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晋商的票号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浅谈晋商票号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P100210058 10级金融一班赵亚鹏近年来由于《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走西口》等文艺作品的影响，晋商，晋商票号半个多世纪后再此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这股热潮大多是一种人文渴求的自我满足，对晋商票号的研究应更多的还原其本。

晋商票号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首先山西晋中晋北地区自然条件较晋南地区恶劣，在以农业为根基的君主专制社会，晋中晋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滞后的。从北宋后期开始，晋中晋北地区世代务农的农民中就有人离开贫瘠的土地，到口外谋生。主要路线走出杀虎口到河套地区垦荒。短命的元朝连年的战乱，这些走西口的汉子中出现了运送粮草发了战争财的财团。之后开始涉足南北商贸物流，在尚处游牧的蒙古和富庶的华南地区的行商坐贾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为从事票号金融业打下了的基础。其次，人力资源从严格限制个人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世代在贫瘠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发现人挪活，经商致富是勤劳致富，应该受到尊重，于是自汉独尊儒术以来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被击碎，而且平起平坐。孩子只要可以计数写字，便被大人送进商号学徒。晋商上创造的“身股”制度，几乎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雏形。个人的才能和积极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挥，为票号的兴起积累的大量的的人才。最后，山西的地域文化为票号的发展提供的意识形态的保障。晋北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因德才超群，居菩萨之首，故称法王子。广泛的信众基础形成了崇德的社会风气。临汾洪洞是明初大

移民的出发地，“问我老家在何处，大槐树下老鹳窝”，使走南闯北的晋商更容易获得认同感。运城解州是关公故里，心同日月义同天，晋商以信义为纽带团结在一起。以信取利是所有晋商财团的理念，各个商贾集散地均有关公庙，比如丝路重镇甘肃兰州永登县红城镇现存一座山西商人出资兴建的关公庙。没有法制的君主专制社会，这些理念是涉足金融信用的重要保障。

晋商票号不仅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促进作业，而且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发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

一、改变了中国近代的金融流通方式

票号产生以前的资金流通，全靠镖局运现。每有战乱，常使金融阻塞。而票号产生以后的作用，则如1935年一份《钱业日报》载文《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所述：“所幸山西票庄，筚路蓝缕，以启荆棘，调查各地之市况，制定兑换之标准，虽市制复杂，银色相差，亦可使之彼此流转，互为交易，盖此种业务，在当时本为汇兑之便利计耳。殊不知金融流通，即以此而做基础，我恐今日中国之金融事业，于混沌杂乱中，尚能回转流通者，山西票庄之所为或以不无关系也。”

票号的号规是严格的。所有票号都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刻除名。这种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因犯事而被除名的伙计，其他商号都不得将其录用。也就是说违反

行规直接会断送此人的经商生涯。各个商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更具体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忌讳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送总号检查，并有总号转交。这种不近人情的规章制度带来的是票号的生意兴隆。这种治理结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为近代官商银行的设立提供了人才

山西票号曾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分号，每个分号都需要优秀的管理人才。在清政府开始设立官商银行时，这些票号的管理人员和一些票号股东中的优秀人才自然是银行管理人员的候选人。如盛宣怀在1897年筹组通商银行时，在一封信中提到“拟于通商大码头用洋人为总管，于内地各省会用晋人为总管。因内地分行，不能放账，仅能通汇票，或寓放账与汇票之中。……如果一时得不到许多汾，太好手，拟将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山西数省，专用西帮，仍悬通商银行招牌，而悉照西号办法。即请阁下速将函中所言之平遥巨手，代为延定。……如此人不能来，弟亦决计要用西帮，但访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

票号之所以能够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分红制度。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这样，掌柜和伙计就不用承担本金风险。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非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票号，对有重要影响或者创造巨大利润的人员，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即在其

去世后，票号依然会给与其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这种制度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员工的利益和票号的利益紧密联系，从而能能有效的激发工作热情。

由于山西票号在山西影响大，信誉佳，使人们对山西票号产生了信任感。袁世凯在天津开始银行学堂时，也“在山西招募学生六十名”赴津学习。

三、为开设官商银行提供了方法

就其性质来说，票号已经可以被看做是银行。清末成立官商银行时，票号经营汇兑，存放款等业务的方法给成立银行提供了现成的经验。诚如秦省如在1935年撰写的《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中说：“虽然银行之业务者，非自现代始，昔时已有之，不过比之现代银行，规模狭小，组织不完备而已。中国货币制度发达较早，司其流通汇兑者，当亦曾有金融机关存在。及至票号开设以来，汇兑，借贷，存款各业务，遂成为经营之专职。当时之金融业，票庄最占势力，由今顾夕，则山西票庄，诚银行之先导也。且银行设立之初，其组织固迥然有异，然规则习惯，犹有因袭票庄者也。”

票号自诞生起，就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经营管理制度，为票号的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一套独具特色，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构架，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大都起自其创始人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依据晋商以往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

日常经验和制度体系。

四、积累的丰富的金融商业文化

晋商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她继承并融汇了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验和自强创业的精神，在我国的商业金融思想史上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使得“晋商”这一由山西商人自始至终自发组织而形成的群体，汲取前人优秀的经商思想，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在明清时期迎来了商业资本的鼎盛时期，并且执全国商业资本牛耳达四百年。