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

浅谈山西票号

摘要：百年前山西曾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金融核心地位？为什么票号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反思。重新审视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也让我们不由地忆起那些曾经的辉煌，那些曾经属于晋商的辉煌。

正文：我们都知道商业繁荣的地方，往往也会成为金融业繁荣的地方，例如当今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不是商业繁荣之地。而山西之所以在近代逐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决定性的因素是晋商的崛起。

商通天下——纵横四海的晋商足迹

我们都知道商业繁荣的地方，往往也会成为金融业繁荣的地方，例如当今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不是商业繁荣之地。而山西之所以在近代逐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决定性的因素是晋商的崛起。关于晋商在明清的崛起，很多学者都分析了地理方面的原因。的确，从商业角度来看，山西的地理位置是特殊的，正如《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提到的“自古以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在明清期间，山西是一个陆路贸易的枢纽，这一时期，活跃在“茶马之路”（中国对北亚和欧洲贸易的陆上通道）上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

也有人从地理的角度做出另外的解释：地瘠民贫才迫使山西人弃农从商，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走西口”的故事，但是仅仅生存环境的恶劣并不是催生一个商帮崛起的充分条件，笔者认为晋商坚守诚信的品质、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才真正构筑了历久弥坚的晋商魂。试想，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能够打破祖祖辈辈守土安贫的信条，走出家乡甚至走出国门开拓出数万里之遥的艰难商路，那期间要经历怎样的惊心动魄，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是无法体会了。山西商人的艰苦创业使这个群体的商业视野变得前所未有之大，他们的经商足迹南到香港、加尔各答，北至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等地，东达大阪、神户、横滨、仁川等地，向西延伸到阿拉伯国家，甚至远涉欧洲。所以过去晋商自我调侃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晋商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勇于开拓之外，还和山西金融业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往往是山西商人经营到哪里，山西的货币资本就跟到哪里，而且经常是同一个东家既开商号又拥有账局（进行资金贷放的机构）。进入19世纪之后，票号终于从商人资本中分离出来，从此开启了晋商辉煌的新时代。

汇通天下——黄土地走出的金融家

多数人认为道光初年（约1823年前后）设立的“日昇昌”是票号鼻祖。据说这第一家票号的成立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在北京开设商铺，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需要给在山西老家的总号送回银两，以往由镖局运现银，成本高也并不安全。于是，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率先开始以拨兑的方式承办捎银两事宜，商户只需要将现银交到西裕成的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而商户持信件就可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当然，颜料庄也会适当收取一部分汇费。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红火，年终一算账，兼营的副业——汇兑的收益竟然超过了主营的颜料生意！掌柜和东家一合计，干脆就专营汇兑业务，于是“日昇昌”票号成立了，它标志着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始形成，以此为分水岭，山西商人开始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异军突起！

很快，其他的山西商人也敏感地捕捉到了商机，于是也纷纷成立票号，到鸦片战争前期，山西票号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商人增加了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票号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山西票号商人们在全国多个城市广设分号，足迹遍布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重要城市，几乎覆盖整个中国，甚至还有的票商将分号开到了香港。山西票号业的经营可谓蒸蒸日上，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山西的票号经营者们积极争取到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使票号经营有了更为稳健的基础，至此，山西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票号业被时人评价为“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就连光绪皇帝在看到日昇昌票号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款项时都不禁赞叹道：“好个京都日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

天下——这个词语在闭塞的中国古代人（也包括部分闭塞的近代人）眼中其实主要是指华夏大地的领土而已，而从黄土地走出的金融家们却并没有将目光只集中在中国本土的金融市场上，他们心中的天下比皇帝的更大！随着晋商对外贸易的拓展，山西的金融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据考证，早在19世纪末就有票号在朝鲜设立代办所，开始经营国际汇兑。到20世纪初，合盛元银行的经营者上书朝廷要求在日本设立分号，他们言辞恳切地表达海外经营的初衷，大意是：中国商民到海外的越来越多，而国际汇兑却掌握在外资银行的手里，在海外的华商“因无本国银行，不免仰外人鼻息”，所以要保护中国商民的利益，同时也不能让“金融机关操之于人”；而且，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办银行，那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到外国去设立银行。于是，在获得官方批准后，1907年山西票商终于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我们注意到，这家分号在日本是以银行的名称注册的，所以，中国的第一家海外银行其实是由山西人设立的。后来，又有其他票号在南洋、新加坡、俄罗斯等地设立海外分号，而正当山西金融家们在海外征途上渐入佳境的时候，清政府垮台了，山西票号业也迅速地走向了衰败。

盛极转衰——山西为何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观点一：清亡票号亦亡

有人认为，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可以用“成亦萧何，败亦萧何”来形容。由于与清政府的关系绑得过于紧了，票号在资金上、业务上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甚至有的票号只办官款，而不屑于普通商民的业务。于是，很多票号与清王朝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由于对政治局势错误的判断硬把自己和腐朽的清政府拴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很多票号确实是在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很快就倒闭了，从时间上印证了“清亡票号亡”的判断。

观点二：外资银行入侵

当中国加入“WTO”时，对外承诺在5年内按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有人惊呼“狼来了”。其实，“狼”已经来过了，就在一百多年前。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登陆中国，之后列强的银行就纷至沓来。它们作为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代表，来到中国当然不是作慈善的，自然是为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而来。起初，外资银行的经营重点还只是集中在国际业务和外商业务上，随着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它们开始盯上了票号的存款和汇兑业务，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和雄厚的资本确实给票号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1896年《申报》曾发表评论：“西人在华设立银行，华人趋之若鹜……各票庄无不仰其鼻息……”

观点三：本土银行兴起

由于外资银行的迅速发展，本土金融人士提出了“兴银行”的呼吁。到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