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敦煌艺术与学术先辈大师史苇湘、欧阳琳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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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敦煌艺术与学术先辈大师史苇湘、欧阳琳伉俪
神圣的使命执着的企求——纪念敦煌艺术与学术先
辈大师史苇湘、欧阳琳伉俪
敦煌研究院马德2017-3-20 (一)
史苇湘先生与欧阳琳先生在兰州家中敦煌研究院的老辈专
家史苇湘、欧阳琳伉俪,先后于2000、2016年的岁首,扔下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敦煌事业而撒手人寰。作为后学,缅怀二位老人的丰功伟绩,追忆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和受到的教诲,思念之情久久不能释怀。
1956年9月,史苇湘、欧阳琳在修画稿
1943开学不久,被后世誉为国画大师的张大千先生带着他和弟子们在敦煌两年零七个月的石窟壁画临本,在成都举办“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大千从四川艺专借调了部分学生进行了短暂培训后充实为展览的讲解员,史、欧二位有幸参与,这就让他们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也为他们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史苇湘后来说:“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可以比拟,当时我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临抚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那些大幅壁画临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对我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
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所以两个人在艺专毕业后谁也没有犹豫,直接奔赴敦煌。
欧阳先生是1947年按期毕业后先到敦煌,史先生则是因为1944年参加远征军奔赴中缅抗日前线,一年后回学校于1948年完成学业直奔敦煌的。共同执着追求和神圣使命,成就了他们共同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让他们为敦煌、为艺术、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也为后来的学子艺匠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2017年3月20日,史苇湘、欧阳琳两位先生的骨灰安放在莫高窟前今逢丁酉清明前夕,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为史、欧二老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之际,在之前撰写的有关纪念文章的基础上,草拟此文,以志纪念。
(二)我是1978年10月在赴敦煌工作途中与史先生相识的,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敦煌人。史老师作为老一辈的敦煌研究专家,在为人、治学方面所表现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给我在学业上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永远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开拓进取。
1955年,史苇湘先生在莫高窟第285窟临摹壁画
史苇湘老师1924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青少年时代一直在求学,十八岁开始学习绘画艺术。1948年8月,24岁的史苇湘,怀着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炽热之情,践行与欧阳琳的约定,来到远在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他一生执
着追求的敦煌艺术事业。50多年来,他将自己融入大海的历史长河之中,融入敦煌石窟之中;将对敦煌的炽热的感情化为研究工作中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这些感觉驱使下的崇高的敬业精神。他将全部的经历投入到敦煌文物保护、敦煌壁画临摹、敦煌石窟内容的调查、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等工作,以及在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和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期间,对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的建设和敦煌学术队伍的建设等事业中,一个人做了几个人的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为敦煌事业默默地奉献了一生。共临摹壁画300余幅,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及各类画册、图录、资料辑录、论文集共10多种。
先生的论文是在他去世后,根据生前的意见,选编为《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于2002年出版;2012年又编辑出版《陇上学人文存·史苇湘卷》。
史苇湘先生的部分著作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分保护、研究和弘扬三大块。文物保护工作是每一位敦煌工作者的责任,不管从事何种专业,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只要在莫高窟工作,都要自觉担负起石窟文物保护的责任。史苇湘先生从1948年到莫高窟起,更是以文物保护为己任,与敦煌研究院同仁一道,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下,主动承担起的文物保护的重任。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时期,全
国各地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敦煌石窟在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完好无损。当然,这里面饱含着敦煌研究院广大干部群众的辛劳与酸楚。史老师曾多次回忆当年的情景:
当一批批“红卫兵”怀揣“红宝书”,高举“破四旧”的大旗来到莫高窟时,史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带他们进洞,给他们讲述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盗窃文物,并和他们一起朗诵伟大导师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正是这种滑稽而幽默的方式,制止愚昧无知的行为,一部分本来要“破四旧”的红卫兵还自觉地成为文物保护的宣传员和保护者,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敦煌石窟文物。史老师的工作,除了与大家共同承担的文物保护以外,主要分壁画临摹、资料整理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
史老师成就敦煌事业的基础也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壁画临摹、雄厚的文史功底和对敦煌资料的熟悉。
史苇湘先生与段文杰先生(左)在莫高窟前合影史苇湘先生是学油画出身,但他到敦煌后一直从事壁画临摹工作,工作间隙也从事一些创作。他的作品,富有时代气息,1956年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曾获得二等奖。但他对壁画临摹非常投入和执著,他和段文杰、李其琼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被公认为一流水平,多次发表和在国内外展出,受到美术界极高的
评价;史先生是以壁画临摹作为敦煌艺术与历史研究的起点,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壁画、认识艺术,通过壁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等四个方面,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壁画临摹方法和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贡献非凡。先生曾几次对笔者提出学习绘画技术与理论的建议,但我天生愚钝,身上没有艺术细胞,不仅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且也是很自然地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步。
1999年,姜伯勤(右)、马德(左)看望病中的史苇湘先生恩师姜伯勤教授多次对笔者说过,如果史老师现在去画画,那一定会创作出了不起的惊世和传世名作!姜老师的话无疑也是科学的判断。遗憾的是,史老师晚年潜心于理论研究工作,直到逝世,也没有能够再操起他心爱的画笔。1999年11月底,笔者又一次陪姜老师去看望病中的史老师。当时史老师已因中风失语达半年之久,住在长女史敦宇家中。他曾几次挥动着尚能活动的左臂,指着墙上挂的史敦宇同志临摹的画,似乎是运足全身的力气,反复说道:“画画!画画……”今天,回顾史老师一生以绘画、临摹壁画为基础的艺术和学术成就,对他老人家一生那样钟爱的事业的心情,也就不难理解了。史老师非常钟情于读书,博览群书,通晓中外,纵古横今,又智力过人,记忆超凡,随口即能说出古今中外从人类起源、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文艺复兴、西方艺术哲学,从柏拉图到康德,从黑格尔到贡不里希;三皇五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