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山西票号的衰败之路以及对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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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下
总第 259 期 dio： 10. 3969 / j. issn. 1004 － 8146. 2012. 2. 025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财政金融
探析山西票号的衰败之路以及对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启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王诗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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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票号的兴衰史
山西平遥，自古以来人多地少，交通十分便利，是商业重镇。 山西 票号商最初是由颜料商，绸缎商，茶叶商改组而成。 道光 三 年 （ 1823 年） 在平遥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诞生了，使由一家李姓颜 料 商 改组 而来。 （ 一） 山西票号在当时的辉煌发展与自身的金融创新是分不开的 。 山西票号的创新之处有如下几点： 1. 创新了汇兑业务，结束了几千年以来的镖运方式 在票号产生之前，我国虽然已经有类似于汇票的票据的流通，但是 终究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套汇兑体制，因此镖运仍然是异地运款的主要方 式。山西票号成立之后，为汇款者提供了异地存款的方式，既安全又便 捷。在经营汇兑业务的过程中，山西票号发展了多种方式和工具来办理 汇兑业务，如由最初的票汇、 信汇发展到电汇业务，由顺汇 发 展 到逆 汇，即期与远期相结合，一步步丰富了汇兑业务 。 山西票号在发展过程 中还把存放款业务与汇兑业务相结合，从而解决了汇兑业务资金的需 求，这也成为了现在银行业的雏形 。山西票号在经营过程中费城重视诚 ，“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建立了密押核对、 认票不认人和汇 信和信誉 ，充实资本金等措施，增强了汇 差结算等管理制度，以及预提 “护本 ” 票的经营能力，并提高了收益，增强了票号的发展后劲。 2. 诚信卓越，也正是因为诚信才使汇兑业务得以实现，并不断扩大 业务规模 如汇兑官款，在这项 汇 兑 业 务 中，票号承兑京饷、 协 饷、 海 防 经 、“四国借款 ” 等。 除此之 费、铁路经费、 赈款、 庚子赔款、 河工经费 外，票号还经营存贷款业务 。 秦省如在 《山西票号在今昔经 济 上 的地 位》 中写道 “票号业务其最有利益者有二： 一为官金存款，一为官吏贷 ” 此外，票号还为商户调拨资金，代办捐项和印结，从中收取汇费。 款。 从山西票号的业务可以看出，其资金雄厚、信誉卓著、规模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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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设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金融网络 帮” 一起被称为山西票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巅峰。 以得以辉煌发展的根本 中，有以下几个重点原因。 1. 与清政府的勾结，使山西票号从市场化走向了政府化 。 督抚来往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趋，虽调任亦与之同行”
三、总结
山西票号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的辉煌，它在创造了一个金融奇迹之 后的衰败引起我们的深思。这里有社会大经济环境的原因，有山西票号 内部产权不明晰的原因，也有当时官商勾结的原因 。 从山西票号的发展 历史中，我们不但应该总结山西票号走向失败的原因，更重要的以历史 而鉴现实，汲取山西票号兴衰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兰 ， 《清代山西票号的激励机制及其对当代银行监管的启 ，2003 年第 24 卷第 1 期 示》 ［ 2］ 任谦 ，《晋商的衰败》 ，孝感学院学报，2006 年 1 月第 26 卷第
二、对监管体制的启示和思考
山西票号的兴衰史，可以给当代的金融体系以一些启示 。 1. 我国的监管系统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从行为监管转向动机 监管 “所谓行为监管，是指传统的合规性监管方式，其监管的对象是银 行的具体行为，监管方式主要是比率监管，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 ” 从这 风险不断增加的当代银行业，行为监管的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 。 “所谓动机监管，是 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山西票号的动机监管方式 指通过引导代理人的行为动机，使该动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实现有效
摘要： 山西票号被称为我国金融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然而，却在蓬勃发展了 100 年以后在清末迅速衰败。 山西票号的兴衰 史，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激励机制，也给我们带来了当时监管体系的不足，以指引我国当代监管体系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山西票号 激励机制 产权明晰 法律体系
晋商从明朝初期到清末在商界活跃了 500 多年，足迹遍布国内各地 及东南亚，欧洲等地，资本雄厚，经营项目广泛，创造了山西票号这个 中国金融业的百年辉煌。晋商以他们的诚信和创新思维将山西票号推向 。 著名人 中国金融业的顶峰，开创了 “近代银行业中汇票制度的先河 ” ： “几不知吾国银行极盛之时，英美德法诸国尚 口学家马寅初撰文写道 ” 属蒙昧时代，几不知银行为何物也 。尝考吾国银行业发轫于山西。 然而，这样一个兴旺全国的商业票号在清末最终衰于战乱 。 如此规 模影响巨大的金融实体就这样迅速的衰败，到底是怎样的制度环境条件 改变了山西票号的命运，值得深思。本文将从我国监管职能缺陷的角度 探究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从而得出我国当代监管体系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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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担越来越多的 赔款，而且用于战争的军费也不断增加 。 但是，当时大量的鸦片和洋货 输入中国，社会经济萧条，关税自主权被列强剥夺，财政亏空。 在这样 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以以捐纳 、 捐输这些变相的卖官、 摊 派来解决财政危机。并且让山西票号承办筹拨汇兑京饷 、 军政费用等本 属于国家财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 这也使得晋商有了行贿纳礼、 结交权 贵的可乘之机。因此，晋商成为清政府的工具，晋商的命运也完全与清 王朝绑在一起。随着清政府的衰败，山西票号也就必然衰落。 2. 山西票号内部的激励机制产权不明 激励机制应该使组织中的每一个经济行为体产权明晰，只有这样才 能为组织中成员提供足够的约束和利益 。 人身顶股制是票号初期财东为 了激励员工所建立的制度，但是，这种经营机制存在弊端： 入银股的票 号资本家对票号承担无限责任，而经营者的股票 只 是 身 股，不 承 担 责 任。这种情形违反了组织行为学中 “责任与权利必须相等 ” 的组合原 则，而且随着经营者的身股增加，产权趋于模糊。据统计，到 20 世纪初 期，各票号身股数普遍超过了银股数。 这样就导致了主权界定的问题。 经营者与财东对资本盈利共享，风险却不共担。 这样，经营者会去选择 风险大收益达的业务来为自己谋利同时又不用担心自己的损失 。 这就导 致了票号内部组织出现无效率，阻碍了票号的发展和创新，最终走上了 衰败之路。 3. 过分依赖信誉，不注重风险的防范，由于晋文化中的 “安分守 己” 的纯朴民风，山西票号在初期从选择经营者到判断员工是否可以入 身股均以诚信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放款时，也多以信誉为依据， 没有适当的防范措施。而当后来社会时局变化，很多票号的信誉不复存 在，但票号主确没有认识到这点，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在大量放宽无法 收回的情况下，仍然超负荷经营，导致票号最终陷入困境 。 票号经营初 期的主要利润来源是汇兑收入，后来由于放宽利润丰厚，在 19 世纪 90 年代，票号改变谨慎的经营原则，迅速业务规模，形成了房款规模大大 。 于此同时，使用 超过存款的局面，甚至动用作为抵御风险的 “护本 ” 信用房款贷给商人、官吏及个人，不采取任何保障措施，造成了许多呆 死账。到了后期，为政府借垫公款成为主要的房款业务，过多的依附于 政府，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当清政府垮台，巨额的借款无法回收，导 致大多数票号无力偿付挤兑而倒闭 。 除了上面详细论述了几个原因以外，还有很多原因也直接或间接导 致了山西票号的衰败，如当时战事频繁，时局不稳的大环境； 如当时外 国资本大举入侵； 如当时世界产业格局变化等原因 。 1期 ［ 3］ 刘鹏生，崔鸿雁，刘建生 ， 《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 ，商海明鉴 经济学分析》 ［ 4］ 张亚 兰 ， 济 2004. 12 ［ 5］ 隋运生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 从山西票号的兴衰看我行的改 ，金融论坛，2002. 2 革和发展》 《山 西 票 号 的 兴 衰 与 金 融 协 调 》 ，中 国 合 作 经 ” 山西票号通过其 “自身股” 的激励模式，将财东和经营者还有 监管。 员工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产生的外部成为 专为内部成本，由于经营者不但不负责出自而且还能在其中分红，活着 的时候可以得到利益，身故则留给家人。 这种从动机监管出发的激励机 制使山西票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我国也应该不断发展分业监管模 式，比率监管等常规的监管已经不足以有效的监管我国当今的金融体 系，所以，必须加强动机监管。 2. 但是，山西票号到最后也走向了衰败，这与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勾 结和过分依靠信义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国的监管体制还应该进一步完 善我国的监管法律系体。在当代，也是由一些企业像山西票号当时一样 与政府交往过多，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采取寻租行为 。 因此，我国监 管体系应该加大监管力度，认真查处寻租行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 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山西票号过分依赖信义的角度，我国监管机 构应该进一步建立监管系统对市场内部的企业建立一定的保护制度，以 法律来约束一定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靠诚信。 3. 针对山西票号内部最后的产权不明晰的状态，我国监管机构应该 建立明确的产权明晰制度，最大限度的使个人努力与收益以及所担负的 责任具有正相关性。因此，目前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应首先形成规范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总经理之间的权 利、责任和利益，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加强内部约束机制： 使股东会为 公司的权力机构； 董事会受股东会的信任托管、 掌握公司重大事务的决 策权和对经营者的任免权； 董事会委托总经理，总经理在董事会的授权 下行使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管理的权利； 监事会受股东会的委托负责监 督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活动并接受股东会的监督。
从 1823 年到 1906 年的不到一百年间，平遥共设票号 22 家，形成了 ，在全国共设立了 400 多个分号，遍布 77 个城镇。 票号业的 “平遥帮” 这些分号形成了平布全国的金融网络，平遥票 号也因此成为 “汇通天 下” 的山西票号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平遥附近的祁县和太古县的一些 ，并 与 “平 遥 商号也改行经营 票 号，被 称为 “祁县帮 ” 和 “太 古 帮 ” 4. 山西票号中的激励机制是其管理制度的核心，也是山西票号之所 ，特点是身股与银股并 山西票号的核心激励机制，就是 “身股制 ” 重。陆国香在 《山西票号之今昔》 中写道 “人力股系晋商特别习惯，俗 称顶身股，资本家出 钱，劳 动 者 出 力，均 有 股 份，一 经 获 利，平 等 分 ” 陈其 配，以是经理伙友，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盛衰为切己之厉害。 田在 《山西票庄考略》 中有 “票庄用分红制度笼络人心…… 这种办法甚 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 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 ” 这种激励机制类似于现代分配给雇员股票和 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 “票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财东为银股，出力者 股票期权的做法 为身股 （ 也称人力股或顶身股） 。 票号的财东不参与票号的经济决策， 全权由掌柜负责，财东出资设立票号，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人坐掌柜， 有权运用资金，调配人员，经营业务。 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结果，就一 些重大决策请示财东，同时取得应得的红利，由财东视其业绩决定去 留。这种分红制度，在把职工的利益和票号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大 大降低了顶身股人员的风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 二） 山西票号有着这样的创新和先进的激励机制，却在清末迅速 衰败，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笔者认为在众多导致山西票号 衰 败的原 因
早在满清政权进入北京之前，晋商由于对其 “龙兴之地 ” 的东北以 及内蒙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卓越的贡献，而受到努尔哈赤等金政权贵族 的青睐。在北京成为清王朝的都成之后，在清朝统一，平叛叛军以及发 展边界贸易中，晋商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山西王登库、 靳良玉、 范永 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 “八大商人 ” 也被誉为 “皇商” 。较大之票号，都有朝廷权贵重臣作其后台。如 “蔚成长交好庆 亲王，百顺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诚信交好粤海关监督 某氏。另说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 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 振贝子和赵舒翅等。 票庄经理与
总第 259 期 dio： 10. 3969 / j. issn. 1004 － 8146. 2012. 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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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山西票号的衰败之路以及对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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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票号的兴衰史
山西平遥，自古以来人多地少，交通十分便利，是商业重镇。 山西 票号商最初是由颜料商，绸缎商，茶叶商改组而成。 道光 三 年 （ 1823 年） 在平遥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诞生了，使由一家李姓颜 料 商 改组 而来。 （ 一） 山西票号在当时的辉煌发展与自身的金融创新是分不开的 。 山西票号的创新之处有如下几点： 1. 创新了汇兑业务，结束了几千年以来的镖运方式 在票号产生之前，我国虽然已经有类似于汇票的票据的流通，但是 终究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套汇兑体制，因此镖运仍然是异地运款的主要方 式。山西票号成立之后，为汇款者提供了异地存款的方式，既安全又便 捷。在经营汇兑业务的过程中，山西票号发展了多种方式和工具来办理 汇兑业务，如由最初的票汇、 信汇发展到电汇业务，由顺汇 发 展 到逆 汇，即期与远期相结合，一步步丰富了汇兑业务 。 山西票号在发展过程 中还把存放款业务与汇兑业务相结合，从而解决了汇兑业务资金的需 求，这也成为了现在银行业的雏形 。山西票号在经营过程中费城重视诚 ，“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建立了密押核对、 认票不认人和汇 信和信誉 ，充实资本金等措施，增强了汇 差结算等管理制度，以及预提 “护本 ” 票的经营能力，并提高了收益，增强了票号的发展后劲。 2. 诚信卓越，也正是因为诚信才使汇兑业务得以实现，并不断扩大 业务规模 如汇兑官款，在这项 汇 兑 业 务 中，票号承兑京饷、 协 饷、 海 防 经 、“四国借款 ” 等。 除此之 费、铁路经费、 赈款、 庚子赔款、 河工经费 外，票号还经营存贷款业务 。 秦省如在 《山西票号在今昔经 济 上 的地 位》 中写道 “票号业务其最有利益者有二： 一为官金存款，一为官吏贷 ” 此外，票号还为商户调拨资金，代办捐项和印结，从中收取汇费。 款。 从山西票号的业务可以看出，其资金雄厚、信誉卓著、规模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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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山西票号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的辉煌，它在创造了一个金融奇迹之 后的衰败引起我们的深思。这里有社会大经济环境的原因，有山西票号 内部产权不明晰的原因，也有当时官商勾结的原因 。 从山西票号的发展 历史中，我们不但应该总结山西票号走向失败的原因，更重要的以历史 而鉴现实，汲取山西票号兴衰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兰 ， 《清代山西票号的激励机制及其对当代银行监管的启 ，2003 年第 24 卷第 1 期 示》 ［ 2］ 任谦 ，《晋商的衰败》 ，孝感学院学报，2006 年 1 月第 26 卷第
二、对监管体制的启示和思考
山西票号的兴衰史，可以给当代的金融体系以一些启示 。 1. 我国的监管系统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从行为监管转向动机 监管 “所谓行为监管，是指传统的合规性监管方式，其监管的对象是银 行的具体行为，监管方式主要是比率监管，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 ” 从这 风险不断增加的当代银行业，行为监管的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 。 “所谓动机监管，是 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山西票号的动机监管方式 指通过引导代理人的行为动机，使该动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实现有效
摘要： 山西票号被称为我国金融史上最辉煌的一页，然而，却在蓬勃发展了 100 年以后在清末迅速衰败。 山西票号的兴衰 史，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激励机制，也给我们带来了当时监管体系的不足，以指引我国当代监管体系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山西票号 激励机制 产权明晰 法律体系
晋商从明朝初期到清末在商界活跃了 500 多年，足迹遍布国内各地 及东南亚，欧洲等地，资本雄厚，经营项目广泛，创造了山西票号这个 中国金融业的百年辉煌。晋商以他们的诚信和创新思维将山西票号推向 。 著名人 中国金融业的顶峰，开创了 “近代银行业中汇票制度的先河 ” ： “几不知吾国银行极盛之时，英美德法诸国尚 口学家马寅初撰文写道 ” 属蒙昧时代，几不知银行为何物也 。尝考吾国银行业发轫于山西。 然而，这样一个兴旺全国的商业票号在清末最终衰于战乱 。 如此规 模影响巨大的金融实体就这样迅速的衰败，到底是怎样的制度环境条件 改变了山西票号的命运，值得深思。本文将从我国监管职能缺陷的角度 探究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从而得出我国当代监管体系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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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担越来越多的 赔款，而且用于战争的军费也不断增加 。 但是，当时大量的鸦片和洋货 输入中国，社会经济萧条，关税自主权被列强剥夺，财政亏空。 在这样 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以以捐纳 、 捐输这些变相的卖官、 摊 派来解决财政危机。并且让山西票号承办筹拨汇兑京饷 、 军政费用等本 属于国家财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 这也使得晋商有了行贿纳礼、 结交权 贵的可乘之机。因此，晋商成为清政府的工具，晋商的命运也完全与清 王朝绑在一起。随着清政府的衰败，山西票号也就必然衰落。 2. 山西票号内部的激励机制产权不明 激励机制应该使组织中的每一个经济行为体产权明晰，只有这样才 能为组织中成员提供足够的约束和利益 。 人身顶股制是票号初期财东为 了激励员工所建立的制度，但是，这种经营机制存在弊端： 入银股的票 号资本家对票号承担无限责任，而经营者的股票 只 是 身 股，不 承 担 责 任。这种情形违反了组织行为学中 “责任与权利必须相等 ” 的组合原 则，而且随着经营者的身股增加，产权趋于模糊。据统计，到 20 世纪初 期，各票号身股数普遍超过了银股数。 这样就导致了主权界定的问题。 经营者与财东对资本盈利共享，风险却不共担。 这样，经营者会去选择 风险大收益达的业务来为自己谋利同时又不用担心自己的损失 。 这就导 致了票号内部组织出现无效率，阻碍了票号的发展和创新，最终走上了 衰败之路。 3. 过分依赖信誉，不注重风险的防范，由于晋文化中的 “安分守 己” 的纯朴民风，山西票号在初期从选择经营者到判断员工是否可以入 身股均以诚信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放款时，也多以信誉为依据， 没有适当的防范措施。而当后来社会时局变化，很多票号的信誉不复存 在，但票号主确没有认识到这点，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在大量放宽无法 收回的情况下，仍然超负荷经营，导致票号最终陷入困境 。 票号经营初 期的主要利润来源是汇兑收入，后来由于放宽利润丰厚，在 19 世纪 90 年代，票号改变谨慎的经营原则，迅速业务规模，形成了房款规模大大 。 于此同时，使用 超过存款的局面，甚至动用作为抵御风险的 “护本 ” 信用房款贷给商人、官吏及个人，不采取任何保障措施，造成了许多呆 死账。到了后期，为政府借垫公款成为主要的房款业务，过多的依附于 政府，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当清政府垮台，巨额的借款无法回收，导 致大多数票号无力偿付挤兑而倒闭 。 除了上面详细论述了几个原因以外，还有很多原因也直接或间接导 致了山西票号的衰败，如当时战事频繁，时局不稳的大环境； 如当时外 国资本大举入侵； 如当时世界产业格局变化等原因 。 1期 ［ 3］ 刘鹏生，崔鸿雁，刘建生 ， 《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 ，商海明鉴 经济学分析》 ［ 4］ 张亚 兰 ， 济 2004. 12 ［ 5］ 隋运生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 从山西票号的兴衰看我行的改 ，金融论坛，2002. 2 革和发展》 《山 西 票 号 的 兴 衰 与 金 融 协 调 》 ，中 国 合 作 经 ” 山西票号通过其 “自身股” 的激励模式，将财东和经营者还有 监管。 员工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产生的外部成为 专为内部成本，由于经营者不但不负责出自而且还能在其中分红，活着 的时候可以得到利益，身故则留给家人。 这种从动机监管出发的激励机 制使山西票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我国也应该不断发展分业监管模 式，比率监管等常规的监管已经不足以有效的监管我国当今的金融体 系，所以，必须加强动机监管。 2. 但是，山西票号到最后也走向了衰败，这与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勾 结和过分依靠信义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国的监管体制还应该进一步完 善我国的监管法律系体。在当代，也是由一些企业像山西票号当时一样 与政府交往过多，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采取寻租行为 。 因此，我国监 管体系应该加大监管力度，认真查处寻租行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 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山西票号过分依赖信义的角度，我国监管机 构应该进一步建立监管系统对市场内部的企业建立一定的保护制度，以 法律来约束一定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靠诚信。 3. 针对山西票号内部最后的产权不明晰的状态，我国监管机构应该 建立明确的产权明晰制度，最大限度的使个人努力与收益以及所担负的 责任具有正相关性。因此，目前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应首先形成规范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总经理之间的权 利、责任和利益，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加强内部约束机制： 使股东会为 公司的权力机构； 董事会受股东会的信任托管、 掌握公司重大事务的决 策权和对经营者的任免权； 董事会委托总经理，总经理在董事会的授权 下行使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管理的权利； 监事会受股东会的委托负责监 督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活动并接受股东会的监督。
从 1823 年到 1906 年的不到一百年间，平遥共设票号 22 家，形成了 ，在全国共设立了 400 多个分号，遍布 77 个城镇。 票号业的 “平遥帮” 这些分号形成了平布全国的金融网络，平遥票 号也因此成为 “汇通天 下” 的山西票号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平遥附近的祁县和太古县的一些 ，并 与 “平 遥 商号也改行经营 票 号，被 称为 “祁县帮 ” 和 “太 古 帮 ” 4. 山西票号中的激励机制是其管理制度的核心，也是山西票号之所 ，特点是身股与银股并 山西票号的核心激励机制，就是 “身股制 ” 重。陆国香在 《山西票号之今昔》 中写道 “人力股系晋商特别习惯，俗 称顶身股，资本家出 钱，劳 动 者 出 力，均 有 股 份，一 经 获 利，平 等 分 ” 陈其 配，以是经理伙友，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盛衰为切己之厉害。 田在 《山西票庄考略》 中有 “票庄用分红制度笼络人心…… 这种办法甚 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 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 ” 这种激励机制类似于现代分配给雇员股票和 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 “票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财东为银股，出力者 股票期权的做法 为身股 （ 也称人力股或顶身股） 。 票号的财东不参与票号的经济决策， 全权由掌柜负责，财东出资设立票号，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人坐掌柜， 有权运用资金，调配人员，经营业务。 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结果，就一 些重大决策请示财东，同时取得应得的红利，由财东视其业绩决定去 留。这种分红制度，在把职工的利益和票号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大 大降低了顶身股人员的风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 二） 山西票号有着这样的创新和先进的激励机制，却在清末迅速 衰败，原因值得我们探究。 笔者认为在众多导致山西票号 衰 败的原 因
早在满清政权进入北京之前，晋商由于对其 “龙兴之地 ” 的东北以 及内蒙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卓越的贡献，而受到努尔哈赤等金政权贵族 的青睐。在北京成为清王朝的都成之后，在清朝统一，平叛叛军以及发 展边界贸易中，晋商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山西王登库、 靳良玉、 范永 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 “八大商人 ” 也被誉为 “皇商” 。较大之票号，都有朝廷权贵重臣作其后台。如 “蔚成长交好庆 亲王，百顺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诚信交好粤海关监督 某氏。另说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 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 振贝子和赵舒翅等。 票庄经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