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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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历史论文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

文王干马

明朝万历年间的《汾州府志》描述：“（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然而，正因为“人多耕织少”，却意外地促成了平遥乃至整个山西的转型。平遥人仅仅以颜料、干果、茶叶、丝绸等杂货便敢行走各地，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走西口”。这让山西商贩遍布全国各地，而“晋商”的名头也由此而来。到了明‘代，得益于朝廷实行的“开中制”与“开中折色”这一经济政策，晋商迅速崛起，成为明清商人中的重要势力。平遥也因此受益匪浅，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理位置颇为看重，常驻扎重兵于此。有兵就有需求，所以商业竟成了平遥的立身之本。

当市场在日益发展与扩大，平遥与外部的’接触更为紧密，其所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甚至足及海内外。这直接导致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长途贸易意味着它的贸易周期比较长，其利润回款的周期也相应比较长，那么，面临如此长的回款周期，就必然要提出相应的、严格的信誉要求；另一方面，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生意买卖或者长途贩运，让异地结算成了市场主流。

但要命的是，清朝中后期，在权力的贪婪和压迫之下，农民起义开始此起彼伏，加上灾荒不断，连年歉收，社会变得极不安定，商贾镖银屡遭抢劫一一如何让外地的银子能稳妥地落入自己的口袋，或者自己的银子能安全地抵达外地，显然成了一个很重要也很普遍的社会问题。人民对钱轻的渴望，也变得尤其急迫。

雷履泰开创票号

在被李大全收归到门下之后，雷履泰很快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先后被委

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正是在京城一任上，他经常会遇到同乡找他帮忙捎送银两。这些同乡把自己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想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现。不过他们也觉得，老是这样麻烦人家也不成，得给人家点“服务费”。这让雷履泰敏锐地感觉到，专营汇兑是一门大生意。而且，汇和兑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还可以拿存进来的资金去做放贷生意，又可以额外赚到一笔钱。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意味着雷履泰开创票号，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的仓促之举。他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建立在对钱轻的预判的基础之上。

在和东家李大全协商之后，雷履泰决定利用西裕成分号分布广，有着比较完善的渠道资源的优势，带领西裕成全面转型做银两汇兑生意，并提出用自家的纸票作为汇兑凭证，纸票就叫银票，新号就叫票号。票号就此走进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了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

雷履泰在1849年去世时．法国人在上海如愿以偿获得了自己的第一块租界，中国正从封建社会逐渐陷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催境遇之中。这也意味着，票号在风光多年之后，得面对模样逐渐改变的世界。但这些已经与他无关了。如果说他在创办票号的过程中还有什么重要失误的话，那就是在1826年，他将自己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一毛鸿翙给硬生生地逼成了自己的对手。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有一次，他生了场病，就连休养也一度住在票号内，这让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的处境犹如“丫鬟带钥匙一一当家不做主”。后来，毛鸿翙只好私下建议财东李箴视，请他回家休养。李箴视是好心，也不知毛鸿翙另有想法，遂如此这般地劝说雷履泰。没多久，李箴视前往探视，便发现雷履泰在给各地分号写信件，内容是命令它们暂停营业，准备撤庄。这让李箴视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的意思是，“字号是你开的，但分庄是我安的，

你现在要用新人，我只好全部撤回来，好交盘给你”。吓得李箴视身为东家，却屈尊下跪。接下来的数天，李箴视还每日送上一桌上等酒席，并赠白银50两作为生活费，这才将他请回来。

然而，毛鸿翙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不长了。就在雷履泰回来的前一天夜里，给东家留了封信后，愤然离开了日升昌，投靠了日升昌东隔壁的蔚泰厚布庄。这个布庄是介休财东侯培余所开。因为距离很近，侯培余早从曰升昌的身上看到了经营票号的前景光明，正愁没有人才。没几年，毛鸿翔就在侯培余的支持下，一手创办了“蔚字五联号”。

日后，他们之间的恩怨依旧不曾停息。也许正是雷履泰为自己制造的麻烦，改变了日升昌一家独大的局面，让市场上多了竞争。鼎盛之时，平遥城里竟然就有票号22家。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次斗法，你会发现在整个斗法过程中，作为大掌柜的雷履泰的表现都是很强势的。这无疑改变了打工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固有形象。一方面，它跟日升昌离不了雷履泰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跟票号的权力划分有关。

在票号的权力划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分离的。尽管李氏家族拥有日升昌的产权，但是在经营上，则是掌柜全权负责。甚至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这种两权分离，让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有了互相制衡，而不是完全听命于所有者。正是如此，雷履泰在日升昌中有着独一无二的话语权。不过，对于财东来说，充当“甩手掌柜”并不意味着完全甩手，它实际上是黄老思想中“无为而治”的体现。财东不仅对本号负无限责任，而且对扩充业务、赏罚号内人员和红利分配具有裁定之权。而

且，当企业经营失败，经济上遭遇损失时，财东要负全部责任一一可以说，正是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架构模式，给票号注入了极大的活力。直到进入20世纪，票号面临着生死存亡，这种权力架构依旧不曾突破。

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升昌的新一任财东李五典，三十出头，正年富力强之时，内心里颇不甘心当“甩手掌柜”。在大掌柜张兴邦病危之时，请他举荐后任掌柜人选。张曾建议，如果要想日升昌继续发展，就请选用邱泰基和尹光铎；如果想求得平稳运行，则可运用郭树炳、梁怀文。出于自己易于驾驭的目的，李五典选择了后一种方案。结果自然能想象，除了李五典经常性的指手画脚，李氏家族的其他财东也经常上号随意支取银两，而郭树炳却听之任之，致使号内人心涣散。梁怀文在多次劝阻无效之后，只得辞职回家，等到日升昌在1913年因事危急之时，方才重新出山力挽狂澜。只是，此时的日升昌，在一番折腾之后．再也恢复不了往日的元气。

票号的治理

对票号来说，仅靠两权分离，还不足以让其可持续发展。事实上，票号在发展过程之中，也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这里有顶身股的设置。所谓的顶身股，即人力股。它和银股一起，构成了票号的股份。“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它的设置，是票号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看上去，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很是相似。日升昌在初创时，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的身股皆为一分，亦即一股，相当于银股1.2万两白银。到后期张兴邦任大掌柜时，身股顶到一分三厘，相当于1.56万两白银。而介休侯培余，在毛鸿翙投奔到自己手下时，为了表示对他的另眼相看，给他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叉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他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