑜陀耶王室和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
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到了满剌加(今译马六甲),当时是暹罗的属国,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
永乐十一年(1413),郑和第四次下西洋,顺道访问了暹罗的洛坤府。
华人后来把帕南车寺改称为“三宝庙”,就是纪念
这位不惮劳顿、七下西洋的海上丝路使者。
人们往往以为泰国华人大多是广东、福建人,但在大城有一条米线街,却向后人透露了不同的信息。
米线是云南人对米粉的叫法,滇地民歌曰:“米线摊上最热闹,辣子酸醋加花椒。
一堆阿妹吃米线,嘴巴辣得吹哨哨。
”米线街是一个华人聚居区,出品的干米线与糕点、饼食都很有名。
当时有居住这里的华人,很可能有不少是从云南来的。
事实上,云南历史上确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难民潮”,明永历十三年(1659),南明永历皇帝被满清大军追逼,从腾越逃入缅甸。
张献忠旧部白文选、李定国率五万余兵马,在滇西抗清勤王,后来退入缅甸境内,与缅军发生冲突,一部分官兵逃入暹罗。
清顺治十八年(1661),在吴三桂的压迫下,缅王交出了永历皇帝和一众皇亲国戚。
而追随永历皇帝的1478名遗老遗少,顿时作鸟兽散,不少人也从缅甸仓皇逃入暹罗避难。
因此,暹罗有来自云南的侨民,是不奇怪的。
大城王朝时期,到底有多少华人在大城生活,由于缺乏严谨的统计,无法得出准确的数字,据一位西方学者估计,居住在大城及沿海地区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可能有10万之众,几乎全部是华人。
这个估计也许失之于夸大,而泰国学者估计,在1690年代,在大城的华人达到3000人,则可能比较接近事实。
1767年,当缅甸军队攻打大城时,国王命令福建籍的大臣銮阿沛披帕征召华人,参加保卫都城之战。
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两千多人的华人队伍,立时组成,车辚辚,马萧萧,开赴前线。
由此可知,当时在大城的华人数量,虽不至有10万之众,但亦相当可观。
华人的数量和多寡,从当地华人聚居区(唐人街)的盛衰,也可以判断出大概。
大城的华人商业,除了奶街区、三马区、帕南车寺等地外,坤拉空猜北空哒叻也是非常繁华。
店铺林立,经营的多是来自中国的土特产,沿街负菜挑瓜者,贩香售席者,卖鱼卖肉者,更是肩摩踵接,扰攘喧嚣,争相兜揽生意。
这边卖油甘橄榄的唱:“来呀买油甘橄榄啰,粒粒酥,粒粒香甜!”那边卖酥糖的小贩又唱:“酥酥香香,啯啯口曼口曼,个钱甲个丹,卖块阿奴食。
” 营营的市声,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中国的故乡。
叫卖调中的“丹”,是泰国货币一分
钱的单位,意思是一个中国铜板换一分钱暹币。
1984年,考古学家在大城遗址出土了一批中国铜币,并在泰国艺术厅公开展览,证实在大城时代,中国的货币也在当地流通。
沓刺佛寺也有一条华人街,沿街有16间两层的排屋,楼上住人,
楼下做商铺,街头是一间打铁铺和一间鞋店。
打铁铺的火炉终年不熄,叮叮当当的锻打声,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
沿街有一些制作红烟丝和烟斗的店铺,门口的招牌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走在街上,就像置身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某个小镇。
在暹罗的华人,还有部分是水上居民,过着浮家泛宅的生活。
在帕南车寺的附近,就有一个华人的水上聚居点。
回教堂附近的北空哒叻枯针街、枯迈隆北空哒叻街、本头公庙附近的北空越登哒叻,都有水上华人聚居。
埠头停泊着各式各样的木船、舢板,每到黄昏时节,炊烟四起,有如蜃气弥漫水面。
在坤拉空猜北空哒叻街尾有一座中国庙,逢年过节、初一十五,人们都会到庙里上炷香,拜拜神,祈求神灵保佑,多赚几个钱,早日返归,买田、起厝、做功德。
华人非常重视祭祖,对于离乡背井的人来说,祭祖先、拜鬼神,有一层缅怀先人开族之劳,创业之苦,以表饮水思源,慎终追远之意,是对宗族血脉的传承与兴旺的一种期望。
暹罗的水上市场
华人把中国的习俗带到了暹罗,在当地生根发芽,无论是方言、节俗、饮食、戏剧等,都在华人聚居区得到较好的保留与传承,同时他们又受暹罗文化的影响,从中吸收养分。
在漫长的岁月里,两地文
化相互融摄,参而伍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引人入胜的一章。
泰人古时并没有祭祖的习俗,后来受到华人影响,也渐渐开始有了。
而华人也接受了许多泰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宗教方面,暹罗是信奉南传小乘佛教的国家,中国大多是北传大乘佛教。
华人到了暹罗,也乐于皈依,接受小乘佛教的教义与仪式。
暹罗人死后以火葬为主,极少土葬,因为在泰人的风俗中,只有死于非命的人才会掩埋尸体。
很多华人也入乡随俗,死后选择火葬,把骨灰埋葬在佛寺附近,而不再是像他们的先人在中国时那样,营建规模宏大的墓茔。
有些出生在中泰混血家庭中的小孩,也不再蓄辫子,而且还学泰族儿童的样子,出家为僧一段时间,为父母积德。
南宋时,随着朝廷南迁,百戏杂技、梨园歌舞广泛流传于南方。
在潮州凤塘古墓出土的明宣德七年(1432)手抄剧本《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就是宋元南戏《刘文龙》在潮州的明代演出本;揭阳渔湖也出土过明嘉靖年间的手写剧本《蔡伯皆》,也是南戏《琵琶记》在潮州的演出本。
这些戏曲又随着过番华人,漂洋过海,来到了异国他邦。
在暹罗的华人聚居区,每逢举行祭神、酬神仪式,或重大的节日、庆典,都会舞龙、舞狮,演皮影戏、木偶戏,请戏班唱戏,其俗例一如故乡,但对华人来说,笛里番腔,街头戏鼓,山中岁月,海上心情,锣鼓铙钹声中,多了一层慰藉乡情的意蕴。
一位泰国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年的唐人街景象:“道路两旁到处都是庙宇,这里有唐人的商店、木匠、木器店和唐人修车店,不论是属于哪个行当的店铺,其店主大多是华人……道路的另一边则是闹市区,这儿有华人的当铺,中式和泰式餐饮……此外,还有华人的药店、酒店。
然而,更多的则是华人经营的赌馆,在其旁边通常是些戏院和茶馆之类的场所,而这些场所也都是华人经营的。
”
戏剧是华暹民众都喜爱的娱乐。
有些华人戏院的老板,就是暹罗的王公贵族。
暹罗的古典戏剧,也糅入了不少中国文化的元素,像大城、吞武里、曼谷王朝的国王都曾参与创作的歌舞剧《拉玛坚》,一共有八个不同版本,其中一些版本就有来自《西游记》和《封神榜演
义》里的故事。
这些故事最初肯定是流传于唐人聚居区的街头巷尾,然后被《拉玛坚》的编剧所撷取。
华人的戏棚
1602年,随荷兰船到北大年的英国人史密斯亲见华人聚居区上演大戏,他写道:“华人富商合献其服装鲜明之戏班,于街头建台,公开表演古剧。
此类表演,其特点在优伶行头之刺绣华丽,在彼辈歌喉之响遏行云,而尤其在不绝之击大铜钹而盖以科白。
”
当时泰人称中国戏剧为“NGIU”(优),潮州戏叫“优白戏”。
1687年法国驻大城王朝的使臣拉鲁贝尔在日记中,记述了中国“优”在当地受到的欢迎,他说不仅华人爱看,即使是在大城的西洋人也爱看,尽管听不懂他们唱什么。
在曼谷王朝拉玛一世时期,宫廷上演暹罗古典著名剧目《伊瑙》时,还在剧中穿插一些潮剧片断。
由此可见,杂耍、舞蹈、木偶戏、戏曲,这些在华人聚居区流行的娱乐玩艺,也能登上大雅之堂,从华人的酬神戏台,走进了暹罗社会,走进了王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